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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大小商品市场”义乌
改革开放40年·浙江启示 | “第一中国”与市场经济的胜利 撰文 | 胡宏伟 1994年后，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四省构成的第一经济方阵虽然彼此位次各有先后，但遥遥领跑于中国的格局从未改变。今天亦如此：2017年，广东GDP8.99万亿元；江苏GDP8.59万亿元；山东GDP7.27万亿元；浙江GDP5.18万亿元。 如果从经济运行质量的维度考量，我认为可以把山东列于其外，而将广东、江苏、浙江单独尊为更为强势的“第一中国”。一个可资参考的数据是，在中国各省区中，广东、江苏、浙江给中央贡献了最多的净上缴财政收入。以2016年度为例，三省贡献率均为几千亿级，总计约2万亿元，分别是山东的数倍。更重要的在于，这一强势的形成与上述三省改革开放的力度和深度有关，其核心则是作为中国改革取向的市场经济的成熟度。 追根溯源，作为既往40年最经典的样本，中国开放看广东珠三角模式，改革则花开两朵：浙江的温州模式与江苏的苏南模式。由于历史背景和改革开放路径的差异性，三省市场经济的发育亦呈现了相对不同的显著特征： ——广东是自上而下的植入式市场经济。如果没有来自港澳台的资金、技术、理念，没有中央改革派领导者旗帜鲜明的鼎力支持，没有被生机勃勃的开放吸引而来的外省市人才，广东的市场经济生长是不可想象的。 ——江苏是从腰部发力的半市场经济。苏南经济的起点是乡镇集体企业，比国有经济更市场，比私营经济更计划。产权制度安排的暧昧，决定了其改革发展之路的摇摆不定。20世纪90年代末，走不下去了的苏南模式一手学“温州模式”，更多地却是利用自身交通便捷、高素质劳动力充沛的优势，全力转向了珠三角式的开放并大获成功，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昆山之路大放异彩。 ——浙江则是自下而上的更为彻底的草根型市场经济。以早期温州的崛起为代表，浙江式市场经济拥有三方面率先突进的典型气质：一是所有权极为清晰的产权制度；二是民间力量而不是政府，成为市场经济的最关键培育主体；三是异常活跃繁荣的市场交易体系。 很显然，浙江市场经济的发育主要依靠的是来自底层的星火燎原般的内生性力量，而且一开始就深度触及中国改革最本质的所有制核心问题，因此浙江市场经济的发展最为彻底、最为成功，也最为艰难。在很长时间，浙江现象尤其是温州现象呈现出所谓的“臭豆腐效应”：由于逾越了最敏感的“私有化”边界，所以闻着很臭；但由于真真切切推动了生产力的爆发式增长，所以吃着很香。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发题为《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长篇报道，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温州的启示》。这是“温州模式”首次见诸媒体，被公认为是“温州模式”横空出世的标志 改革开放40年，浙江绝非一路高歌。从20世纪80年代备受质疑的“奇怪崛起”，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期的大红大紫，2004年至2014年前后遭遇成长的烦恼以及“失落的十年”，再到近5年的重燃梦想，贯穿浙江发展始终的，是永远高扬的市场经济之魂。 一些观察者往往容易将浙江市场经济简单理解为义乌小商品市场式的专业市场或无数专业市场的组合，事实上，浙江市场经济的超级发育无疑是宏观市场层面的——包括市场主体发育状况、要素配置的市场化程度、市场经济价值观与行为规范确立的程度，以及政府管理经济方式的转变程度等综合范畴。 广东和浙江很可能是当下中国市场经济最成熟完善的两个省份，其进化路径一个自上而下一个自下而上，但都抵达了生机盎然的彼岸。相比之下，广东式市场经济离不开难以复制的历史机缘和时间窗，浙江式市场经济更具学习的共性和普遍意义。 而在其他有些地方，我们不难嗅到值得强烈担忧的非市场经济的气息：在市场中交易的是权力，而权力被交易的价值恰恰在于其掌握了最优质的社会资源。这种非市场经济唯有真正彻底的市场化改革才能加以遏制。 某种意义上，浙江改革开放40年的胜利是市场经济的胜利。而从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向角度而言，“第一中国”赢，中国才能赢。作为“第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先锋，小省浙江必须承担更大的使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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