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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晓《吾学编》卷1载：洪武元年二月壬子，禁胡服、胡语、胡姓。[1] 这条禁令不见于《明实录》与《明史》，但并非空穴来风。《明实录》屡经窜改，许多不利于太祖形象的内容都被删改，这是治明史者公认的事实；《明史》则因为受到清初遗民学者如万斯同等的影响，太祖本纪写得非常之简略，对朱的暴虐多所隐饰，这使得洪武朝的许多史事晦蒙不明，甚至造成严重缺失。就以此条禁令而言，在《明史·太祖纪》里竟被压缩成了：洪武元年二月壬子，诏衣冠如唐制。[2] 只有六个字，而与之相应的胡服之禁却只字不提。再看谈迁《国榷》卷3的记载： 洪武元年二月壬子，诏复衣冠如唐制，禁胡服、胡语、胡姓名。[3] 《国榷》所载应该是完整的，它印证了《吾学编》的记载，而且还在《吾学编》的“胡姓”下多了一个“名”字，这一字之差牵涉到禁令的执行范围，不是小问题。《明史·太祖纪》的压缩，透露出为大清王朝效命的明史馆臣们的特殊心理，其中既有为朱元璋曲意回护的隐衷，也有投鼠忌器的顾虑。胡服、胡语和胡姓名之禁颁布两年多后，洪武三年（1370），朱无璋又有一项新的诏令。《明会典》卷13《吏部十二》载：洪武三年，诏蒙古色目人入仕后或多更姓名，岁久子孙相传，昧其本源，如已更易者，听其改正。[4] 此事在《太祖实录》卷51有更详细一些的记载：洪武三年四月甲子，禁蒙古色目人更易姓名。诏曰：┅┅蒙古色目人等，皆吾赤子，果有材能，一体擢用。比闻入仕之后，或多更姓名，朕虑岁久，其子孙相传，昧其本源，诚非先王致谨氏族之道。中书省其诰谕之，如已更易者听其改正。[5] 这个诏令好像与洪武元年的禁令相抵牾，初读令人不解。其实不难看出，这只是一个局部的调整，背后有着朱元璋幽深的政治考虑。元亡后，除一部分色目人随元顺帝北遁沙漠外，大量色目人因久居内陆，只能留下来。而其中一部已经深度汉化，有的还通过各种渠道——科举、军功、归附等——进入明朝官僚系统，其中尤以通过内附而进入军旅者为多。面对这一现实，面对数量相当大的色目军政官员，朱元璋不能不从深远的政治意义上着想，对洪武元年“胡姓名”之禁有所修正。请注意，这里并不包括胡服胡语之禁，只开了胡姓名之禁，本质上这是一个融通权宜之计，不能说明朱元璋已经改变了对色目人歧视和防范。洪武初年对蒙古、色目人的歧视和强制同化，还表现在当时的婚姻制度上。据《明会典》卷22户部七载：洪武五年，令蒙古色目人氏，既居中国，许与中国人家结婚姻，不许与本类自相嫁娶，违者男女两家抄没，入官为奴婢。其色目钦察自相婚姻，不在此限。[6]这条禁令也见于《明会典》卷141刑部十六《律令·婚姻》：蒙古色目人婚姻：凡蒙古色目人，听与中国人为婚姻，务要两相情愿，不许本类自相嫁娶，违者杖八十，男女入官为奴。其中国人不愿与回回钦察为婚姻者，听从本类自相嫁娶，不在禁限。[7] 这显然是一项与禁止胡服、胡语、胡姓名有着相同用意的政策，核心是两点，一是不允许蒙古、色目同类自相嫁娶，以尽快减少其人口，“违者杖八十，男女入官为奴”，处罚不谓不朘刻，严令之下，蒙古、色目只能与汉人通婚，这就大大加快了同化速度。附加上“务要两厢情愿”一条，表面上是尊重双方的自愿，实际上是专制者的巧伪，是拙劣的障眼法。其二，汉人不愿与回回、钦察人为婚者，“听从本类自相嫁娶，不在禁限。”这一条颇费解，而《明会典》的前后两种说法又不统一。第一种说法是：“其色目钦察自相婚姻，不在此限。”好像是专对“色目钦察”而言的。第二种是“其中国人不愿与回回钦察为婚姻者，听从本类自相嫁娶，不在禁限。”又好像是回回、钦察找不到愿意与之通婚的汉人时，允许本族嫁娶。这里的“色目钦察”的含义不明确，是指色目人中的钦察人，还是特指某个族群？暂难遽断，允当后考。总之，我们将它理解为网开一面，是一个大政策里的宽松部分，料大致不差。我们相信，在朱元璋的严刑酷法之下，洪武元年的禁令产生了广泛效应，特别是在江南，散居各地的蒙古人色目人绝大多数都改换了姓名，[8]如果仅从姓名看，已经很难分辨他们的族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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