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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是中国古代制度设计中最成功的一项制度。这项超越世界的选官制度，彻底解决了国家管理者的选拔问题，成功维护了中国封建王朝的稳定，避免了王朝的频繁更替，并且从根本上杜绝了春秋战国魏晋三国五胡乱华南北朝的长期战乱的可能性，对中华文明的存续起着至关重要的伟大作用。 中国历史最早的政治制度，是商朝的神权统治，其时国家统治的基础是巫覡，正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国王负责戎，大祭司则负责祭，且所有国家大事，都要通过占卜和祭祀来决定。这种神权大于王权的制度，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终究是会被打倒的，结果就有了武王剪商，以人治代替神治，并实行分封制，从而以贵族政治代替了神权政治。 但贵族政治也有问题，那就是随着时间发展血统稀释，导致中央集权日益削弱，各家诸侯尾大不掉，交相攻伐，这才有了春秋战国的数百年大争之世；后虽有秦国推行军功制与文法吏，行郡县制，实施中央集权，惜乎步伐太快，时间太短，未成气候，导致西汉七国之乱、西晋时仍有八王之乱。 图：秦军功制 至此，中国的统治者终于认识到，贵族政治是行不通的，迟早会将天下陷于分裂之乱局。所以汉朝在继承了秦之军功制与文法吏之外，又在汉武帝时行推恩制，削弱皇亲国戚与军功贵族的权力，再次加强中央集权，并实施察举制与征辟制，即由主要靠朝廷公卿与地方州郡察举人才，推荐给中央政府，经过一定的考核，任以相应的官职；所谓征辟，则是由皇帝或地方长官直接进行征聘。 选举制和征辟制虽可加强中央集权，给予士人上升通道，但西汉乃以军功贵族起家，功臣贵族世家势力仍然庞大，汉朝皇帝不得已任用外戚以为制衡，最终导致王莽篡权，王朝崩溃。东汉皇帝乃痛定思痛，大开太学，并重用宦官，而以士族、宦官、外戚三方鼎力，互相制衡，以为可以永保皇权，不料却导致政治斗争日益激烈、国家内耗严重，到了汉灵帝时期，经过两次党锢之祸，世家大族终于忍无可忍，乃以袁绍为首展开了疯狂的报复，从而一举歼灭了外戚与宦官势力，但东汉王朝也因此分崩离析。而世家大族则通过这一番地方包围中央的割据混战，终于全盘掌握了国家权力！ 这就是察举制的危害所在了，世家大族，常年掌握察举大权，其门生故吏多年受其培植拔擢之恩，按照东汉的官场规则，故吏相当于先秦时家臣，视举主（推举他的人）、府主（征召他为下属的人）如同君父，不仅要为其效忠，致送馈赠，乃至生死相依，患难与共。主子们死后，故吏还要服三年之丧，并继续尽忠于其后人或经营其家财。所以一个家族当官的人越多，越久，越大，其积累之政治资本也就越雄厚。如汝南袁氏、弘农杨氏、颍川荀氏、河内司马氏就是这样的世家典范。 所以，东汉之后，魏主曹丕终于率先向世家大族献上了自己的膝盖，行九品中正制，世家大族遂借助把持尚书台与各地中正，将所有选官大权从皇帝和宗亲手中夺走，牢牢的把握在自己手中，从而编织起一个密密麻麻的亲戚婚媾、官员提携网络，将中国正式带入士大夫门阀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门阀成为与皇权平起平坐的阶层。皇权虽然不断挣扎着恢复秦汉荣光，无奈乎自身深陷割据世家的再封建网络，一不小心就会被门阀大族篡权替换，始作俑者就是生了八个儿子的司马防和生了九个儿子的司马懿，这庞大的司马家族，凭借九品中正制把持了曹魏的兵权与用人权，从而轻松篡夺掉了曹魏的皇权。 魏晋以降，门阀制度愈演愈烈，表现就在于其政权极不稳定，特别是南北朝时期，短短一百多年的时间，就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时时刻刻都在上演着篡权与宫斗的戏码，政权的频繁更替与门阀的骄奢淫逸、腐败专权，不仅让百姓深受其苦，也让寒族的上升通路彻底被截断，从而导致寒族人才们只有两条路走，要么参军建功（如刘裕），要么只能投降北方异族（如王猛），帮助他们建立王朝，而这又更加导致南北分裂加重，恶性循环，中华民族几已陷入死局…… 就在这个时候，科举中这项伟大制度横空出世，拯救了中华民族。至此，中国建立了完善的官僚制度，权臣篡位与政权频繁更替的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唐之亡，问题只是出在专设将领统兵，而使募兵逐渐成为了将领的私人军队，终致安史之乱与五代十国。宋之亡，乃全球游牧民族大扩张，与制度无关。明之亡，更皆外患导致，否则李自成张献忠之流’根本成不了气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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