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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进行全国农业普查，今年没有进行百强县的统计工作。”这是从国家统计局得到的第一个权威信息。作为负责百强县统计工作的职能机构，从工作层面上来说，这是取消第十届百强县发布的一个重要因素。 全国农业普查是从2006年开始的一项基础性经济普查，到2007年12月，要完成数据的汇总、梳理、分析等工作。记者从国家统计局农村经济调查司了解到，农业普查是今年的工作重心，而该司是直接负责百强县统计工作的机构。 由此可见，工作调整是取消百强县发布的直接原因。 显然，问题绝不仅仅只有这一个层面，国家统计局悄然取消2007年度百强县这一看似“反常”举动的背后，是否蕴含着其他新的变化？在这种改变的背后，是有哪几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如果我们对国家统计局今年的一些重大统计行动进行梳理后，不难发现，在进行农业普查的同时，整个统计系统都开始出现工作重心的转向，更加侧重于基础数据资料的统计，以及探索像幸福指数这样一些新的统计领域。 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作为长期研究国民经济的专家，这位学者型官员对统计数据的重要作用有着深刻理解。从媒体对谢伏瞻就任统计局长一年来的活动的公开报道中，就可以发现一个细节，像百强县这样的评比活动，谢伏瞻几乎没有提及。 与百强县一样，由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另外两个重要榜单：百强市与千强镇，同样发生许多改变。按惯例，每年一般都会召开一次论坛，同时发布千强镇榜单。然而，2007年的千强镇榜单至今也没有发布。 另外，2006年中国城市综合实力评价，也没有大张旗鼓的宣布。 采访中，统计系统的工作人员和专家学者普遍认为，相对于各种经济排行榜来说，直接为政府决策提供第一手翔实资料的基础统计，比任何一个排名都具有更大的参考价值。 而从2007年统计局的一系列具体工作中，就可以清晰地发现，这种转向正处于“现在进行时”。由此可见，2007年百强县悄然取消，正是切合了统计体系发生的工作转向。 “太湖悖论”的冲击 实践中，百强县测评结果已被广为引用，成为反映县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综合性指标。甚至美国著名的投资顾问公司高盛公司，也采信这个结果，作为评价一个县市投资的方向性指标来指导投资者的投资行为。 正是百强县的这种“名片效应”，造成了全国各地对百强县的追捧。 相对于2000年重新启动百强县评比来说，目前面对的县域经济发展环境，正在发生根本性改变。“如果继续沿用原先的评比指标和方法而不加以改进的话，不仅不能反映县域经济的真实状况，还有可能出现极大的背离。” 采访中，这一观点获得了统计系统工作者与专家学者的普遍认同。 对这一观点提供最好佐证的，就是2007年夏天的太湖水危机事件。 太湖周围所有的苏浙县域都进入了百强县，更是在十强县中占据了2/3的席位。“太湖悖论”成为中国县域经济发展中最沉重的符号。这次危机，也是对百强县发展模式的一次最大冲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方式，二是评价指标体系。 透过百强县亮丽光环，“太湖悖论”引发出三大思考：百强之“强”到底是什么？现行的评价指标体系出现什么问题？怎样的指标才能反映县域发展的实际？这些从没有像今年这样发人深思。 以百强县面临的土地问题为例，据国家统计局计算，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十强县的人均耕地面积减少程度超过2/3。即便是在2005年国家控制得最严的时候，十强县的耕地面积还平均减少了5000多亩，“一亩地用掉了七分田”的现象十分突出。 顺德806平方公里的行政区域面积中，只有13000公顷的耕地面积；南海1004平方公里的行政区域面积中，耕地面积不到20000公顷。 与太湖水危机相对应，另外一个连续3届进入百强县的山西河津，在2007年3月和7月，分别被山西省环保局和国家环保总局进行区域限批和流域限批。进而，河津被山西省一票否决，不能参与百强县评比。 随着近两年来“环保风暴”越来越猛，单纯GDP数字上的“胜利者不受谴责”的言论越来越受到批评，这种忽略发展成本甚至不计代价的非持续性发展模式，正在日复一日地受到来自民间和中央的双重夹击。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杜志雄表示：“一个以衡量县域GDP为主的排名方法，充其量只是说明百强县在财富创造方面是基本成功的，反映的只是经济发展这一有限领域的情况。” 换句话说，百强县评比存在严重“失真”，已不是中国县域经济的真实照片。杜志雄分析认为，“现有标准下的百强，换一套新标准可能就是‘落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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