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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斗兽场是罗马城乃至罗马帝国最著名的标志之一。它于公元80年建成，到6世纪左右废弃。此后历经了一千多年的地震和火灾，古罗马斗兽场的遗址曾经先后被用作墓地、居民区、城堡和牛棚，直到最终沦为采石场。 1749年，教皇本尼迪克特下令将古罗马斗兽场用作基督教的圣地。此后，人们便开始不断地重修古罗马斗兽场。1930年代，墨索里尼开展了旨在提高民族优越感的“美化罗马”运动，古罗马斗兽场的全貌至此才得以完整地复原。 作于1832年的一幅油画，展示了当时已经竖起十字架的古罗马斗兽场遗址。 这张照片摄于1944年。在古罗马斗兽场的南段，我们很容易分辨出哪些是2000年前旧石材，哪些是新近修补的水泥墙。 依据建筑物的残存片断，人们可以对缺失部分进行合理的推测和加工。对于许多古迹来说，这是恢复事物整体面貌的唯一办法。只要这种加工是建立在严密的逻辑上，并且谨慎地仅以复原基本架构为目的，那么也就无可厚非。 今天，古罗马斗兽场的内部看上去是这样的： 而它雄伟的外部风貌是这样的： 在漫长的中世纪，欧洲人自己对罗马帝国的辉煌历史都知之甚少。近代以来，罗马史研究方面的扛鼎之作是18世纪英国作家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 现在的许多研究都把这本巨著视为基础，引以为证。那么吉本此书的准确度有多高呢？受限于语言，我们无法核实涉及古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原始资料，但是可以尝试着核实涉及中国的资料。 《罗马帝国衰亡史》全书提到中国的地方共有2处，而这2处的描述都不太准确。第1处吉本提到，奥勒良皇帝举行庆祝大典时，中国使节也前来祝贺。事实上，中国皇帝根本不可能为罗马皇帝遣使祝贺。历史上中国官方人物西行最远也只到达过叙利亚就返回了。当然，也不能排除确实有中国商人冒充使者，欺骗了罗马人。所以可能错在当时的记录，而不在吉本。 第2处吉本用一个章节的篇幅，详细描写了拜占庭帝国是如何从中国“窃得”养蚕技术的。首先，因为居住在南京的中国皇帝“沉湎于外国宗教”，所以2个教士得以接近养蚕的秘密。从字面上说，吉本的描述没有错误。但是南朝皇帝迷恋的“外国宗教”是佛教，而不是基督教。拜占庭的教士就算不会因此惹上麻烦，也不可能获得任何助力。 其次，吉本指出：“养蚕在树上或室内进行，这被视为皇后们的功业”。这句话显然是出自轩辕黄帝元妃“嫘祖”养蚕的传说。既然中国远古时代的情况是这样，之后又没有史料说明这种状态被改变，那么就必须假设这种情况一直保持着。从逻辑上说，这样的史料处理原则也没有什么问题。在古埃及史的研究中，学者们就经常假设某种政体、风俗，甚至是文字拼写规则保持3000多年不变。 最后，吉本写到2个教士把“蚕卵藏在竹竿里，骗过了一个富有嫉妒心的民族”，把蚕带回了拜占庭。其实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禁止蚕种出口的记录，而且中国养蚕业的规模早就远远超过了能够用禁令保密的程度。《新唐书》中倒是记载了塔里木盆地的绿洲城邦“于阗”用帽子私藏蚕茧，从邻邦“楼兰”窃取养蚕术的故事。不难理解，在西方人看来，蚕种是极其宝贵的。怎么可能任意取得？只有用偷窃的方式才更加合理。 另外，历史上对于蚕种西传的故事一向众说纷纭，但是无一例外都认为蚕种是通过中亚丝绸之路传播的。作为殖民时代的英国议员，吉本首创了海运说，认为蚕种是经过斯里兰卡的海路到达西方的。此说的正误姑且不论，至少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作者本人的身份立场和时代特征。 在上述例子中，“中国使者”属于史料本身的真伪问题；“外国宗教”属于对史料的错误理解；“皇后养蚕”属于对史料的过度使用；“竹竿藏卵”则是一个失败的“合理推测”；“海运说”更是深受作者个人背景的影响。客观地说，这些问题都是历史研究中的常见问题。像吉本这样的大师巨匠，文字又几乎“句句有出处”，仍然难以避免出错。那么在其它的罗马史研究中，这些问题恐怕只会更加突出。 古罗马历史研究的困难，根本原因在于严肃史料的缺乏。在英语中，历史“history”就是他的“his”故事“story”。而在拉丁语中，历史“historia”和故事“story”根本就是一个词。中国的官方正史，至少在形式上都是力求客观和宏观的。但是西塞罗、塔西坨等古罗马作家的历史作品，体裁均类似于小说、演义，经常出现大量的人物内心情绪描写，并且毫不掩饰作者自己的好恶情感。历史资料的内容如果过于微观，就会导致两大缺点。一是太过琐碎，对于历史研究的价值有限，二是易于伪造，可信度要打折扣。 如果说罗马城的历史还算是有迹可循的话，那么罗马帝国的历史则更加难以揣测。因为罗马帝国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中央政府。罗马皇帝的身份不过是军队司令，兼罗马城的第一公民，以及各行省总督和税收官的任命者。在截止目前已知的罗马帝国史料中，从来没有过某行省受灾，中央调集其它地方资源赈灾，或者是中央调集全国资源在某行省兴建项目，再或者是某处叛乱，中央命令其它地方前去平叛的记录。可见罗马帝国的各个部分虽然分别地臣服于罗马，但是它们之间并没有融合为一个整体。没有人站在帝国全体的角度上去看问题，自然也就无法记录下这个帝国的历史。 语言的变化是另一大问题。古罗马没有经历过“书同文，车同轨”。它的历史材料，主要是由古希腊语和拉丁语记录下来的。古希腊语是一种至今尚不能完全破译的语言。拉丁语的语法和词汇在中世纪之前的1000多年间也有了相当大的变化。而且拉丁语是一种高度屈折的语言，单词的变化层出不穷，只要有几个字母抄写错误或者有一点儿污迹破损，就会导致不能通读或意义巨变。基督教的许多教派，就因为《圣经》的版本差异争论了上千年。 常言道：盛世修史。因为历史不像工农业技术和艺术作品，它们没有直接的使用价值，更多地是与文化认同和民族自豪感相关，可以说它是一个社会的奢侈品。中国汉唐之间、唐宋之间的乱世，就曾留下大量的历史空白。伪史、乱史也就随之而来。 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文化长期断流。许多科学、技术资料都是经手阿拉伯人才得以保存。但是在近代以前，一直没有系统性的力量去收集和整理它的历史、思想资料。现在存世的希腊罗马著作汗牛充栋，动辄百万字。在没有造纸术、没有印刷术、没有系统性誊抄、存档的情况下，它们是怎么流传下来的？有多少内容是在历代翻译和整理的过程中添加进去的？这些问题历来都有争议。 考古发现是现代罗马史研究的主要生命力来源。但是，假如发现一条铭文提及“1个奴隶换5头牛”。我们是应该据此推断古罗马时代的奴隶价格是牛的5倍，还是坦承“我们不知道”？从学术交流，立论驳论的角度看，前者也有一定意义。但是从历史研究的社会价值来看，后者恐怕更加可取一些。更何况，即使是某些得到现代学术界公认的文物，其真实性也未必有那么确凿。 下图是著名的母狼塑像。它一直被认为是罗马建城的纪念品，铸造于公元前6世纪。当然，狼下两个孩子的形象过于富有文艺复兴的特色，因此很早就被指出是后来附加的。但是母狼本身的年代从来没有受到学术界的正式质疑。它还被当作埃特鲁斯坎时期艺术的代表作品，成为更广泛研究的基础。 直到2007年，一位“名不见经传”，负责文物修复的研究员指出，此像过于巨大，在“失蜡法”发明之前是不可能一次铸成的。这一言论立即引起轩然大波。最终进行的放射性和同位素检验证明，这件罗马象征确实是中世纪的作品，其历史一下子从2600年缩短到800年。古罗马文物的证据链条也由此被撕开一道深深的裂口。人们不禁怀疑，还有没有其它滥竽充数的“古罗马”文物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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