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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建立元朝后，在确保其最高统治权益的前提下，基本按照“成吉思汗皇帝降生，日出至没，尽收诸国，各依风俗”的原则进行统治。
忽必烈 因此，元朝的法律制度中，既包含了中原王朝固有的传统法制，又夹杂着蒙古法、回回法等成分，可谓多元。 元朝法律的“多元特色”为统治中原汉地居民的需要，元廷的法律制度趋于汉化，但或多或少保留着一定的游牧民族特色，尤其在岭北行省（蒙古本土及以北地域）更为明显。
元朝与“三大汗国” 岭北行省的蒙古人仍按千户、百户的组织作为地方行政单位。战事开启时，就从他们中间起军出征。而进入内陆的蒙古人，绝大部分都以军户著籍，即蒙古军户。 对于居于蒙古本土的蒙古人，施用的是蒙古法，主要由沿袭下来的所谓“习惯法”和成吉思汗的《大札撒》构成。不过，对于进人中原的蒙古人而言，《大札撒》中有些规定就不一定合适了。 譬如《大扎撒》规定，禁止蒙古人洗涤衣服，直至穿破为止。这显然与蒙古人游牧的生活与生产方式，草原地带水源珍贵的情况有关；而入居中原的蒙古人，就没有必要继续遵守这样的规定了。 不过，元朝法律依然有很浓厚的蒙古元素。 譬如军队编制的十进位，对军官考核提出的“治军有法，守镇无虞，甲仗完备，差役均平，军无逃窜”，能从《大札撒》中见到相应的记载。
忽必烈狩猎 再如忽必烈登基后，为了体现“用刑宽恕”的意旨，笞杖之刑由沿袭金制“自10下至100下，分10等”，改为根据蒙古旧例的“各（等）减免三下”，即所谓“天饶他一下，地饶他一下，我饶他一下”，杖、笞皆以七为尾数。 蒙古习惯法和成吉思汗《大札撒》都规定，对偷盗牛、马、羊的蒙古人处以盗一赔九之罚。后来，这条法律也搬运到了元朝律法上面，即“汉人、南人盗牲口，也依著蒙古体例教赔九个”，“盗猪亦依偷盗牛、马、羊畜例处断”。 又如蒙古人严禁抹喉放血的屠宰法，并将此禁令强加给汉人和回回居民。像元朝和伊尔汗国，都曾有不少回回人因违反禁令而被处死。
旭烈兀的军队在围攻巴格达 从元朝法律中，也可寻找到回回法的痕迹。回回人之间的民事诉讼及轻罪，往往由元廷任命的回回法官“哈的太师”依照“回回法”进行决断。 所谓“回回法”，顾名思义，指的是回回人的办法或法规。由于伊斯兰教渗透到回回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回回法也深深地打上伊斯兰教的烙印。 元朝的回回人，包括了在蒙古西征时从中亚和波斯等地俘掠的工匠与平民、入仕于元廷的官员学者、赴元朝经商而留居的商人等等。他们构成了色目人中的很大部分，颇受元朝统治者信用，不少回回人在中央及地方中担任要职。
老版《马可波罗》中的宰相阿合马，就是色目人 很多回回人“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不复回首故国也”，造成了“元时回回遍天下”的局面。不过，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遵守着传统的伊斯兰教规。 元廷按照“教诸色人户各依本俗行者”的方针，允许诸色人户各依本俗行理本族事务，从中央到地方也设立许多管理民族和宗教事务的机构。
波斯天文学家扎马鲁丁，也属于“回回人” 作为管理伊斯兰教教徒最高部门的“回回哈的司”，由哈的大师领衔。除了依回回法掌管苯教的宗教活动外，也管理着回回人的诉讼之事。 元仁宗即位后，“罢回回合的司属”，并下令撤除各地设立的相应机构，即所谓“外头设立来的衙门，并委付来的人每，革罢了者”。哈的大师的职掌也被限制在“掌教念经”之内；到了致和元年（1328），文宗干脆发布了“罢回回掌教哈的所”的诏命。 不过，回回人相互间的诉讼，大都仍按旧制由哈的大师处理，只有无法解决的案件才向官府陈告。
建于元朝的松江清真寺（你能看出来这是清真寺吗？） 对于“主体民族”汉族的治理，元廷从“依俗而治”的原则出发，“遵用汉法”吸收了大量的中原法律法条，并以此来统治汉族人民。可以说，中原历代封建王朝的传统法制，是元朝法律中的基本盘。 从《元典章·刑部》及《刑统赋疏》载录的断例看，至元八年（1271）前由法司援引的“旧例”，“其文字与《唐律》相似者，即达近百条”。 当然，这些“旧例”并非《唐律》原文，而是基本沿袭《唐律》的金朝《泰和律》。原因很简单，蒙古人据中原汉地后，任用了大量的金朝降官旧吏来治理北方臣民。因此，沿用《泰和律》处理当地刑事，也无可厚非。
忽必烈与八思巴 至元八年（1271），忽必烈下令禁用《泰和律》，大量运用“旧例”作为量刑直接依据的情况不再出现。但在此后有关立法文书中，仍有援引“旧例”律文的现象。 不可忽视的“厚此薄彼”不过，我们也要冷静地意识到，元朝统治者们为了巩固自己的最高统治权力，维护他们的特殊利益，其法律条文中，不乏一些带有不平等色彩的规定。 尤其在官吏任免、科举制度、断狱量刑等方面，有着很强的“厚此薄彼”的现象。
史天泽，字润甫，燕京永清(今属河北)人 元朝统治者曾三令五申，“严禁女直（女真）人、契丹人、汉人、南人充任达鲁花赤”。
除了军事、政治法令中外，在民事法令条文中也有非常多“厚此薄彼”的条例： 蒙古人、色目人在与汉人、南人的冲突中，即使犯了罪，也能得到法律的明文保护，而汉人和南人的生命财产，几乎没有什么保障。
元朝主题壁画 至元九年（1272），元廷颁布了“禁汉人聚众与蒙古人斗殴”的禁令。“诸蒙古人与汉人争，殴汉人，汉人勿还报，许诉于有司”。 后面又规定：“诸蒙古人因争及乘醉殴死汉人者，断罚出征，并全征烧埋银。” “诸蒙古人砍伤他人奴，知罪愿休和者听。” 蒙古人打死汉人，只需杖57下，征烧埋银；“汉儿人殴死蒙古人”，不仅要被处死，并“断付正犯人家产，余人并征烧埋银”。 刑罚为何有所不同，官方多以“因争及乘醉”为蒙古人开脱罪责。 此外还规定：“诸蒙古人居官犯法，论罪既定，必择蒙古官断之，行杖亦如之。诸四怯薛及诸王、附马、蒙古、色目之人，犯奸盗、诈伪，从大宗正府治之。” 也就是说，蒙古官员犯了法，也只能由蒙古官吏负责断罪、行杖，必然造成官官相护，重罪轻判的结果。 ◆ ◆ ◆ ◆ ◆ 当然，我想说的是，元朝的法律虽然为蒙古、色目人规定了许多特权，但是真正利用法律到处横行的只是蒙古、色目贵族。 广大蒙古、色目劳动人民与汉族劳动人民一样，过着受压迫剥削的生活。贫苦的蒙古人甚至有被贩卖到异乡与海外的案例，这在《通制条格》和《元典章》中也屡见不鲜。 早在忽必烈至元年间，即有被当作商品，从泉州港贩卖到“回回田地里”和“忻都（今印度）田地里”去的。甚至且还发生过回回、汉人、南人贩卖蒙古贫苦妇女儿童的案件。
从图片判断，被贩卖的大概率是边疆地区的儿童 大德七年（1303），元廷特别下令，对将蒙古人口贩入番邦的人要严加治罪，并命市舶司官员，发现“如有将带蒙古人口，随即拘留，发付所在官司解省”。 所以在封建社会，“民族矛盾”往往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严重，而“阶级矛盾”则是一直贯穿始终。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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