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商主义

一、金与银

在自然界，黄金和白银是仅有的2种可以发出纯净金属光泽的东西，这意味着它们极难伪造。金银具有独特的可塑性，因此也很难在物理上“损坏”。更重要的是，它们可以通过熔炼而任意分割。这些条件使得金银天然就适合被当作普遍交易的等价物，或者说货币。

人们有时也使用其它货币。直到17世纪，撒哈拉以南非洲仍然广泛使用贝壳作为货币。葡萄牙人从印度洋岛屿上运来整船的贝壳，与那些原始部落交换他们的战俘。这种交易对非洲人造成了双重伤害。一方面他们永久性地失去了那些劳动力，另一方面当他们向葡萄牙人支付贝壳想要购物时，葡萄牙人却拒绝接受。所以这样的交易没有维持太久，就以部落经济的全面瓦解而告终。

在16世纪的美洲，印第安人普遍使用金银，但他们对其价值的判断却与欧洲人不同。当哥伦布首航美洲时，当地印第安人愿意用黄金与他们交换任何工业制品。甚至已经破碎的玻璃在他们看来也比黄金珍稀得多。不过在随后的几十年间，这种差异就被贸易活动迅速弱化了。印第安人不再对工业制品感到那么新鲜。金银的大量流入也使得以金银计价的欧洲物价出现了普遍上涨。换言之，欧洲的金银贬值了。

虽然贸易活动的影响是双向的。但是无疑两个“市场”融合的结果更接近于原来欧洲的价格体系。因为在16世纪时，欧洲的经济规模远大于美洲，所以同等规模的一买一卖对美洲的影响远大于对欧洲的影响。于是美洲价格向欧洲靠拢，欧洲价格成了美洲价格的基准。

不过，欧洲也不是最终的定价者。16世纪时，仅印度市场的经济规模可能就与整个欧洲的总量相当，而中国市场更是独占当时全世界的一半。有研究认为，直到19世纪的晚清，中国经济占全世界的比例仍然接近三分之一。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对待一种货币的态度，决定了这种货币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所以1581年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不仅确立了白银在中国税制中的地位，同时也正式奠基了银本位的世界货币体系。

得益于丝绸、瓷器和茶叶的超强竞争力，中国的外贸在鸦片出现以前一直是大幅顺差。16-18世纪，中国吸收了大约全世界白银产量的一半。但是作为货币的白银，既不能够消费，也不参与生产。它的存量多少只影响其它商品以白银标价时的数字高低。所以当1793年康熙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无有”时，他至少有一层意思是：我不想要更多的白银了。

二、重金主义

与康熙的抱怨相反，中世纪欧洲的君主们一直有积蓄金银的传统，史称“重金主义”。它的代表政策是限制金银输出。外国商人在本国出售商品后，不得携带所获金银离境，必须将其全部用于采购本国商品。

如此只进不出，似乎欧洲诸侯们都应该富于金银。其实不然，从十字军东征到哥伦布西行，他们的目的都是获取金银。可见欧洲人对这两种不能吃不能穿的东西格外饥渴。原来，他们从市场上吸收的金银，又在另一个看不见的市场上流出了。

这个看不见的市场，就是只有君主和权贵商人参与的奢侈品市场，以及从奢侈品贸易中衍生出来的金融市场。要知道，当时世界奢侈品市场的基本格局与当今世界正好相反。亚洲产品占统治地位，欧洲只是边缘一角。

16世纪，相同质量的衣物，印度价格只有欧洲的3分之1，甚至10分之1。而在中国，大多数欧洲奢侈品根本没有价格，也就是一钱不值。前者可能是工艺水平差异的结果，后者更说明亚洲文化相对欧洲处于强势。欧洲人希望像亚洲人那样生活，而亚洲人却对欧洲人的生活方式不感兴趣。

据考证，161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输出的全部货物中，94%是黄金和白银，只有6%是欧洲产品。欧亚贸易的一边倒以至于此。

古代交通不便，运输成本高，因此只有高毛利的奢侈品，才有全球市场可言。不可尽数的财富在这里活跃地交易着。欧洲的君主们渴望进入这个市场，或自己消费，或贸易获利。但是无论如何，金银是他们唯一的通行证。因为亚洲人对他们的其它东西不感兴趣。

对欧洲来说，进入世界奢侈品贸易体系的看门人是威尼斯、热那亚等意大利城邦。意大利人还建立起金银的汇兑和借贷系统，利用债务来控制那些诸侯。“威尼斯商人”的恶名，由此得来。

一方面，欧洲人费尽心思在奢侈品市场追逐亚洲产品。另一方面，欧洲的普通品市场却被“三座大山”压得萎靡不堪。

首先是因为欧洲本身的生产水平比较低，交易品种都是谷物、鱼肉、皮毛、木材等初级产品。这些产品价值低而体积大，可能还有保鲜问题，天然就不适合大范围、活跃地交易。

其次是欧洲的政治非常混乱，数以百计的诸侯在此割据，税制、币制政出多门，常令商人们无所适从，行政盘剥更是家常便饭。

最后，欧洲虽然有许多良好的海港，但配套的基础设施太差，缺乏陆路大通道或者是运河接驳，人口集聚地也更靠近食粮产地而不是海洋。

总结起来，就是三大问题：质量低下、制度混乱和交通不便。

对于君主们来说，杀掉一只不能生蛋的母鸡并没有什么可惜的。既然本地商人没什么出息，只能苟且经营，朝不保夕，那倒不如直接把金银收刮过来归我所有。收刮的办法不外乎税收或豪夺。但无论哪种方法，都只能作用于国境以内。于是防止金银出境便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反观中国历史，也有许多只顾自己奢靡而不顾百姓死活的昏君，但是他们的所欲所求毕竟都在境内，所以也就没有出现过“重金主义”。欧洲君主的疯狂，其实都是世界奢侈品市场惹的祸。从这个角度看，他们的“重金”与康熙的“厌银”，实为同一进程的两个结果。

三、重金主义的崩溃

重金主义的直接原因是欧洲缺乏金银，但是美洲的发现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按照黄金和白银的价值1：10来折算，哥伦布1492年发现美洲之前，全欧洲的贵金属存量大概不到4万吨白银。发现美洲之后300年，流入欧洲的贵金属超过17万吨白银。欧洲的家底一下子翻了4倍多。这样一来，重金主义应该立即崩溃了吧？

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因为金银的稀缺只是表象，重金主义的根子深扎于生产和文化之中。如果欧洲是一个完全封闭的市场，海量金银的输入只会导致它们泛滥成灾，把一些木制和铁制的器具改用金银来打造，如此而已。如果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国家，突然改用其它本位货币。那么欧洲仍然会为了换取亚洲奢侈品而陷入“重铜主义”、“重票主义”或者其它什么重X主义。

不过事实是，亚洲人坚持了金银本位。欧洲人用金银从亚洲换取了大量的商品。而且中东和印度获取的白银，大多又在亚洲内部贸易中输出到中国。据估计，当时全世界有大约一半的白银产量最终流入中国。

俗话说：坐吃山空。美洲的金银再多，也有挖光的一天。而中国的丝、瓷、茶却可以无穷无尽地生产。这样看，欧洲似乎又迟早要回到重金主义的轨道上。如果美洲金银的生产速度，与欧洲君主们的消费速度正好匹配，那么还真是这样，总量再大也于事无补。

但是源于美洲的这股金银洪流来势迅猛，把压制欧洲普通品市场的三座大山都掀翻了。速度上的量变，导致了事件的质变。

通过航海冒险，大量新兴人群富有了起来。他们可能还不能随意追求亚洲的奢侈品，但却颇有兴趣提高普通商品的消费。这时，“质量低下”的问题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美洲供给了全球金银增量的80%，西班牙银币成了全球通行的货币，“币制混乱”问题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以前不得其门而入的亚洲市场，现在欧洲各国都有了金银做通行证，于是各国都鼓励贸易，“治理混乱”的问题也相对缓解。

对港口接驳等基础设施的投资也提高了，道路建成，运河开通。航海拉动就业，冒险和贸易的热情深入人心。于是人口分布也趋利而动，向沿海的大城市集中。“交通不便”一举扭转，欧洲反而成了世界上交通成本最低的大市场。

欧洲的普通品贸易已经不再是那只不会下蛋的母鸡了，但是欧洲君主们并没有普遍认识到这一点。直到17世纪，欧洲主要的几个大国都还在实行重金主义。尤其是直接掌握着美洲金银的西班牙，本应是金银最充沛的地方，居然也执着地坚持禁止金银输出，限制欧洲普通品贸易的发展。

他们按照传统思路，把金银投入到世界奢侈品市场。但是相对于美洲的金银来说，这个市场的规模已经太小了，经不起大资金大规模的套利。欧洲的亚洲奢侈品价格迅速暴跌，而亚洲则出现了普遍的通胀。比如印度洋航线打通后不到百年时间，胡椒的欧洲价格就下跌了60%以上。

财势如水。老路一旦堵上，新路自然开通。据估计，大约有50%到85%的美洲金银，被走私到英国、法国和荷兰。虽然走私金银在当时是死罪，但历史潮流无法阻挡。它们离开枯萎的世界奢侈品市场，却给欧洲普通品市场带来了繁荣。

四、放任自由

说到经营贸易，全欧洲当以荷兰的地理位置为最佳。宏观上，荷兰背靠西欧第一长河莱茵河，以法、德两个陆地大国为腹地。面朝北海，向东可达瑞典、挪威，向西可达英国。微观上，荷兰不仅有天然的深水良港，而且地势平坦低洼。他们拥有发达的运河网络，一方面可以接驳海船，另一方面也聚集了人口。

除了这些优势，荷兰还有一个堪称优势的劣势。那就是它没有任何重要的资源出产。既然无可倚重，也就无需保护。在欧洲各国中，荷兰人是最向往放任自由的。因为在尝试新事物时，他们只可能得到，不可能失去。

“没什么可失去的”，荷兰人的转口贸易模式最典型地表现出了这一点。荷兰人占据地理优势，利用各地价差，倒买倒卖。既不用钻研什么生产技术，也不受价格水平波动的影响，只要存在价格差异就可以了。

17世纪，欧洲市场初步统一，长久隔离造成的定价差异不能及时调整，以价差套利为代表的转口贸易喷涌而出。荷兰人的船队运力，一度占到全欧洲的4分之3，与其国家规模极不相称。

不过，套利机会并不总是存在，信息的沟通总是比物流来得更快。买卖两家都精明了，中间商就只能赚个运输跑腿的辛苦钱。因此荷兰人的超级船队在历史上只是昙花一现。

荷兰人也经营一些制造业，规模较大的包括纺织、印染和酿酒。很明显，它们分别利用了英国、意大利和法国的资源。在这些国家的商业受到抑制时，荷兰相对自由的环境具有一定吸引力。但是这些掌握上游资源的国家，很快也开始自己发展制造业。这时，荷兰的资源劣势便显示出来了。

更加致命的是，荷兰人还是用转口贸易的思路经营工业，不管哪条产业链，哪个环节，有利就做，既无法形成产业链体系，也不能有效地积累技能和知识。相比于技术创新，荷兰人对金融创新的兴趣要大得多。所以从15到18世纪，荷兰的制造业得而复失，来去匆匆。最终它的产业定位只是一些农牧产品。

荷兰的国家机器由一群分散的商人管理，他们精于短期对策，却不懂长期战略。这一点在殖民地的经营上尤其明显。因为在交易所里高抛低吸，跟在世界地图上开疆扩土完全是两个游戏。

17世纪，英荷两国联合把葡萄牙逐出印度洋时，英国主攻潜力庞大的印度次大陆，而荷兰则直取香料产地印度尼西亚。随着航路开通，香料开始大量供给欧洲，价格随之出现崩溃。这时，荷兰人竟然选择大规模毁坏胡椒树来缩小供给。这样一来，虽然短期内价格得到支撑，个别有存货的商人利益得以保全。但是整个香料产业的规模缩小了，荷兰全国来自殖民地的总收益无疑是下降的。这与英国人在印度的精耕细作，逐步蚕食形成了鲜明对比。

荷兰原本在北美也有大片的殖民地，纽约就是荷兰人创建的，原名新阿姆斯特丹。但在第二次英荷战争双方打成平手的情况下，荷兰人还是选择拿北美殖民地的统治权跟英国交换了一些热带产品的贸易权。后来北美的发展居然天翻地覆，恐怕是荷兰人始料未及的。

几次比较，荷兰人的长远眼光似乎都不如英国人。那么英国人为什么能够棋高一着呢？

五、重商主义

英国与荷兰一样，享有海港众多，交通便利的优势。但是英国是岛国，除自身以外，别无腹地。所以英国的贸易从一开始就注定要以自产为主。即使在军事称霸海洋，建成日不落帝国之后，英国转口贸易的规模也从来没有超过其贸易总额的3分之1。

英国的特产是羊毛。1700年，69%的出口额来自于此。羊毛可以用于纺纱、织布、印染还有制衣，下游的产业链很长。北欧的木材，荷兰的鱼，或者是法国的小麦和葡萄都没有这样的优势。

转口贸易的经营比较简单，只要盯准价差去做，买和卖通常由一家完成。所以只要每个商人单独实现贸易平衡，加总起来自然就是国家的贸易平衡。但是如果是自产贸易，产业链上每个环节的商人都在参与经营，相互协调的难度就大得多。

17世纪，英国商人中的新兴精英们，开始把自己的经验总结成一系列主张发表出来。后世称之为“重商主义”。在重商主义的经典著作中，他们呼吁最多的不是国家政策，而是商人们自身的意识和修养。从学习会计到通晓货币，从开垦荒地到杜绝奢侈，繁文缛节，不一而足。

重商主义者们希望打造或者说培育的，是一个能够在经济上“理性”的商人群体。毕竟羊毛商不希望毛纺商因生活奢靡而破产。制衣商不希望织布商存货过度而导致价格失控。与荷兰商人的一盘散沙不同，英国的商人们天生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这些商人被“产业链”这条锁链捆绑在一起，谁都不能独善其身，必须团结一致。

后来的很多学者把“追求金银顺差”当成重商主义的核心，这无异于刻舟求剑，脱离了当时的环境。因为重金主义虽然崩溃了，但世界市场仍然是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国家占主导。只要中国接受金银，需要中国商品的国家就会接受金银，而与这些国家贸易的其它国家也都会接受金银。拥有了金银，就可以在世界市场上买到任何有价格的东西。

所以“金银是财富的衡量尺度”这句话，其实是明朝首辅张居正说出来的，东印度公司商人托马斯·孟只是传达而已。要追求财富，必要追求金银，要追求金银，必要追求顺差。这对商人来说，简直是自然如吃饭喝水一样的事情。把它说成是某种创新，实在是本末倒置。

与转口贸易不同，在自产贸易中，要扩大顺差，必须扩大出口。但是不列颠岛的土地和物产十分有限，所以英国人首先意识到了劳动的重要性。出口物资，不如出口劳动。而想要将劳动换成金银，就必须打造产业链，把劳动附着在商品上出口。所以重商主义者非常反对原材料直接出口。按照17世纪的法律，出口英格兰绵羊的，将处以砍手的刑罚。

为了更好地利用原材料作载体出口劳动，重商主义者强调精益求精，反对简单加工和劣质产品。英国人对技术的重视，可以从他们对技术的保护力度上得到印证。如果外国人试图雇佣英国技术工人出国工作，将被投入监狱并处以半吨白银的罚金。而工人们只要被怀疑试图出国工作，就可以判处监禁，除非他们在法庭上宣誓绝不出国。

就在这样的严刑峻法之下，英国的工业产业链开始成型。与此同时，一个成熟，协作，团结对外的商人阶级也迅速成长起来。

六、重商主义的升华

《大学》有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历史上，英国商人的学习过程也是按照从微观到宏观的顺序逐步进行的。在理顺了岛内的小环境之后，他们很快就把打造产业链的传统伸延到更加广阔的世界中去。

与西班牙人掠夺金银，荷兰人直奔香料不同，英国经营印度，开发北美，都见不到什么短期效益。他们的立足点是始终是国内，从完善产业链的角度去选择进攻方向。重点经营既有原料，又有市场的殖民地。

英国的产业链向着上游原料和下游市场两个方向的不断延伸，最终打造出一个“闭环”。从18世纪中期开始，英联邦内部贸易的金额就已经超过了英国与其它欧洲国家的贸易总额。这时，英国已经不只是一个领先的欧洲国家，而成为了真正的全球霸主。

英国与殖民地之间的经济大循环蓬勃发展，开启了工业革命。作为战略对手的法国人对此洞若观火。所以美国独立战争时，法国倾全国之力给予支持。但是美国虽然独立，并不妨碍南部的棉花源源不断地送往英国。产业链的力量超越了战争和政治。法国人赠送的自由女神像，竟成了“疏不间亲”的历史讽刺。

16到18世纪，英国与西班牙10次交战，与荷兰3次交战，与法国6次交战。每次兵锋所指，都是欧洲大陆国势最盛的国家。

与西班牙交战的目标主要是争夺殖民地，确立了对北美、加勒比海和印度洋的控制。

与荷兰交战的目标主要是争夺转口贸易份额，用战火烧掉了荷兰人海上马车夫的地位。

与法国交战则是更加纯粹的争霸。法国支持美国独立，挑动印度叛乱，联合欧陆国家对英国实行贸易禁运。若非英国在军事上挫败法国，它的经济利益必然岌岌可危。

英国的战绩辉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岛国地理。它可以全力发展海军，只要保证海峡安全即可。而且海军是重资产兵种，船只消耗的补充周期很长。所以16-18世纪英国参与大小战争几十次，每次海上战争都在2、3年内结束，接下来至少要休养十几年才能再战。因此英国很少会陷入欧陆国家那种动辄几十年死伤无数、耗尽国库的绞肉战。

围棋理论说，“一步先，步步先”，经济发展也是这样。英国曾经是最大的海盗国家，女王带头全国上下资助海盗，劫掠所得数倍于财政收入，但是自身贸易得到发展后，又反过来带头围剿海盗。

英国是重商主义的发源地，但是产业链打造完毕后，又反过来宣传自由贸易，甚至用武力强迫其它国家开放市场。

英国的比较优势也是一步一步从无到有打造出来的，却开动宣传机器，摆出种种理由，要求别人承认现状，勿求改变。

英国一直是大西洋上最大的奴隶贩子，但是工业革命解决了人力问题之后，又首先反过来禁止奴隶交易，还派出军舰去打击其它国家的贩奴船。

仅从理论上看，上述这些宣传并没什么错误。但是在客观上，却明显起到了“过河拆桥”的作用，进一步加强了英国的优势。

从商业霸权到殖民霸权，再从军事霸权到文化霸权，重商主义既可以说是终结了，也可以说是升华了。

七、活的精神

古希腊有一句名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它的意思是，河流是一个持续变化的事物。当你第一次踏进它的时候，它是一个样子。当你再次踏进它的时候，它必然已经有所变化，成了另一个样子，不再是原来的那条河流了。历史也是一条持续变化的河流。它看起来总是相似，但永远不会重复。

历史上的重商主义案例有很多，但是原版的只有一个。它是17世纪英国的商人精英对自身阶层提出的一系列要求。它既包括商人们自觉学习的内容，也包括国家强制执行的内容。在货币层面上，它以金银为财富的衡量尺度，追求顺差。在实业层面上，它重视质量和工艺，要求延长产业链。在精神层面上，它号召商人们奋发有为，同时强调团结一致。

典型的重商主义时期，在英国大约持续了100多年。直到1769年瓦特改良蒸汽机，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前者确立了英国工业的领先优势，后者宣告了英国商人阶层的培训“毕业”。重商主义的历史使命至此接近完成，但是它又随即升华到更高的层次。

英国成功之后，无数后来者想要重复其发展之路，模仿重商主义。但是逝者如斯夫，当年允许重商主义自然而然地起源、发展和升华的历史环境已经不复存在。模仿重商主义必须面对三大困难。

首先，商人的逐利性就像洪水，总是指向阻力最小的方向。对外获利容易，则矛头对外。对内剥削容易，则又矛头对内。对内或对外，并无常势。当年的英国，可以贩奴，也可以贩毒，可以掠夺，也可以殖民，还可以轻易发动战争。这些对外获利的手段消失之后，商人们内部竞争、相互鱼肉的风险大大增加。

其次，英国的重商主义实施在人类的工业化启蒙之前。当时的欧洲各国，只有天然资源的分布差异，产业上的比较优势还不存在，谁也不比谁更擅长做某件事。这时打造产业链是从无到有，顺势而为。但是在后来者面对的市场上，领先者的比较优势已经建立，如果要实现超越，就必须暂时从事自己相对不擅长的事情。这段时间是逆势而动，需要承担风险。

最后，想要发展贸易，一个稳定货币环境是必不可少的。英国的重商主义年代，正是金银货币体系的高峰，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国家坚定不移地执行银本位，维系了世界货币体系的稳定。但是随着欧洲经济全面超越亚洲，银本位体系很快就崩溃了。从此之后，币值不稳、人为操纵、汇率战争等问题层出不穷，至今仍在愈演愈烈。

以上三个困难相互交织，把重商主义的概念搅得混乱不堪。比如禁止初级材料出口，必须出售给国内的制造商。这似乎是一条典型的重商主义政策。但是实际上很难分辨它到底是意在打造产业链，还是在帮助制造商恶意压价，剥削原料商。

再比如贬值本国货币，让外币购买本国商品更加便宜。这似乎有助于追求顺差，也符合重商主义的特征。但是在当今世界，已经没有一种外汇可以作为衡量财富的尺度。如果以降价为代价增加出口，换来的外汇本身又不断贬值，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重商主义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我们不能拿着300年前的药方给自己抓药。不过，重商主义的精神仍然活着，足可供我们学习继承：商人们提高修养、团结一致，对生产和技术精益求精，再加上国家机器的保驾护航。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