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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商鞅变法建立的“军功授爵制”的本质，在《军功授爵，一场虚幻的“平等”春梦》一文中，三解自以为已经拆解得很清楚了，结果看留言，还是有不少朋友不明所以。 回头啃一遍自己写过的文字，三解明白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了。 由于篇幅问题，《军功授爵，一场虚幻的“平等”春梦》并列讲述了两条线，一条是“军功授爵制”究竟是什么的变迁，也就是商鞅变法后的1.0版和秦始皇时代的2.0版之间的异同；另一条线则谈的是“为什么”的问题，即这些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产生的原因。 一 具体来说，“军功授爵制”本质上是在周制“诸侯、卿、大夫、士”分封体系上的细化和赎买，而非完全地“打碎一个旧世界”。 在周制之下，四个分封等级除非通过暴力篡夺的手段，否则无法逾越，而春秋和战国时代，国君以职业官僚组织为爪牙，实际上扩张了自己的权力，“被分封者”的实际权力和权益在一步步萎缩。 这个历史进程，大体可以参照日本德川幕府的权力扩张，分封的军事贵族日益城居化、官僚化，而与其领地之间的经营联系日趋弱化。 在此条件下，曾经把持秦国基层管理的“大夫”阶层，在商鞅设三十一县，剥夺其基层治政权力之后，就面临着痛苦的选择，是对抗还是顺从。 商鞅的变法也并非只取不予，对于“大夫阶层”，他将“大夫爵”拆成了五级，其中以“大夫”（含国大夫）作为“基础”，其上设置“公大夫”、“公乘”、“五大夫”这三级“更容易”获得的世袭封邑，也就是等同于周制下真正的“分封大夫”的经济利益引诱整个“大夫”阶层向新制度低头。 “大夫阶层”可以通过战功获得更多的“税邑”，原有权益和未来权益都可以得到永久保障，这个制度“加法”不难理解。 比较大的变化表现在“士阶层”，即面向最底层的平民开放了“士爵”和“大夫爵”的上升空间，以斩首为条件，理论上，一个平民是可以升迁至“五大夫”爵的，但是在实操层面，就很复杂了。 在没有任何全军盈论的情况下，一个最底层的“小夫”（操、徒、校），需要个人斩首4颗，升至“不更”爵，候补为“屯长”或“百将”，就任后即需要全队、全屯斩首33颗才可“盈论”升爵至“大夫”。 问题是，《商君书·境内篇》在“百将”斩首盈论之后，即详叙“五百主”的短兵人数去了，并没有提及“大夫”爵团队斩首盈论的数目标准，过往的观点往往认为进一步升爵还需要等比例放大，考量斩首数目，但这只是一种错误的“推而广之”。 事实上，《韩非子·定法篇》说的是：
对应的是《商君书·境内篇》的记载：
问题是，到了“公大夫”爵已经有“封邑”了，对它进行“益田一顷”本身就是重复了，那么，“大夫”（含国大夫）也就是赐田宅的顶级了，即田五顷、宅四十五亩，除庶子五人。 “大夫”爵的上限特征，还有证据：
直白地说，“大夫”爵以上不按“低爵”的标准执行，也不存在“以此类推”。 不类推，也就意味着“大夫”爵以上的爵位升迁，只有“集体功”的机会，也就是全军斩首“盈论”之后，全军上下的普赏，这种“撒胡椒面”的制度安排，对于约束基层军吏非常有必要，而在具体的升爵标准上，明显更利于“大将”：
这就涉及到了对更高阶层的“赎买”，也就是“卿爵”，很明显，除了六国游士入秦的“试用期岗位”——客卿之外，“卿爵”并不对“外人”开放，这里的“外人”指的是“卿爵”等级之下的人们，因为在《商君书·境内篇》中完全没有提及“大夫阶层”如何升为“卿阶层”，也就是说，这个阶层头顶上不是玻璃天花板，而是钢板。 那么，“卿爵”的圈内人都是谁呢？ 二 从史书的记载来看，公族近支——樗里疾（秦惠文王弟）、公子壮（秦惠文王子）是很明确的，都有“庶长”之位，前者还有“右更”之爵，也就是说，“卿爵”和“卿位”本身就是等同的概念。 而确定了“庶长”是“卿位”，那么，“庶长章”也就是魏章，这种王族之外的客卿转正卿，也是“卿”的角色来源之一。 再参考“右庶长”爵明确有受封的“子子孙孙”的宗邑分封，也就意味着“卿爵”必然世袭。 那么，秦国的“卿爵”实际上就是三个主要来源：客卿转正卿、王族近支分封和“旧卿贵族”世袭。 除此之外，还有没有第四种可能？ 有，即秦王命“将”，以官吏或军吏转任。 比如魏冉（经历不详，或为军吏转任）、白起（经历不详，或为旧卿后人，以左庶长起家卿爵领军）、王翦（经历不详，或为军吏转任）、蒙恬（刀笔吏为将，因功封内史以卿位领军）、章邯（任少府以卿位领军）。 这也就是《军功授爵，一场虚幻的“平等”春梦》一文中考证的秦昭襄王之后“庶长”改“将军”，实为“卿位”的变体，所谓“为将”，即任“卿位”，不同“将军”职位之间的高低，也是由“卿爵”为标准进行区分。 而从商鞅变法到秦始皇统一时代“军功爵制”的变化可知，正因为在制度安排上“卿位”的战功“含金量”过高，“盈论”则升三级，所以才有了“少上造”、“驷车庶长”和“大庶长”的三级爵位新增，“卿爵”就占了“伦侯”（关内侯）之下所有爵级的50%。 综合一下上面的信息，以阶层为基准看一下发展空间。 商鞅变法时：
秦始皇时：
两者相差其实不大， 平民、士、大夫的区别被打破，也就是对于平民来说，“秦国梦”可以达到“五大夫”爵的“封邑”层次，实现了整个社会绝大部分人的表面“机会均等”，而独立的“卿爵”存在，则为秦国的顶级权贵和“特殊人才”（而非本国炮灰）提供了绿色通道。 从纸面上看，“大夫”阶层是一个“只升不降”的社会阶层，理论上，制度运作的时间越久，“大夫”阶层的人就越多，但实际制度运行的层面绝非如此，因为由“不更”升“大夫”爵实际上是由个人武勇向军吏管理转化的“坎儿”。 而军中的军职，越向上，位置越少，秦军又是施行五、十制度，以4万人一军计算，有伍长8000人、什长4000人、屯长800人、百将400人、五百主80人、二五百主40人、尉4人、大将1人。 这也就意味着，五百主以上的军职，在秦国军队“兴卒”和“屯戍”、“更戍”都以固定行政区划为单位的制度背景下（见《2000年的“善政”童话：汉初休养生息的真相》），只会长期把持在“世袭大夫阶层”的手里，留给后来者的机会窗口只会越来越窄。 三 平民机会窗口的完全封闭，就在秦始皇平灭六国之后。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实是，《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
这可能是秦始皇，也是秦国、秦朝唯一一次“普赐民爵”，空前绝后，可见秦制中对爵位的“吝啬”和重视，当然，更重要的是这次“赐爵”的经济价值，即自此之后，整个秦朝全国上下的黔首，至少是一个公士爵位。 而根据记载，直到秦始皇三十一年才下令“百姓自实田”，也就是说，在这之前，秦朝应该仍施行“爵位授田制”，天下百姓应该普惠的“赐田一顷、宅九亩”。 然而，我们在《史记·淮阴侯列传》中看到的是，韩信的囧态：
在南昌亭长家“寄食”数月，之后又吃“漂母”数十日，“漂母”也说道：
韩信已经穷得吃不上饭了，他的“爵一级”和“田一顷、宅九亩”又在何处？要注意的是，他既然“不得推择为吏”也就意味着他也曾是秦朝的编户齐民，而不是逃亡匿户，要么，就是自己糟蹋光了，要么就是根本没分到田宅。 所以韩信跟随项梁造反的时候，已经是彻底的无产者，只能“杖剑从之”，哪怕是他这个“秦末汉初第一名将”，初时也只是“居戏下（戏，军营），无所知名”，在“尚武尚贤”的秦朝，干脆就吃不上饭…… 另一位“秦末汉初第三名将”的命运要比韩信多彩得多，也经历了更大的反差。 作为地地道道的战国时代底层人，一个不会有资格和功业被写进《战国策》或是《史记》中属于那个时代的文字的人物，刘邦，实实在在地经历了那个游侠的自由时代，从沛县丰邑中阳里游荡到外黄，“数从张耳游”，并在张耳门下为宾客数月。（《史记·张耳陈余列传》） 他的弟弟刘交，则是另一番景象：
浮丘伯是齐人，又是孙卿门人，也就是荀子（避汉宣帝刘询讳，改孙）的门生，也就是韩非子、李斯的同门师兄弟，在汉高祖过鲁地时，曾带着弟子申公一同觐见。而刘交少时求学，又在秦焚书之前，很有可能始于秦统一之前。 一个家庭的亲兄弟，一为游侠浪荡子，一为荀子再传儒生，楚元王少年时的儒学水平我们无从判断，毕竟文无第一；但刘邦生于公元前256年，反秦时为公元前209年，虚岁已经48岁，当时即将步入老年的人物，却用不到10年的时间，历经百战，打下了一个帝国。 无论是亲冒矢石，还是战阵决胜，或是运筹帷幄，刘邦在同时代起码是排名前十的强将，甚至可以排进前三（见《刘邦品性那么差，为什么会有一群有能力的人辅佐他？》），战绩仅次于韩信、项羽，但是，他在秦朝的12年间，只当上了一个亭长，还因为“徒”的逃亡，只能一起亡命山泽。 过往，人们常说亭长提三尺剑得天下，似乎是说，时无英雄，亭长之才最终胜出，那么，如果我们反过来看呢？就是天下排名前三的名将在秦朝的遭遇是：
就此而言，所谓大秦帝国以军功授爵，公平公正、能者上、庸者下的“伟大制度”，又是如何泽被四海，使人才皆得其所用呢？ 实际上，这是一本“错经”。 四 正如上文所述，秦国的军功授爵制的系统外人才“补充”，最重要的来源是六国“客卿”，对于本国国内的人才挖掘其实是不足的，按照《韩非子·定法篇》的批评就是：
除了上述本身就处于社会底层，且没有家世可称的刘邦、韩信、周勃、灌婴、彭越、英布等人之外，还有坚持与秦朝采取不合作态度的项梁、项羽、张良等人；以及平民化的近支王子公孙，如魏咎、魏王豹、韩王信；以及田儋、田横兄弟这样的田齐远支的强宗豪右。 记载并不多的，则是另外两类人： 1，异姓贵族封君，如赵奢之子，赵牧；如韩王成。
韩国的公子成受封横阳君，没有如魏王咎一样写明“故魏时封为宁陵君”，而《史记正义》考证横城在今河南商丘一带，并非韩国疆域内，而属于魏境，刘邦部下的阳陵侯傅宽，就是“以魏五大夫骑将从，为舍人，起横阳”，战国时韩国封君不可能封到魏国境内去，也就是说，公子成实为秦国的封君，这与赵奢的孙子赵兴被秦朝封为武安侯情况类似。 也意味着秦朝并没有对六国贵族全部镇压的，其中大部分保留了经济权益，一部分甚至还委以分封之爵。 结合在反秦、楚汉战争中的“诸侯子”阶层的广泛存在，说明，秦朝只是对六国的王室近支进行了镇压，如魏咎有较近的继承权，就被秦朝“迁咎为家人”，也就是废为庶人，这种人就是所谓的“六国后”，他们分散在六国故地，乱世一起，就被拥立为王。 2，诸侯子任官，如赵佗。
有限的记载，只能表明，赵佗作为原赵国人，又是赵氏，在秦朝以谪徙民开南越的情况下，得任为南海郡龙川县令，这个职务，在秦朝灭赵之后，以平民从零做起，技术难度太高了，更大的可能性是秦朝承认赵国的“大夫”贵族身份，赵佗参军后因功升爵一、二级，转任县令（官职是令非长，县有万户）比较合理。 退一万步说，秦朝举吏有赀算十万的标准，赵佗为县长吏，绝对有比较大的资产。 上述两条，加上田儋兄弟“皆豪，宗彊，能得人”，都说明秦朝统一之后，对于“诸侯子”中的绝大多数是承认、保障旧权益的，结合《史记·张耳陈余列传》中鼓动豪杰的“秦为乱政虐刑以残贼天下”历数罪行却没有提及“侵害土地产权或是掠夺资产”，这就意味着秦统一之后并没有经济上的“天翻地覆”。 五 血统贵族，仍旧是贵族，六国平民通过客卿“龙门”成为“卿相封君”的机会却没了。 在政治组织的逻辑下，关上一扇门，必然要打开一扇窗。 这扇窗户，就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的“琅琊刻石”的名单中：
在《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功臣名将的下场如何？》一文中，三解讨论了秦朝列侯、伦侯的下场， 并没有进一步解释其余“卿”、“五大夫”的角色。 事实上，这里只有两位丞相称官职，而其余众人均称爵，这些人是什么角色？ 比如伦侯武信侯冯毋择就曾出现在岳麓书院藏秦简中，这个秦王政二十二年有人冒名他儿子的“为伪私书”案里的法律文书中，明确称“五大夫将军冯毋择”，郡级官吏则指出“毋择已为卿”，并处罚文书相关官吏各一盾。 在《史记·秦本纪》中又有这么几个“五大夫”：
可见，在秦昭襄王时代和秦始皇时代，五大夫都是可以作为“将军”领兵的，同时，结合结合上述刻石的署名可知，卿、五大夫也有资格“与议”，也就是参加皇帝主持的大事讨论，而不需要有具体的官职加持。 在《史记索隐》注释《史记·蒙恬列传》中“故周书曰‘必参而伍之’”一句时说：
也就是说，周朝旧制里，三卿和五大夫都有资格参与国君的“小朝议”，也就是帝王身边的高阶近臣。 《云梦秦简·法律答问》中说：
《汉书·惠帝纪》中明显有继承性：
等于是秦的“宦”是汉朝“宦皇帝”的简称，秦朝的“知于王”是汉朝的“知名者”的简称，六百石吏之外，还有一个等同的“爵五大夫”。 《二年律令·杂律》中则不包括“爵五大夫”：
对于“宦皇帝”这个群体的研究，阎步克教授在《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论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的“宦皇帝”》一文中有深入的论述，并总结了几个特点：
以上的研究，实际上是以汉代官制变化为对象，回到秦代官制的底本，“赀选”自然有延续性，但秦、汉两代在土地财产制度上有明显不同，富户的来源自然大有区别。 六 秦国和秦朝以军功爵为标准进行两个层级的财产安排，公大夫（不含）以下全部施行授予田宅，公大夫以上则全部赐予封邑。 在《商君书·境内篇》中说：
这里的六百，应为六百石，短兵数比“五百主”多10个人，结合上面说的“吏六百石”的级别对应关系，这个“坎儿”很重要。 按照《汉书·董仲舒传》中“天人三策”的现实选官制度描述：
也就是说，“吏二代”为郎，再由皇帝在郎官中选人为“长吏”，这样形成官僚组织和“宦皇帝者”之间的人力资源交换，而在秦国和秦朝，二千石吏职数目远少于汉武帝时代，郎官的来源，只能出自“高爵”，也就是“公大夫”以上十四级有“封邑”的爵位。 而有封邑，自然也就负担得起“宦皇帝者”的自费支出，当然，要在这群人中，达到“知于王者”，恐怕至少也得是有资格参加廷议的“五大夫”爵以上。 这个循环应该是：
秦国、秦朝的这个制度循环，实际上是“爵本位”的变化节点，即由纯粹的、不可变的“血统分封爵位”走向变化中的、可由王权干预的“军功爵位”，但是后者的“高爵部分”仍旧采取“血统继承”的原则。 归根结底，秦的官僚制度组织原则，并不因统一与否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其对于血统贵族的尊重和倚重是植根于商鞅变法的初始原则之中，所以，对六国的贵族血胤的身份和财产的尊重和使用，与秦国的同类并无区别。 然而，随着天下的统一，平民豪强通过“游士”——“客卿”路线改变命运的机会窗口却被关闭，因为上述的“爵本位”循环和“吏系统”循环的实质“封闭性”，被排除在帝国的上层通道之外。 了解了以上的一切，再回想一下陈胜、吴广的呐喊：
懂了吗？ - E N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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