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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曲有一出常演的折子戏，名叫《虎囊弹·山亭》，演鲁达三拳打死镇关西，为避官府捉拿去五台山文殊院为僧，却耐不得寺中清苦，私自下山，在半山亭上抢酒豪饮，大醉而归。明明是梁山人物和水浒故事，却与“虎囊弹”何干，那“虎囊弹”又是何物？ 原来又是个《水浒传》的衍化版。《水浒传》问世后，借此书之砖瓦，砌自家之门墙的很多，最著名的就是《金瓶梅》。《虎囊弹》亦是，却不是小说而是戏。戏的前半照搬原著，后半开始发挥。话说那个被鲁达所救的金翠莲，后来嫁了赵员外为妾，生活美满。但好景不长，赵员外得罪恶霸被陷入狱，性命只在旦夕，金翠莲为救老公，在衙门口长跪鸣冤。中军牛健见了，厉声喝道，按衙门的规矩，告状人须先被吊在高杆上，受虎囊弹一百下，若还有命，方能允告。金翠莲毫无惧色，一口答应。牛健倒吓了一跳，原以为此女所告无非家长里短，不外鸡毛蒜皮，拿虎囊弹吓她一吓便可，不想结果如此。牛健由此断定，此女实有重大冤情，不仅免刑，而且设法助其告状。经过一番周折，赵员外终于洗冤脱狱。 原来虎囊弹是一种极厉害的刑具。不过它的形状、大小及用法，牛健没说，作者没写，加上任何文献俱无记载，以至于有人猜为作者的杜撰。虽然如此，有一点可以肯定，那一百虎囊弹定是非同小可，其威力绝不亚于孟州管营的一百杀威棒。讨打杀威棒的是武二郎，愿受虎囊弹的却是弱女子，难怪牛健立时改了主意。可惜《虎囊弹》全本早已失传，只有这折《山亭》演到如今。看来文章之存废，戏曲之传轶，除了天眷或天弃，便是才高或才低的缘故了。 话说鲁达虽削了须发，立了法名，毕竟本性难移。《水浒传》写他白天不念经，晚上不坐禅，困了倒头便睡，鼾声震天。净手不去茅房，只在佛殿后撒尿拉屎，臭气熏人。和尚们纷纷皱眉，双手合十，口称“善哉”。智深听了喝道，什么鳝哉，洒家团鱼也吃！和尚们又道“苦也”，智深又道，团鱼肥甜好吃，哪得苦也？和尚们没法，只得向智真长老告状，长老微微一笑，说智深将来证果非凡，你等皆不如他。 智深在文殊院里呆了数月，每日青菜萝卜，每顿白饭稀粥，口中早已淡出个鸟来。一日走出寺外，行至半山，正思量向哪处吃碗酒去，恰见有个汉子挑着一副担桶，在亭中歇脚擦汗。《水浒传》写他问那汉子，桶里甚么东西？汉子道是好酒。智深再问多少钱一桶？汉子道，我这酒挑上山去，只卖与那些做工的吃。长老已有法旨，若卖与你等和尚吃了，要追了本钱，赶出屋去。智深道真个不卖？汉子道，杀了我也不卖！智深道，洒家也不杀你，只问你买酒吃！汉子见不是头，挑了担桶便走。智深赶出亭外，双手拿住扁担，只一脚，汉子捂着裆，就做一堆蹲在了地下。智深拿了旋子，开了桶盖，只顾舀吃，无移时吃了一桶，道那汉子，明日来寺里讨钱。汉子方才疼止，又怕长老得知，坏了衣饭，忍气吞声，拾了旋子，把酒分两半桶挑了，飞也似下山去了。 《山亭》大致就是这么演的。区别是智深在小说里只吃了一桶酒，在戏里却吃光了两桶酒。戏的情节简单如此，又与小说相仿如此，按理说人们只消坐在家里看书即可，又何必劳步动车，去剧场看戏呢？ 原来看戏与看书看影视剧，很不一样。戏的故事不过是一个壳，演的歌舞倒成了一枚核。会看戏的人，不为看故事，而为看表演，赏其技艺，得其神韵。这与喝不求解渴的茶，行不求到达的路是同等道理，不但是生活之必需，更是境界之高致。《山亭》由净丑二角应工，净角高大魁梧，丑角矮小灵活，若是二人技艺精湛，配合默契，往往妙到毫巅，令人叫绝。最后智深酒兴大发，净角更摆出全套罗汉十八式，金鸡独立、朝天蹬、罗汉叠，式式超难，有华美的雕塑感。由此《山亭》极对观众的脾胃，曹雪芹曾借薛宝钗之口夸其“排场又好，词藻更妙，铿锵顿挫”，却只字未提虎囊弹之事，想必那时全剧已经不传。大浪淘沙，往往淘洗过后才见金珠，我觉得与其说《虎囊弹》只存下《山亭》一折戏，倒不如说《山亭》保住了《虎囊弹》一个名。 我还觉得昆曲所演，要比小说所写更精彩。论起这部“第五才子书”的文笔，固然好到令人浮想联翩，毕竟是歌舞来得更亲切更直接一些。更要紧的是，区区这一折戏，便将整部书对智深的刻画与评价全都演了出来——他虽把汉子的两桶酒都吃尽了，却以豪爽的天性打动了汉子，两人嗔气尽消，言归于好，快快活活，各走各路。智深的真性就这样被昆曲活生生地发扬了出来，智深的归宿也就这样被昆曲淡幽幽地暗示了出来。《水浒传》写他宿于杭州六合寺，当晚听得钱塘江潮轰鸣，想起智真长老的偈语“听潮而圆，见信而寂”，一笑坐化，临终前写下“平生不修善果，只爱杀人放火”的自评。而《水浒传》的赞词，却把“杀人放火”释为“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终成正果。昆曲净角须既演出他的金刚身和霹雳手，又演出他的菩萨心和光明性，方不悖了金圣叹所下的一百单八将之“上上人物”的评语。 未发虎囊究不存，独留水浒传中人。天生一个花和尚，起舞行歌最得神。（调寄《浪淘沙》） 夜光杯2018年10月18日
星期四
异乡应与故乡同 胡晓军
车至魏玛，夜已深，无暇仰望当空的月亮了。 但黄昏的那扇车窗，早已令我目不暇接。舒缓的平原和幽深的层林，高低错落，交叠出现，色彩艳丽的农舍点缀于大道和小径之间，就在夕阳和晚霞里，美得简洁而又变幻，庄严而又摇曳，深厚而又恬淡。 即便中途打尖，也有新异发现。就在路拐角的草地上，红黄碧绿，堆堆垒垒，走近一看，是各色蔬果，按品种和大小摆作几堆，前置小牌，上标价格。我游目四望，寻不见小贩踪影，这才发现地上有铁罐一只，顶端有罅，示意买主选中货品后投钱入罐即可。小贩所要做的，上午摆摊，晚上收摊而已。我想他若连摊都不想收，那更容易，只消在蔬果上盖以薄布一片，明天掀开即可。漫长的看摊时间，他大可以去做其他的事，比如读书，小酌，看电影，甚至做一次短途旅行。他已摆脱了金钱的束缚，变得自由。 小贩若此，诗人又当如何？ 许多事，是须先摆脱了金钱的束缚后才能去做，且有可能做得好的，比如幻想，奉献，作诗歌，乃至作一篇旷世杰作。《浮士德》序幕中，面对急于赚取钱财的老板、忙于取悦观众的丑角，诗人斥道：“去吧，你们去寻找别的奴隶去吧！”被金钱所役的人，便是奴隶，一群不配有诗的奴隶。推而广之，比如家庭，城市，国家和民族，莫不如此。 次日凌晨，空中飘起了小雨。我们沿着小巷缓步而行，走向歌德的故居。 这是一幢美丽的黄色小楼，前面是弧形的小街和广场，一切都是1775年的样子。当年，这座仅几万住民的小公国请来了一位26岁的年轻人，他就是已安然度过“维特”时期的歌德。这幢两层小楼，正是公国赠予他的礼物，此外更有枢密顾问和首相的高职、丰厚的薪俸恭候他的光临。 底层的客厅、厨房和浴室，现已改为歌德的藏品陈列室。歌德最早攻读法律，研习绘画，此后涉广猎博，在哲学、法学、文学、史学、自然科学等方面均达到精深的造诣。室内陈列的雕塑、名画、钟表、花瓶、彩盘、挂毯，还有他自制的动植物和矿物标本，琳琅满目，无一不通向他各类成就的源头。 二层的卧室、工作室和藏书室，则完全是另一个世界。底层房间雕梁画栋，堪称奢华，那是他待客之所，主要为公务和交往应酬所需；二层房间清水原木，简朴狭小，那是他思考与幻想的空间。缘由何在，歌德曾解释说：“舒适豪华的陈设会扰乱我的思维，使我陷入一种迟钝怠惰的状态。”写作也好，研究也罢，都须摆脱物质，神游物外。满目视听极易扰乱心智，遮蔽魂灵，魔鬼梅菲斯特正是以此引诱浮士德堕落的。从两层楼的反差看，歌德既是一位能尽享物质之乐的人，又是一位能完全拥有精神之美的人。在自己作精神遨游时，歌德并不希望与他笔下的人物一样，听凭魔鬼的摆布。 歌德定居此地，再未移居他处，直到写完《浮士德》后以82岁高龄辞世，开创了德国的第一个文化黄金时代。当然，开创这一个时代的不只是他。离歌德故居十分钟步程，就是席勒的寓所。他们因诗歌和剧作成了忘年交。在魏玛剧院的门前，我看到了他们并肩而立的铜像。 站在铜像前，我想，对于拥有歌德的日耳曼民族，是不会有人指责他们严谨到缺乏想象力的。不错，这个民族因有了康德和黑格尔而深沉，然而，这个民族又因有了歌德和李斯特而飞扬。而那位睿智深邃且多愁善感的尼采，则更不消说了。理性和感性从不同的路径到达精神的峰巅，当它们相遇时，诗人就是哲人，哲人就是诗人。其中更有少数的人，比如歌德，还能完美地对待一切，包括忙与闲、褒与贬、自由与规矩、古典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包括对公务与创作的得当处置，对名利和自我的正确看待，对文坛宿敌的幽默宽容，对中国小说和东方文化的热情欣赏…… 我们沿着石街缓步而行，走向小镇的停车场。 将离魏玛，车已开，不能仰望魏玛的月亮了。 就在这初霁的午后，我想起了歌德的《对月》：“你又把幽谷密林/注满了雾光/你又把我的心灵/再一次释放/福啊！谁能无憎地/躲避开尘网/怀里拥有一位知己/共同去欣赏。” 《对月》不仅被公认为德国抒情诗的杰作，且被誉为世界上最美的月光诗之一。想我昨夜还与魏玛的月光擦肩而过微微惋惜，如今却在魏玛的午后被歌德笔下的月光深深打动。有了诗中的月亮，读它的人心中便有了月光。此时的你即便不是诗人，也就成了诗人，即便看不到一丝的光，也正对着自己心中的那轮明月。 孤悬万仞映寰中，圆若银盘缺若弓。 诗里清光胜满月，异乡应与故乡同。 夜光杯2018年11月14日
星期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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