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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夜报，夜到看报；夜饭吃饱，早点困觉”，这是当年流传在上海的一段顺口溜，流行到什么程度，即便小朋友都会念；一家人饭后争相传阅一张晚报；有些老人因为等不及，宁可放弃订阅，每天准时上报摊购买......类似有趣的现象,在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中被作为上海的一大特色来描写，可见《新民晚报》当年是如何的“吃价”。 “吃价”啥意思？“价”在这里，上海人读“ga”（弱声），如果说一样东西“吃价”，那这商品一定是有品位的，有档次的。当年，读《新民晚报》已经成为了上海人生活的一种习惯。 朱新昌老师的这幅画，相当形象地表现了夜报当年是如何“吃价”的，笔者现在回忆起来，估计这些“爷叔”们，都在争读“蔷薇花下”，自然是一边看，还要一边聊的了。 吾爹爹就一直保留着吃好夜饭，坐在沙发上看看“新民晚报”的习惯，勿看“夜报”，赛过精神上缺少点啥，好像没做这桩事体，觉也睏勿着了。 呒没“夜报”，就少了交关茶余饭后的话题，在他们这些老上海眼里，至今把“夜报”视为最可靠、最权威，勿看“夜报”，啥个事体侪勿晓得，连“牛皮”也吹勿出。 侬可能只听见过影迷、球迷等退票，没听见过“报迷”等“退报” ？在夜报最流行的辰光，假使侬没买着“夜报”，又老想看着当日个报纸，哪能办？侬夜饭吃好，大概六、七点钟，可以再去报摊看看，可能卖报老人还在，侬可以问声伊：“夜报”还有伐？ 如果等勿到“退报”哪能办？还有两个办法：一是去弄堂口个“夜报”张贴栏看，不过，相当吃力。一张四版的“夜报”，隔着铁丝网眼阅读，人站着看不说，还没有权力选择翻版面，如果侬是个矮子，视力又推扳，趁早回去，订份报纸算了。要是再碰着一个高度近视眼的朋友，贴着报纸看，其他人就只好让位了。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面皮老老”，问邻居订“夜报”借来读，不过，要等伊正好看好了。如果碰着个蛮计较、小气的邻居，要么明早再给你送来，要么，就送侬看“白眼”了。 后来很多文章都认为，当年《新民晚报》的走红，其实和上海石库门生活方式有很大的关系。《新民晚报》最受老百姓欢迎的栏目是啥？十有八九的老上海会脱口而出：“蔷薇花下”！要晓得，这个专栏当年提供了多少弄堂里、亭子间的谈资啊。 “蔷薇花下”是夜报社会新闻的名专栏，1982年1月9日，刊出第一篇作品，至今已经坚持了32年。每天记录的都是一些相当接地气，又会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凡人小事，读起来有一种亲切感。当然，也有批评之声认为“蔷薇花下”批评揭露的，都是“小猫小狗”，芝麻绿豆之事，按照过去的说法，都是属于社会普通人阶层“八大员”(即售货员、服务员、理发员、驾驶员、邮递员、保育员、炊事员、售票员)，未免有失公允。 当年关于“蔷薇花下”最噱的段子，是一则社会故事，说一个小青工和人豁胖，“阿拉阿姨是市里厢的领导”，别人追问名字，答曰：“黄菊”！于是穿帮——从另一个侧面也可见，80年代中期，本埠报业风气尚较为开放，当然，记忆里，个种“领导玩笑”也就开过这么一趟。 当年的《新民晚报》非常贴近上海老百姓的生活，这是有文可以为证的。1982年1月10日，《新民晚报》第4版下方，有一篇题为《节日鱼按户供应都可买到黄鱼》的短消息： “春节水产品的供应办法：市区居民大户（五人以上包括五人）每户供应六市斤，其中花色鱼四市斤，花色鱼中可购买黄鱼二市斤；小户（四人以下，包括四人）每户供应四市斤，其中花色鱼三市斤，花色鱼中可购买黄鱼一市斤半，一般鱼一市斤……要买活鱼的可凭花色鱼券选购。供应日期为一月廿一日、廿二日、廿三日、廿四日四天。” 如果把这篇报道放到今天来看，实在会让少男少女们大跌眼镜，他们听也没听说过，过春节买鱼，还要有这么多琐碎的规定。但是，当年的确如此，上海人家过年，每人平均只能吃到半市斤黄鱼。 举“买黄鱼”的例子，可能有朋友要不服气了，有句刚句，当年的大黄鱼现在是吃伐着了，即便有，价钱吓死人，是飞不进寻常百姓家的。还有一个例子，1982年6月3日《新民晚报》第4版的头条，大标题：“好煤饼出在普陀区”，副标题：“湿度适中、厚薄一致、重量准足”——只要看晚报的标题，就可以体察当年上海老百姓，对于温饱问题的关注。 看到这里，是否朋友们会觉得，侬一家电视台的新媒体，专门发一篇回忆《新民晚报》的文章，感觉怪伐？错了，这通篇的文章哪里是在回忆“夜报”，而是重拾那个让“夜报”风光无限的时代和城市。 如今，“新民夜报，夜饭吃饱”对于年轻人而言，已经是一句完全陌生的民谣了。现在“夜饭吃饱”后的选择实在太多，一张“夜报”打天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更为重要的是，上海的人口结构在这几年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新移民眼中，别说那张曾经魅力无边的“夜报”了，就连更多的上海名牌产品也十分耳生，缺了历史的沉淀，“夜报”的附加值就大大削弱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坚持逆势而上，坚持做好这个“看懂上海”系列的原因，“上海”这一脉如果没有承续，那未来的上海，还是上海么？ 来自：看看新闻网，看懂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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