编者简介：
海因里希·盖瑟尔伯格（Heinrich Geiselberger）， 1977 年生于德国魏布林根， 2006 年至今任苏尔坎普出版社编辑。
《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所包括的 15 位撰稿人有：阿尔君·阿帕杜莱、齐格蒙·鲍曼、多娜泰拉·德拉波尔塔、南茜·弗雷泽、伊娃·伊鲁兹、伊万·克拉斯特夫、布鲁诺·拉图尔、保罗·梅森、潘卡·米什拉、罗伯特·米希克、奥利弗·纳赫特威、塞萨尔·伦杜埃莱斯、沃尔夫冈·斯特里克、大卫·范雷布鲁克、齐泽克。
书籍摘录：
前言（节选）
海因里希·盖瑟尔伯格
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 2011 年
做这本书的念头最早出现在 2015 年的深秋，之后不久， 11 月 13 日发生了震动巴黎的系列恐怖袭击事件，那时候在德国，关于近百万难民涌入国境的讨论也愈加激烈起来。围绕这些事件展开的各种政治的、占卜的、推理的话语，形成了这样一种印象：就好像世界突然回落到好不容易才争取来并且费力维持着的标准之下。
在与恐怖主义和移民直接关联的语境中矗立着这样一个事实：国家政权已不复存在的区域，在全球范围内正日益扩大。叙利亚、阿富汗和伊拉克，是移民的三个主要来源国家—— 2016 年有大批来自这三国的人向德国提出避难申请，它们在非政府组织“和平基金会”（Fund for Peace）发布的 2016 年度“脆弱国家指数”（Fragile State Index）中都排名前列。如果说一个世纪以来，地图上的白人村镇一直在一点一点地变小，那么现在看来，势态就在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在谷歌地图的时代，这些地区在增长，而关于这些地区的古老预言开始应验——“此地有狮”（hic sunt leones）。
针对恐怖袭击和移民大潮的许多政治反应都在尝试重新适应一个模式，人们可以 “证券化”（Versicherheitlichung/securitization）和后民主的符号政治称之：对兴建围墙甚至在边界下令开枪的呼声日益高涨；法国总统宣布实施紧急状态，并声明国家已处于战争之中。无力以国家手段从根源上克服诸如移民、恐怖主义或不断增长的不平等的挑战，或制定长期策略来应对它，越来越我的政客把赌注放在国内的法律与秩序（Law and Order）上，并且承诺会让各自的国家再次“强大”起来。在财政紧缩时代，作为雇员、主权参与者（Mit-Souveräne）、学生或者公共基础设施的使用者，人们显然已不能再在这些角色中作为男/女公民而得到更多。政治运作的重心由此就转移到国家归属感的维度，转移到对给予保障与重建（假想的）往昔辉煌的承诺。
这一衰退征候的清单很容易延长：对于一种无政府式的、单方面的去全球化的向往，或者例如在法国、意大利和奥地利出现的认同运动（identitäre Bewegung）；不断增长的敌视外来者和反伊斯兰情绪；所谓仇视犯罪（Hasskriminalität）浪潮，当然还有罗德里戈·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或者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等威权煽动者的上台。
2015 年深秋，所有这些都已经伴随着公共话语的歇斯底里和残暴以及主流媒体某种特定的随波逐流而发生了。要是不使用“自然灾难”（Naturkatastrophe）和“传染病”（Epidemie）等类似的概念，人们似乎就无法谈论难民和移民的问题。没有了对沉着冷静和实用主义的吁求，不去对这些事件予以历史语境化，当然也不会随之对单一事件采取较为相对化的态度——取而代之的是，恐怖威胁和移民问题在德国被描画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需要注意，不是自德国重新统一以来）的最大挑战。无论在群众游行中还是在互联网上，突然流行起来的都是诸如“说谎报纸”（Lügenpresse）、“女总理的独裁”（Kanzlerinnendiktatur）和“国家告密者”(Volksverräter)这一类的字眼。
本书就是要在“大衰退”（die groβe Regression）的概念之下，对这些征候展开讨论。超越所有天真的进步信念（或许这是“大衰退”概念的应有之义），这一概念所要表达的是，应在不同的地区和领域建立外在于权力的制动效应（Sperrklinkeneffekte），否则我们就有可能会退化到“文明化”的某种既定标准之下了。而与此同时，这一概念还要进一步将另一个难以把握的现象考虑进去：这就是，关于全球化后果的阶段性争论，本身已退回到在近二十年前就已经达到的标准之下。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当选马上会使我们反复地记起曾经的两则预言性的忠告：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曾说， 21 世纪有可能会变成“威权主义的世纪”；还有就是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的著作《筑就我们的国家》（Stolz auf unser Land），在这本书中，他将全球化的后果（以及“文化左派”的角色）问题化了，并列举了一系列可能出现的倒退——“粗俗煽动者”上台，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增长，一个“奥威尔式的世界”（Orwellsche Welt）降临，被依赖者的反抗，“施虐狂”的回忆，对于妇女和社会少数群体的憎恨和歧视性话语。
在 1998 年问世的那本文集中，达伦多夫提出了上述他的这一展望，而那时正值第一波反思全球化的高潮。这些年来又出版了许多著作，人们读到了更多的说法，都可以作为对 2016 年系列事件的评论。维尔海姆·海特迈耶（Wilhelm Heitmeyer）早就警告过，要提防“一种威权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高压统治”和“狂暴的右翼民粹主义”。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预言，全球化会导致“社会的解体”，并且警告说，“保护主义的反弹”并非没有现实可能性的前景。
很多相应的评估都建立在某种“波兰尼式构造”（polanyische Mechanik）的第二次大转型之上。匈牙利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他 1944 年问世的经典著作《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中，描绘了 19 世纪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是怎样从较小型的、封建的、由农业塑造的且在政治、文化和制度上一体化的社会关联中解体的，这导致了一系列的伴生后果和反抗运动，直到经济被再度嵌入民族福利国家的层面中去。这种地理与社会的空间扩张式的发展现在又得以重复：资本主义把民族国家的边界抛在后面—各种各样的伴生后果和反抗运动也随之一起更新。人们只要想想 1998 年成立的“金融交易税收和公民援助联合会”（ATTAC，Association pour la Taxation des Transactions financière et l’Aide aux Citoyens）， 1999 年所谓的“西雅图之战”（Battle of Seattle）抗议活动， 2001 年左翼在巴西阿雷格里港（Porto Alegre）召开的第一届世界社会论坛，或是右翼方面，民粹主义抨击全球化的第一波成果： 1996 年美国共和党预选中，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s）令人惊讶的强力胜选（罗蒂和罗德里克都曾论及此事），或者约尔格·海德尔的奥地利自由党（Jörg Haiders FPÖ）在 1998 年奥地利的议会选举中获得第二高的选票。
把当时建议的各种解决方案概括起来—联系着波兰尼曾经描绘过的历史进程——就要求得到解放的经济再度嵌入全球的各个层面。通过跨国机构的建立，政治本应被要求能够寻求全球方案来解决全球问题；与此同时将会出现一种相应的精神状态——一种普世主义的“我们—情感”（Wir-Gefühl）。
尖酸的讽刺于此出现，即当时还只是初具轮廓的全球化危机，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全面成为现实——国际恐怖主义，气候变化，金融和货币危机，最后是大规模的移民浪潮——然而人们对这一切根本就没做好政治上的准备。而在主观方面，一种坚实的普世主义的“我们—情感”显然也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相反，我们在今天所经历的是在种族、国族、宗派等各方面的“我们/他们”区隔的复兴。“文化之争”的逻辑很快就在假想的“历史终结”之后替代了冷战年代的敌友划分模式。
如果说基于这一背景，在 2015 年深秋正蔓延开来的衰退已经进入到我们的视野的话，那么接下来的一系列事件——叙利亚的冲突，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尼斯恐怖袭击，德国另类选择党（AfD）的崛起，土耳其的未遂政变及其政治反应，特朗普的胜选，等等——都融汇成了一幅更加晦暗的图景。
到目前为止，我们主要谈论的都是全球化危机，本书中多篇文章都强调这一点，它关系到全球化的激进市场（marktradikale）形式，但我们同样应当说说新自由主义危机。就此而论，本书所辑入的文章应被理解为对如下问题的研究：在多少不同的方面——不妨稍加变化地引用恩斯特–沃尔夫冈·伯肯福德（Ernst-Wolfgang Böckenförde）的说法——新自由主义民主派是以他们自身已不复能保障的前提为生存条件的：提供某种意见多元主义的媒体，在其中人们可以体验到某种自我效用（Selbstwirksamkeit）的诸如工会、党派或协会等各种中间组织，能表达不同阶层的利益的真正的左翼政党，不会把教育简化为“人力资本”供给和死记硬背的填鸭式作业的教育系统。
或许，作为一种时代观察，“大衰退”就是全球化危机和新自由主义危机共同作用（zusammenwirken）的结果：由于对全球的相互依赖关系缺乏政治上的调节而产生的这些问题，遭遇到在制度和文化上都缺乏准备的社会。
本书希望承接上个世纪 90 年代关于全球化的讨论并加以延续扩展。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们在这里表达的是他们对这样一些紧迫问题的思考：我们怎样陷入了这一状况之中？五年、十年或二十年后，我们将站在哪里？我们如何才能够遏止全球衰退并从中恢复过来？它所涉及的是这样一种尝试，即面对民族主义的国际形式，在三个层面上建立某种跨国的公共空间：在各位撰稿人的层面上，在所研究的现象的层面上，在发行的层面上——本书将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时出版。
柏林， 2016 年 12 月
题图来自：publicdomainpictur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