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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班牙美洲相比，葡萄牙美洲的文化有其自身的特点。首先，巴西地区的土著古代文化欠发达，遗产稀少，对新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影响不那么大。新文化的主要成分是从宗主国移植过来的欧洲文化。其次，巴西社会重心在种植园、牧场和矿区，市镇作用相对较小；因此，文化发展受农村影响大。第三，农村从事生产劳动的劳动力主要来自非洲，因而非洲文化的影响较大。第四，葡萄牙不仅在美洲拥有，还在亚洲和非洲占有（如印度的果阿和中国的澳门）。各文化通过宗主国相互影响，因此，巴西在吸收非洲文化成分的同时，还吸收了一些亚洲文化成分。第五，从事文化活动和创作的主要是葡萄牙人及其后裔克里奥约人和穆拉托人，前两者在科学研究（包括语言）、教育和文学创作方面成就突出，后者在音乐、舞蹈、造型艺术方面成就显著。 1.科学研究 最早开展科学研究的是耶稣会士。他们为了传播基督教教义，诱使土著皈依天主教，对土著的习俗和语言进行了考察、研究，在人种学和语言学方面做出了贡献。成就突出的是马诺埃尔·达·诺布雷加（1517—1570年）和若泽·德·安希埃塔（1534—1597年）。诺布雷加的代表作为《使异教徒皈依天主教对话录》，述及了土著的风土人情。安希埃塔编纂了首部图皮语语法，全力推广以图皮语为基础的土著普通话。不光在印第安人中推广，也在白人和梅斯蒂索人中推广。形成了土著语普通话和葡萄牙语双语制。这一语言现象一直延续到18世纪中叶。1727年葡萄牙国王下诏禁止使用土著普通话，但受到了巴西人的抵制。1757年，他再次下诏只准讲葡萄牙语，禁绝土著普通话。土著普通话被禁了，但其大量词汇融入了巴西人讲用的葡萄牙语。巴西人讲用的葡萄牙语在发音、语法、词汇、含义和拼写上与葡萄牙人讲用的葡萄牙语有所差异，被语言学家称之为“软绵绵，甜丝丝的葡萄牙语”。 以诺布雷加为代表的一些耶稣会士还撰写了不少有关巴西自然、地理状况的文章﹝诸如佩罗·马加良埃斯·德·甘达沃的《论巴西土地》（1576年）、菲尔南·卡尔丁的《巴西的气候与地理》（约1584年）、加布里埃尔·索亚雷斯·德·索萨的《1587年记述》﹞。然而直到18世纪，才对巴西自然、地理、动植物和矿物进行全面考察和研究。主要著作有乔瓦尼·安东尼奥·安德雷奥尼（1649—1716年）的《巴西的文化极其丰富的药材和矿藏》（1711年出版，共4卷）、若泽·马里亚诺·德·孔塞尚·维洛索（1742—1811年）的《里约热内卢植物志》和《巴西大地产主》（1796—1806年出版，共11卷）。以及霍阿金·多·阿莫林·卡斯特罗的《巴西自然史》。1784年，里约热内卢成立“自然史研究室”，集中研究巴西的自然、地理、动植物和矿物。 与自然、地理学同时发展起来的是历史编纂学。主要的历史著作有安布罗西奥·费尔南德斯·布朗单的《辉煌的巴西对谈录》（1618年出版）、维森特·多·萨尔瓦多的《巴西史》（1627年出版。这是克里奥约人撰写的第一部巴西史）、塞巴斯蒂安·达·罗莎·皮塔的《葡萄牙美洲史》（1730年出版）。 18世纪，在对自然科学开展深入研究的同时，也对政治、经济、社会问题进行了探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主要著作有费利西亚诺·霍阿金·德·苏萨·努内斯的《伦理政治谈》（1758年出版）、若泽·霍阿金·阿塞雷多·科蒂尼奥（1742—1821年）的《经济随笔：葡萄牙及其的贸易》（1794年出版）、若泽·达·席尔瓦·利斯博阿（1756—1835年）的《贸易权》（1798—1828年出版，共7卷；作者阐述了亚当·斯密的思想主张）、伊波利托·若泽·达·科斯塔·佩雷拉·富尔塔多·德·门多萨（1774—1823年）的《巴西通信》（1808—1823年；作者反对专制主义，主张革新，维护政治和宗教自由，宣扬社会平等、“社会契约”和人权）。
2.学校教育 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大多是葡萄牙人，克里奥约人不多。这是由于巴西没有一所正规的大学，只有初等和中等教育；克里奥约人不得不到宗主国上大学；通常在科英布拉大学接受高等教育，谋求学位。 巴西的初等和中等教育于1759年之前一直在耶稣会的控制下。1759年耶稣会士被逐出巴西后，教育由其他教派掌管。耶稣会在巴西总共兴办了10所学院、4所神学院和一所修道院。教授的课程有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以及修辞学、神学和哲学。接受教育的大多是克里奥约人，还有少数梅斯蒂索人和穆拉托人。女孩子只接受家庭教育和宗教教育。印第安人和黑人享受不到受教育的权利。 18世纪下半叶，巴西学校才开设自然科学和经济学课程，开始教授数学、代数、几何、三角、制图、物理、化学、植物学和矿物学。1808年开办一所“经济专科学校”，培养经济建设人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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