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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万年】之三百二拾四:廉希宪治陕,元代“汉法”从长安走向全国

 自然自觉自在 2020-10-14

忽必烈在陕西推行“汉法”,“以汉法治汉地”,身边有一大批儒臣起着重要作用。这些儒臣,并不都是汉族,有一些是其他民族。元朝时期的著名政治家廉希宪,便是非汉族儒臣之一,在“汉法”的推行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具有典型代表性。

公元1253年夏天,在忽必烈的主持下,陕西地区正式的行政机构,即京兆宣抚司在古城长安设立,开明蒙古贵族孛兰和汉族官僚杨惟中被任命为首任陕西宣抚使,开始全面推行“汉法”。仅仅一年后,公元1254年夏天,还是蒙古王爷的忽必烈任命他的亲信廉希宪代替杨惟中,出任关西宣抚使,名儒姚枢为劝农使,进一步在关中推行“汉法”。

廉希宪,字善甫,汉化的畏兀儿(即维吾尔)人。他自幼学习汉儒经典,精通历史,受汉族文化影响极深。19岁时,廉希宪入侍忽必烈王府,常向忽必烈讲述孟子的性善义利之学,忽必烈给他起了个“廉孟子”的绰号。

元朝时期,将国内民族划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等是蒙古人,包括早期组成大蒙古国的各蒙古部落之成员;第二等是色目人,指除了蒙族和汉族以外其他各民族的成员;第三等是汉人,指原来在金朝统治下的中原(包括关中)汉族及云南四川等地较早降服蒙古的汉族;第四等是南人,指原在南宋统治下的汉人。

蒙古人地位最高,色目人次之,汉人和南人地位低下,尤其是南人更是卑微。廉希宪的种族身份,在元代属于比汉人高一等的“色目人”,拥有一般汉臣所没有的种族特权,因此,在“汉法”的推行中,廉希宪发挥的作用是一般汉臣所难以企及的。

廉希宪坐镇古城长安,主管陕西政务后,竭心尽力,孜孜求治,使战争重创后的关中地区和陕西社会逐渐恢复和发展了起来。通过“汉法”的实施,陕西成为蒙古征服区内最早恢复正常建制秩序的地区,为后来“安西路”(即长安,蒙古可汗时期,沿用金朝称谓“京兆府”;元朝皇帝时期,更名为“安西路”,后又改名“奉元路”)在元朝成为中国西半部政治中心奠定了基础。

廉希宪到任长安后,把大兴儒学作为首要任务和重中之重,这是符合他“廉孟子”的身份和背景的。当时,同他一道来关中担任劝农使的姚枢就是一代名儒。廉希宪又请求以当时北方最负盛名的理学家许衡为京兆提学使,这样“元代三儒”姚枢、许衡、窦默里,就有两人会聚长安,倾情关陕。

廉希宪经常与姚枢、许衡讨论济世安民之策,下令各郡县都建立学校,培养人才,当然主要培养的还是儒学人才。一时之间,关中士风大振,读书进取蔚然成风。许衡在讲学基础上形成的“鲁斋书院”,开创了后来明清陕西书院教育之先河。

廉希宪对儒学人才也分外重视,他曾几度登门延请关中名儒萧㪺(jū)讲学。萧㪺博学多识,但在廉希宪入陕前默默无闻,终日与山水林泉为伴。廉希宪对他极为推崇,先是向忽必烈举荐做幕僚,后又几度请他出山任陕西儒学提举,甚或举荐至朝廷任国子监司业。

萧㪺就是萧㪺,名儒不愧名儒。虽然廉希宪如此盛情诚意,但萧㪺始终未出山。合抱之木必须要出山为栋梁,为人所记得方为归宿?居深山之中度千岁春秋,难道不是更自然的活法?不过,廉希宪的接连延请,却使萧㪺名满天下,可谓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在蒙元(大蒙古国在忽必烈为末代可汗之前称蒙古,在忽必烈开国称帝之后称元朝)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廉希宪崇文重儒、奖学重道的努力,无疑对陕西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是“汉法”得以深入推进的根本。

廉希宪在政治上继续实行抑制军帅豪强的政策。军帅公然为非作歹的气焰基本被刹住了,但把被征服者直接视为奴隶的状况并未改变。早在窝阔台时,蒙古最高当局曾下令不得俘掠儒生为奴,并在汉人俘户中进行考试,中试者均释放为儒户,但这项规定长期被关中的蒙古贵族置若罔闻。

这项政策,在首任宣抚使杨惟中手中没有得到落实;廉希宪上任后,在忽必烈支持下,他下令把蒙古军帅在关中俘掠的儒士一律释放,编入儒籍,算是改变了“斯文扫地”的局面。此举既是培植儒学的群众基础,有利于儒学的兴盛,也是对军事贵族权势的一种遏制。

经济上,廉希宪支持姚枢“教民耕植”,同时,进一步扩大在凤翔等地的屯田规模,还在陕北绥德等地开辟新屯田区。蒙古军队入陕后,曾把大批关中人迁徒到宁夏灵武作为屯田役使的农奴。廉希宪说服忽必烈,将这些背井离乡、久经磨难的陕西人放回老家。

廉希宪在陕期间,关心百姓疾苦,爱惜民生民力,通过确立田赋制度,减轻关中常赋之半,劝课农桑,以促进农业经济的恢复。正因为如此,蒙元军队虽然数次以陕西为基地保障大规模征伐,耗费巨大,但陕西的农业生产仍能维持,甚至有所发展。

外交上,廉希宪主政陕西时,采取了成功的怀柔政策。蒙元控制的陕西和南宋治理的四川,是宋蒙对峙的前线。廉希宪曾致书南宋四川守将余玠(jiè),相约互不轻起边衅。据说余玠“得书,愧感自守,不敢复轻动”。陕西元军俘获宋臣张炳震、王政,廉希宪以二人母老,将其释放回川。

对南北分割的家庭,他表现得也很宽容。宋将家属有在陕西的,都以礼相待,并岁给其粮以资赡养。南宋四川守将刘整降元后,把以前叛元入川的数百人抓获,作为“投名状”,解送归陕,廉希宪却把他们全部释放,不予追究。

廉希宪的这种政策,赢得不少南宋军民的好感,大大减轻元军南下的阻力,为元朝南下灭宋、统一全国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客观上对陕西的恢复也大有帮助。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没有廉希宪和陕西的“汉法”,元朝统一全国的步伐就大大滞后,治理汉地的难度将大大增加。

深具经邦治世才干的廉希宪初来陕西时,年仅23岁。他在忽必烈的信任和汉族地主士大夫的支持下,革除敝政,推行“汉法”,在文化、政治、经济乃至民族关系上都颇有作为,显示了卓越的施政才能。

 

廉希宪治陕期间,作为“汉法”试验田的陕西成为蒙元治下最好的地区之一,从而为“汉法”在全国的推行创造了条件。当时的长安和陕西,有点相当于今天改革前沿深圳市和广东省,在改革和发展上引领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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