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谁将引领地区模式？

许小年先生近日在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发表题为《北方有雾霾，在深圳才能看到中国经济未来》的演讲。

他认为就创新而言，深圳是全国创新城市的第一位，这个城市可以称为“创新城市”；这里的商业环境、创新环境，跟全国其他城市相比那简直就是天渊之别；并从“积极地思考如何进行创新”的企业身上看到了中国经济的未来。

关于深圳楼市的表述倒是被众多媒体用在标题里吸引眼球，“深圳的房价还会涨！没买房的咬咬牙赶紧买”。不过，许小年先生又说，“有了房子的也不要太高兴，涨得越高跌得越狠，将来跌得越狠。”

这是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啊，那房到底是买，还是不买？

还记得去年此时，一则“华为总部将迁出深圳”的传言让深圳站在了风口浪尖，其主要逻辑是高房价导致“深圳优势”减弱。

用任正非的话来说：“生活设施、工业生产成本太高，企业承担不了”，高科技公司被挤出，最后导致产业空心化，经济下滑、城市衰落将在眼前。由此，似乎所谓“画圈”造就的深圳模式也不可持续。

社会上关于地区模式之争甚嚣尘上：

有人认为“增长之王”重庆模式在后危机时期的成绩可堪借鉴，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敢“闯”敢“创”的广东模式才是“刀刃”，连莫迪都在印度复制该模式；

也有人认为，经济中心的“荣耀”决定了上海模式才是未来转型升级的“模板”，

更有人认为，大规模的民营经济将助力浙江模式蓬勃发展，

还有人认为新型城镇化下，乡镇企业最发达的江苏模式将厚积薄发，

此外，权力造就的北京模式、计划主导的东北模式等都加入到热门候选队伍中。

究竟谁将引领地区模式？

从我国经济发展历程看，地区模式标杆主要有以下几类：

1

东北模式：

典型的“两高”，一方面，重工业“一柱擎天”。如2015年，全国二、三产业GDP占比为40.5%和50.5%，而吉林二、三产业占比为51.4%和37.4%。另一方面，国有经济一家独大，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的国有经济占比分别高达30%、40%和50%。

2

广东模式：

以“深圳模式”为代表，依托经济特区的政策优势和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从发展“三来一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出口加工业转变为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自主创新型发展道路。

3

浙江模式：

以温州民营经济为代表，其特点是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化市场的方式发展非农产业，从而形成“小商品、大市场”的独特经济发展方式。

4

江苏模式：

乡镇政府带动组织资源并发挥主导作用，农民依靠自身力量发展以集体经济为主的乡镇企业。

5

重庆模式：

政治上打着“共富”的旗帜，强调高度统一，经济上重走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老路子，受益于强人政治、战略纵深和资源优势，经济增长一枝独秀。

6

上海模式：

从开放浦东、五个中心和自贸区，上海的发展是举国政策和资源堆砌的成果，政府在吸引外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端服务业上扮演着“强有力”的推手。

7

杭州模式：

伴随着阿里巴巴的崛起，尤其在“双创”的感召下，这座强调“合作”、“共享”的历史文化名城正在被“云计算”、“电子商务”等创客文化激活。

8

成都模式：

依托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通过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模式。

事实上，上述地区模式看似“形形色色”，但它们之所以能够成为“标杆”又有其“共性”。

一

迎合时代潮流，吻合时代精神是其脱颖而出的关键。

如建国初，厚重保守的东北与“计划经济”一拍而合；70年代末，敢为人先的广东与改革开放交相辉映；80、90年代，灵活敢拼的苏浙地区与乡镇企业、民营经济相互推进，以及2000年以来，“互联网创业热土”杭州异军突起。

不难发现，不同时空背景下凸显出的地区模式迥然有异，但那些踏准时代节拍的地区模式更容易锋芒毕露。

二

地区模式的个性化蕴含着历史、文化、地缘等先天“基因”。

比如，人多地少和傍海而居的自然环境, 培育出了浙江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开拓进取的精神。

而从历史文化看，在以农为本的传统社会中，浙江在唐代就已是全国工商业发达的地区之一，杭州、宁波均为当时繁华的商业都市，许多提倡工商的思想家如王阳明（四民平等）、黄宗羲（工商皆本）都是浙江人，这些都为个体经济的生机盎然埋下了伏笔。

此外，江南水乡的刚柔并济、巴蜀文化的反叛怪诞、齐鲁文化的礼仪有序等都对地区经济发展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三

后天的政策“眷顾”是强力的催化剂。

如广东模式离不开改革开放暖风，上海模式离不开战略均衡点定位、重庆模式更离不开“大政府”主导，就连杭州也是在入选国家“双创示范基地”之后才加速进入“创纪元”。

当然，政策看似“翻云覆雨”，但所起的作用也只是“推波助澜”，前提是广东有开拓进取的创新氛围，上海有开放兼容的海派文化，否则政策也是有心无力。正如，“振兴东北”喊了很多年，但政策效应始终“干打雷不下雨”。

不过，前述“模式”只是对历史发展经验的静态总结，而事实上，真正的“模式”不可能是静态的、固化的，而是遵循渐进的演变之路。

正如改革开放初有邓公的“猫论”，而今有“鸟论”——腾笼换鸟、凤凰涅槃，不同阶段的“中国模式”都在更新换代，更遑论“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地区模式？

当下，中国正处于新旧产业的急剧碰撞期，昔日各地区引以为傲的增长模式在互联网、创新等元素的冲击下走向塌陷，重组、融合、升级已是模式之争的“兵家常事”。

如“贫困贵州”转身为“云上贵州”，掘金大数据；

“乡镇企业摇篮”江苏掀起“学习浙江”风暴，将“集体好办事”与“船小好调头”相融；

甚至不少地区已经跳出城市视野，以抱团的方式发展“城市群”，如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经济区等大区域概念。

单从这个层面看，各地区“百花齐放”的新局面令人欣慰，但不得不承认，即便大家都在力争上游，先天禀赋、政策雨露和发展机遇“因地而异”，这就决定了“命运可以抗争，宿命无法改变”，地缘很大程度上早已划定地区模式的起跑线。

如深圳的“窗口”位置使其成为创新试验场，“魔都”的“中点”地缘汇聚了多元要素，北京的塔尖地位赋予了“帝都”至高无上的权力色彩。

相比之下，“老大哥”东北因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即便意识到自身模式的“落后”，也无法轻装上阵、洒脱前行。

由此可见，能够引领地区模式的是少数，但更现实的是，这些仅有的“少数”也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基于“地缘”等造化。

当然，这个近乎残酷的事实绝不意味着各地区就只能坐等命运安排，而是要清醒地认识到“天赋异禀”，剑拔弩张的模式之战背后重在因地制宜、挖掘特色，而不是非标杆不可。

综上分析，时代变革滔滔不息，没有一种模式能够长期“独占鳌头”，关键还是要“以未来引领今天”，将地区禀赋与时代精神予以匹配、升华。

众所周知，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创新”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以新经济为主导的产业大变局正在轰轰烈烈而来。

可以预见，未来5-10年，谁能在市场化的浪潮下契合新经济、抓住产业机遇期，谁就将一跃而起，率先成为引领地区模式的领头羊。

目前看，最有潜力的三类地区模式：

一

广东模式：从2008年腾笼换鸟1.0版本（双转移：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到腾笼换鸟2.0版本（筑巢引凤：打造先进制造产业），创新指数最强的广东极有可能再创辉煌，成为全国“腾笼换鸟”的翘楚；

二

浙江模式：在“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号角下，嗅觉灵敏的浙江有望最早实现“凤凰涅槃”；

三

上海模式：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上海既不会“单兵突出”更不会“拖后腿”，而是“不敢前不赶后”、南北共沾，在勾兑中保持均衡。

相比之下，其他模式的前景则充满迂回曲折，如强调“集体”的江苏或将在“简政放权”的摩擦中暂时走上下坡路；后来者居上的重庆或将反复折腾，进二退一；“满腔热血”的成都将在“傻做”中摸索碰壁；至于“落寞”的东北，可能会陷入“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尴尬。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新经济虽然将释放下一波发展红利，但究竟选择在新经济的哪个领域披荆斩棘，各地区不可能按照“一个模子”刻出来，将“8+X”新经济与自身地域特色相结合，才可能借势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