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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國文化的多元性理解道教 ——專訪法國漢學家施舟人教授 訪問、筆錄：黎志添 修訂：施舟人
筆者於去年九月前赴法國出席「慶祝施舟人教授八十歲國際道教研究學術會議」，承《國學新視野》主編潘耀明先生囑咐，趁此機會與施舟人教授作一訪談。筆者感謝施教授欣然答允接受訪談，在2015年9月12日下午，我們對道教信仰的本質及其過去和未來交換意見，不覺間談了兩個多小時。 施舟人教授簡介 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著名法國漢學家，師從法國巴黎大學高等研究院康得謨（Max Kaltenmark）教授研究道教史，1962年以《漢武帝內傳與上清經研究》獲博士學位，同年就職法國遠東研究院，前往臺灣繼續從事道教與中國宗教學領域的研究。1963年他到臺南市做田野工作，拜當地高道曾賜、陳聬和陳榮盛等道長為師，親身習道，學習科儀及閩南語。1967年在臺南天壇由六十三代天師張恩溥主授予正一三五都功經籙職位。1970年受聘於巴黎高等實驗研究院，任中國宗教史講座教授。 1973年施舟人教授在巴黎創立「道教研究中心」，這是國際學術界第一個道教研究機構。1976年九月他發起創辦了歐洲漢學協會，主持的「道藏研究」就是該協會第一個從歐洲科學基金會獲得資助的大型漢學研究項目，其成果《道藏通考》（The Taoist Canon: 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Daozang）於2004年由美國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這部三卷本的鉅製整整花費了以施舟人教授為首的研究團隊二十餘年時間，對明《道藏》中的一千五百多部道書加以考證與斷代，在《道藏》研究歷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是所有道教研究者的必備案頭書之一。在紮實的學術研究和豐厚的學道經驗基礎之上所寫成的《道體論》（The Taoist Body）在1982年甫一出版，即引起轟動，先後被譯為多種語文。他所撰寫的道教研究論文涉及道教仙人崇拜、道教與地方社會、道教儀式、道教與民間信仰、近代道教發展等各個方面，其研究視野之廣，思考之深，令人不能望其項背。 1990年開始的「聖城北京」計劃也是由施舟人教授在北京發起並主持的大型國際漢學項目，其間出版的《三教文獻》，主要是其團隊對北京宗教碑刻的研究，為中國地方宗教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範例。 施舟人與袁冰淩教授夫婦2001年至今受聘於福州大學，舉家遷居榕城，並一起創辦了中國第一個以收藏西方人文典籍為主的西文圖書館——西觀藏書樓。2013 年兩位又設立了「愛山」道教名山環境保護研究項目，從道教的角度來研究洞天福地及嶽瀆名山。
施舟人談道教之道
問：什麼是道教？如何把握道教？ 答：如大家所知，「道不可言，言而非也」。所以「道」在道家思想中原來沒有什麼絕對的定義，更沒有什麼固定的教義。從哲學的角度來看，「道」是一個內在（immanent）的原則，同時又是一個形而上（transcendent）的原則。關於道教本身也有類似的反論，所以說「道教」到底是什麼很不簡單。一方面道教跟中國傳統文化是分不開的，另一方面道教還是一個獨特的文化現象。道教是中國固有的宗教，但是中國人並不全信道教。這種沒有兩儀和相對的辯證法是符合張東蓀先生所稱「相關律名學」（correclative logic）的一個例子。 歷史上因為佛教在中國的發展，就需要在原來已經多元化的文化之內有更明確和清楚的一些定義。起初佛教與道教的關係相當密切，但是從西晉以來，新翻譯的佛經大量問世，而且促使了很多新道書的出現，接着是佛道之間激烈的真與假之爭論。因此劉宋明帝請高道陸修靜給他編輯一部可以在宮廷參考和收藏的新出道書經典目錄。這就是陸修靜在公元471年敕上的《三洞經目錄》。該目錄的書後來被皇宮收藏，因而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部《道藏經》。這樣道教就有了官方的標準和定義。 隨後每個大朝代都編纂《道藏》。歷代《道藏》都是當朝皇帝制定的關於道教的一種新標準。因此道教在中國文化裏的地位和定義從前都沒有任何問題。最後的道藏就是四十三代天師張宇初主編的《大明道藏經》（又名《正統道藏》）。明萬曆三十五年（1607）又加編了一部規模較小但很重要的《續道藏》。 清朝沒有編纂《道藏》，反而有時打擊道教，道教就逐步地失去它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清朝的學者也很少研究道教，《四庫全書》中幾乎沒有道教的書，其結果是所有的《道藏》差不多都損失了。民國初年已經不存在一套完整的《大明道藏經》，連北京白雲觀所保存的很珍貴的正統年代初版《道藏》也丟失了幾冊。幸而1926年商務印書館涵芬樓從幾套不全的《道藏》輯成了一套完整的版本，從此可以開始研究道教。 隨後每個大朝代都編纂《道藏》。歷代《道藏》都是當朝皇帝制定的關於道教的一種新標準。因此道教在中國文化裏的地位和定義從前都沒有任何問題。最後的道藏就是四十三代天師張宇初主編的《大明道藏經》（又名《正統道藏》）。明萬曆三十五年（1607）又加編了一部規模較小但很重要的《續道藏》。 在法國沙畹（E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是首位研究道藏文獻的學者（當時法國圖書館祇有一套殘本）。1926年之後，沙畹的學生馬伯樂（Henri Maspero, 1883-1945）開始深入探索《道藏》的內容。馬伯樂的學生康得謨（Maxime Kaltenmark, 1910-2002）繼續馬伯樂的學業。我是康得謨的學生，因而為法國第四代研究《道藏》的學者。
問：道教信仰與西方的有何不同？ 答：道教無疑有一種絕對的「信仰」概念。《老子想爾注》中就說要「通道」。比方說：「通道守誡，故與生合也。」《抱朴子內篇》裏面也有這個觀念，即仙是可以學的，但必須要「信」。雖說道教有信仰的重要性，但道教信仰與西方宗教信仰截然不同。西方宗教信仰的核心是信（believe）有一位「超自然的神」（super-natural god）。道教思想主張純自然的原則，因此《道德經》云：「道法自然。」西方宗教教義是宇宙是超越自然神創造的，而且這個創造包含上帝的一種目標（God’s Project for the World）。這就跟中國的自然宇宙論不一樣。中國的宇宙論中陰陽和五行「變化無窮」，而且該陰陽兩儀的循環運作也是一種萬物自然淨化和完善的過程。
問：如何研究道教的神學？ 答：我認為道教雖然不信「神」而信「道」，我們還是應該研究它的神學理論。道教的範圍比其它很多宗教寬大。比方說，《道藏》裏也有許多中醫的經典。因此，道教神學也必須包括人的身體和精神，及他們跟自然宇宙論的關係。這個「道體論」是一種神學和人類學研究的新方向。
問：如何理解道教的自身完善信仰？ 答：《莊子·齊物論》說：「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抱朴子》又云：「一人之身，一國之象也。」天地開鑿之時，就有清和濁兩種氣，其上是精，最高則是神。精和氣通過修煉──反復的循環（cycle）──就會得到淨化（purify），便會越來越靈、越來越純淨，最後成神。這個精氣神的修養是一個完善的過程（procedure of perfection）。道可以自行淨化，如道教就有上清、太清的說法。這就是說，修養將讓世界與人類變得越來越好。在道教的信仰中，這種希望是寄託在自然之內，不是超自然的神來救人。道教認為人可以通過自身的修煉和完善（self-cultivation）達到清的境界。
問：道教與中國地方文化的關係如何？ 答：早期天師道原本不支持拜祭俗神。到了唐宋，地方俗神因對地方有功而都被道教收入道教神壇，並得到更廣泛的傳播。道教神明與地方廟宇結合，這也是地方廟宇道教化的結果。唐宋以後，中國地方廟宇制度得以逐漸建立，至今仍可見到大量的關帝廟和天后廟，它們體現了地方神明與道教儀式的密切關係。 地方文化本身也是多元的，北京有北京的文化特色，蘇州也擁有自身的獨特文化，廣州也一樣。地方精英並非產生於宮廷文化，每個地方都有各自的精英文化基礎及特色。地方精英家族通過地方的教育培養，通過科舉考試，進而保護各地的精英文化。比如，蘇州和江南地區都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產生地，蘇州園林的價值甚至比故宮的藝術價值還要高，地方文化比宮廷的更加興旺。天堂是蘇州，而不是北京抑或南京。精英不一定集中在中央和宮廷，地方的精英階層也可以很傑出，如傳統戲曲和文學的誕生便是地方文化的體現。地方的多元性及特色正如道教的理念，天地萬物都在身體之內，道亦在身體之內，因此修道即修煉自身。同理，地方文化亦是完整的身體組成，包含各個方面，如養生、書法、藝術和醫學等。因此，不能將宮廷文化看作是唯一的中心。清末以來，多項國家政策令道教遭受嚴重破壞。道教傳統與地方百姓關係密切，如通過分香制度和行會制度等團結地方百姓，道教在民間很有影響力。
問：「愛山」道教名山環境保護研究項目的目標是什麼？ 答：研究道教名山和它們對多樣性生態環境保護的作用，我很遺憾到這把年紀才意識到該研究的意義。在道教研究中這是一個新的領域。不過對於這個研究項目，我們持謹慎的態度。首先，環境保護在目前中國是個很敏感的問題，特別是用外國的觀點來談論名山環境保護，就很容易有錯誤，所以需要格外謹慎。其次，這個研究領域很大，我決定先開始試點研究，逐步嘗試摸索。 研究道教名山很有價值，也能起到保護它們的作用。因為研究可以讓大家開始關注這個議題，許多道教名山，原來有原始森林，後來開始受到破壞。但研究方法目前還很有限，我們打算首先進行一個研究可行性的評估。從長遠來看，我們希望不單能夠研究二十四治和洞天福地，也能將研究擴展到這個唐代確立的系統以外的一些道教名山。 在研究方法上，我們堅持對每一個地點進行細緻考察，注重其自身的特點，不一概而論。另外，我們很重視從每一座山的歷史角度切入，包括這一座山的神話、歷史人物、廟宇、碑刻、道教佛教活動、動植物等，一座山就是一個天地。對於年輕的學者而言，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不僅能和地方建立密切的聯繫，同時也能夠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可以發表，也一定可以獲得學術界的認可。 目前我們的研究規模並不大，這正是我希望的。項目的資金並不欠缺，但如急於擴大項目的規模可能帶來一些負面效應，削弱研究的重心。目前袁冰淩和我都在進行一些個案研究，我們的網站也在籌備和改善中，希望可以逐步推進這一項目。 （文章來源：中國文化院《國學新視野》2016年3月春季號，第10-15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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