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款识鉴定金代、西夏古陶瓷？

金代瓷器款识

金代是女真族于12世纪在我国东北、华北地区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有关金代陶瓷业的生产状况早年很少有人重视和研究。近几十年来经过考古学家对北方古窑址、古墓葬的发掘以及对藏品的研究，证明金代陶瓷业不仅在宋、辽的基础上有一定的发展，同时还有创新。金人进入中原以前在辽宁一带的窑场主要生产白釉、黑釉、酱釉的生活用瓷，以盘、碗、瓶、罐为主，入驻中原以后，北方许多著名窑场在金代的统治下仍继续生产，如定窑、磁州窑、钧窑、耀州窑等，均成为金代著名瓷窑。

金 白地黑花鸟纹虎形枕

金代瓷器款识较为突出的是墨书“大定”纪年款，如上海博物馆藏有金代白地黑花鸟纹虎形枕，底部墨书有“大定二年六月六日张家造”；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金代定窑白釉剔花莲花纹枕，底部墨书“大定八年正月初四日康军使宅置到”；河北省邯郸市文保所藏有金代磁州窑白地黑花腰圆枕，底部墨书“大定伍年四月十三日买到枕子一只”；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有金代黑褐釉美女枕，是1983年在陕西省黄陵县古墓中出土的，底部墨书“大定十六年五月”。以上诸例不难看出，金人在入主中原以后，尤其是金世宗大定年间陶瓷业兴旺发达特别是瓷枕的生产，无论是窑场遗址还是墓葬都出土有墨书款的瓷枕，瓷枕已成为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河北省博物馆藏有金代棕黄釉黑花虎形枕，底部墨书“泰和五年五月初七日”九字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的宋金瓷枕达300余件，可见产量之多。

金 定窑白釉剔花莲花纹枕（底）

金代瓷枕的款识除纪年款外，还延续了宋代制瓷做法，许多枕的底部都戳印有制瓷作坊的标记，戳印的字体多为楷书，阴文、阳文都有，戳印的形式较随意，有单边框、双边框或无边框，戳印时有横印、竖印或斜印，有的在边框上端罩一荷叶，下端托一荷花。如河北省磁县文保所藏有金代白地黑花诗文枕、金代白地黑花牡丹纹八方枕、金代白地黑花“陈桥兵变”纹枕，底部都用不同形式的阳文戳印“张家造”款。现代磁州窑仿品中仿金、元瓷枕较为多见，仿品胎质一般比金代细，粗糙者又过于厚重，枕面的绘画和戳印款均很粗糙。

金 磁州窑瓷枕戳印“张家造”

金代低温铅釉三彩器过去由于没有纪年款器物和墓葬出土的实物，因而常常与宋、辽瓷器混为一谈，被称为“宋三彩”。近年来随着考古发掘实物的陆续发表，逐渐对这些器物有了新的认识，应称之为“金三彩”。河北省磁县观台窑遗址的金代地层内出土了很多低温三彩器的标本，考古工作者在观台窑第三期地层发现了刻有“天德四年五月五日记杨家制”款识的素胎佛龛，“天德”为金海陵王年号，此件器物的出土为金三彩的断代和制作工艺提供了有力的纪年证据。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有金代“正隆元年”款绿釉刻划牡丹纹腰圆枕和“承安五年”三彩印花莲池纹枕，更进一步证实低温铅釉枕为金代制品。金三彩器多数以绿釉为基调，画面点绘红、白、黄等色。北京故宫博物院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都藏有元代三彩兔纹碟，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碟外壁墨书“至元六年云云”六字款，证实低温铅釉三彩器烧至元代初年。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有数件金代红绿彩碗，碗的外壁均有墨书：一件书“泰和元年二月十五日记”，另一件书“正大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类似这两件红绿彩碗的器物无款者较为常见，多为北方窑址和墓葬出土。此类器物当今市场上出现有后挂彩和后修补的现象，由于没有经过地下埋藏，与老彩相比，釉彩较为艳丽而没有深沉的感觉。

金 红绿彩牡丹纹碗

西夏瓷器款识

西夏是由党项人在中国西北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西夏瓷器作为西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受中原磁州窑系影响，并结合自身民族的文化习俗创建发展出粗犷质朴、极具党项民族特色的瓷器。由于缺少历史文献记载，很少有人做过系统研究。上世纪50年代以后，经考古发掘在宁夏一带的遗址和窑址、甘肃内蒙地区的窖藏中发现了不少西夏陶瓷器，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黑釉、酱釉剔花瓷器，但带有铭文或具体年款的器物极少见。

西夏 黑釉瓶

目前已发表的资料中仅见上海博物馆藏有一件西夏黑釉小口瓶，肩部一周无釉，腹部刻划有西夏文（字意待研究），是一件西夏典型器，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西夏陶瓷虽然少见但也有仿制，仿品胎体细，黑色或黑褐色的釉面光亮，刻划纹饰比真品呆板，纹线缺乏真品豪爽流畅的风格。

新仿西夏黑釉剔花梅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