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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龙虎纹的阴阳表征研究 商周铜玉龙虎造型具有阴阳属性 刚刚似乎找到了一把开锁的钥匙 这个锁能否开启一扇半扇窗子 让我们来尝试一下
商周时代的青铜器和玉器，是很重要的历史艺术品，我们在赞叹它们精美的同时，对它们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也进行了广泛探讨。一些研究者试图进入那个艺术世界，那也是先人的精神世界，不过要完全领会当初的艺术精神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当然，想象着古代艺术的门窗忽然间全都被我们打开，所有的秘密都让我们一览无余，这也是不现实的。门窗要一扇一扇打开，要打开那些深锁的门窗，我们还得找到开锁的钥匙。钥匙是否合适，也不是很容易就可以确定的，我这次觉得是找到了一把开锁的钥匙，这个锁能否顺利开启一扇半扇窗子，权当一次尝试。
我想要开启的这把锁，是商周铜玉艺术上龙虎造型的阴阳属性问题，如能顺利开启，我们将借以一窥古代阴阳观念的艺术表达形式，相信对中国阴阳学说的起源研究也能有所推进。
［1］ 商代铜胄
我们现在到殷墟，一定会到妇好墓原址，首先会看到一尊妇好雕像。妇好头戴坚胄，身披铠甲，手执大钺，威之武之。妇好是否有过如此装束，在此姑且不论，不过那顶胄的样式，却是多少有些依据。
商代考古在一些地点发现了商代铜胄，殷墟也出土百多件不同款的铜胄。我们在台北史语所文物陈列馆，可以看到集中展览的多款铜胄原件。在那里还可以看到包括夏鼐先生在内的发掘者们的照片，他们头戴刚出土的铜胄，在一起愉悦地合影。现在看来，站立在左二位置的夏鼐，他头顶上的铜胄，正与妇好塑像属同一款式。这一款铜胄也在史语所陈列馆展示，可惜光线不好，当时没有拍到清晰的特写，只拍到一张铜胄的合照。 殷墟发掘的收获 （民国二十四年春，殷墟第十一次发掘，星期日在冠带巷办公处后厅前拍摄。左起尹焕章、夏鼐、石璋如、李光宇、王湘。铜盔为侯家庄1004号大墓出土） 妇好雕像 河南安阳殷墟出土铜胄 这款铜胄的不同之处，是它左右两侧装饰有冏纹，它并不是在所有铜胄上都有出现。在侯家庄M1004出土带冏纹铜胄应当不止一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有的冏纹中心见到了附加纹样，分别有蟠龙与踞虎。这有何特别之处？如果是同一胄上出现一龙一虎，一左一右，那意义应当比较特别了。 河南安阳侯家庄M1004 出土铜胄及龙虎纹饰 河南安阳殷墟出土铜胄 山东滕州前掌大商代铜胄 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铜胄 河南安阳殷墟出土铜胄 虽然我们在正式的考古文本中读到，说铜胄“圆葵（冏）心圆圈内有一条蟠龙纹或虫纹”，如果这里说的虫指的是虎，那就没有什么疑义了，确实是有龙有虎。
铜胄用一龙一虎纹装饰，确切的证据还没有查到。也许常规当用两龙或两虎，这是本应遵循的对称原则。但铜胄用纹，如果脱离了这个对称原则，一定是有它特别的理由。也许我们一开始就产生了误解，或者根本就不会出现一龙一虎共一胄的例证，但如果真有这样的铜胄，那又该作怎样的理解？
更引起我兴致的是，这一龙一虎的体纹装饰是不同的，虎身为圆弧与波纹组合，龙身为菱形与三角纹组合。我将这两种体纹分别称之为圆弧形和方菱形，两种纹饰有一些细微变化，但都可以分别归纳为圆弧形和方菱形之列。
为什么龙虎的体纹有这样的区别？龙虎的体纹是分别与方菱形和圆弧形相关吗？我们就由寻找这样的缘由开始展开话题，这关系到商周铜玉纹饰龙与虎的阴阳属性判别问题，也关系到阴阳观念的产生与艺术表达形式的探查。
［2］ 龙虎之别
商代青铜器和玉器见到单体龙虎形器物，更多的龙虎是作为装饰纹样出现在器具上。过去不少学者对铜器上的龙纹与虎纹进行了研究，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先得解决，即哪是龙纹，哪是虎纹？
这好像是个很简单的事情，龙虎之形并不难区别。分别龙虎纹确实并不难，但是也常见龙虎混淆的现象。有时也真是容易混淆，毕竟龙虎两形的纹饰构图太相似了，你认作龙，他认作虎，似乎也无大碍。只是这些纹饰原本的形象与意义应当是明确的，我们又真的不能混淆它们，所以得有一定的判断标准，这样的标准要有认同，还是要先说得明明白白。
如果是龙虎自个儿单独出现，认龙认虎似乎也并不打紧。可是当龙虎一同出现时，我们如果还将它们混为一谈，那就太过分了。龙虎的构图，原本应当有明确区别，只是我们现在并不容易完全了解，例如首尾、体形、体纹的表现，当初一定有了认同的章法，这些在今天都有待仔细辨别。
当时铜器和玉器艺术表现龙虎纹饰的章法，现在不同的研究者会有不同的判断，不过这里集中指出其中的一个要点，我想应当不会产生什么疑义。这个要点就是：龙顶角，虎张耳。正视有双角侧视有单角的是龙，正视有双耳侧视为单耳的是虎。无论角有怎样的变化，耳有如何的不同，角终归是角，耳终归是耳，两者不会混淆。
商周所见铜器和玉器上的龙虎纹，由角和耳的观察可以将它们明显区分开来。武官村出土司母戊鼎上的双虎纹，陕西长安张家坡井叔墓牺尊虎纹，都是明确的张耳虎纹，虽然后者曾被认作龙纹。妇好墓出土的玉龙和石龙，妇好司母辛觥盖上的龙（虎？）纹，商代铜盘上的蟠龙纹，陕西长安张家坡玉龙，都是顶角的龙纹，有正视的双角，也有侧视的单角。 河南安阳武官村 出土司母戊鼎双虎纹
陕西长安张家坡井叔墓 出土牺尊龙虎（？）纹
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玉龙
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玉龙
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司母辛觥
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 出土司母辛觥盖面龙纹（虎？）
商代蟠龙铜盘
陕西长安张家坡M60出土西周玉龙
湖北枣阳出土西周云龙纹铜盘
西周铜器上的龙纹
西周铜爵流部的双龙纹 由大量资料观察了解，商周铜玉类龙虎纹饰不是顶角便是张耳，不会二者兼具，一般也不会既无角也无耳，极少例外。凡龙虎纹样有了这样一个基本的判断，而且是一个不会出现分歧的判断，下面的讨论就可以顺畅进行了。
［3］ 纹饰阴阳
商周青铜器和玉器上大量出现龙虎纹饰，对于龙虎的判定并不困难，身体常常没有太大分别，以龙角虎耳为标准，即可认定是龙是虎。
我们现在来谈论这些龙纹虎纹的阴阳属性，对它们进行性别观察分析。龙虎纹饰有没有阴阳属性，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认为铜玉类龙虎纹饰不大可能表现有性别特征，而且艺术上不容易也似乎没有必要表现这样的生物学特征。
我们见到的龙虎纹饰，在艺术表现上，确实并没有按我们常规理解的那样表现两性生物学特征，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进行相关的分析研究。
我们的讨论是由龙虎的体纹观察入手，由方菱形和圆弧形体纹进行一些分析。初步观察印象是，两类纹样并非由龙虎绝对分享，可以混用。两类纹样也并非龙与虎的专享，牛、蛇、鸟等也能分享。
在上一节列举的例证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问题，虽然区分了龙虎的不同，却又发现了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它们体表的纹样居然可以混用。
如司母戊鼎上的双虎纹尾巴上是成组的圆弧纹排列，张家坡井叔墓牺尊虎纹通体是成组圆弧纹。妇好墓出土的玉龙和石龙，妇好司母辛觥盖上的龙纹（虎？），体表所饰都是方菱纹，但商代铜盘上的蟠龙纹、长安张家坡玉龙和另一件西周铜爵流部的双龙纹体表却是成组圆弧纹。 这是不是偶然的混用？有多少研究价值？
接着我们还要举出更多的例证来说明这个问题。
方菱纹 见于妇好玉龙、三星堆铜龙虎尊上的龙纹、妇好铜鸮尊翅上虎、妇好铜盘蟠龙纹、安阳小屯村龙纹石磬、妇好玉人臂膀蛇纹等。还有河南洛阳出土西周玉虎，体背所饰为双三角方菱纹。特别要提到的是，安阳孝民屯出土的一件商代“玉虎”，体背所饰亦为双三角方菱纹，虽然外形如虎，但因见有双角，宜定名为玉龙。体表饰方菱纹的有龙有虎，还有蛇。
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玉龙
四川成都三星堆出土铜龙虎尊
河南安阳妇好墓出土铜鴞尊
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 出土蟠龙纹铜盘
河南安阳小屯采集龙纹石磬
河南安阳安阳小屯村 出土鱼尾龙（虎）纹石磬
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玉人
河南洛阳出土西周玉虎
河南安阳孝民屯出土商代玉虎（龙） 圆弧纹 见于安阳武官村虎纹石磬、妇好铜钺双虎纹、妇好铜盘鱼龙（有认定为虎）纹、妇好铜盘虎纹、妇好玉龙、妇好玉虎和玉牛、商代铜盘蟠龙纹、商代鸟形鼎足、四羊方尊羊体纹，殷墟鸮尊上的虎纹、妇好玉人附加装饰蛇纹、三星堆铜龙虎尊上的虎纹、山东滕州前掌大玉龙，西周交鼎虎鸟纹、西周龙纹铜盘、西周何尊蛇纹、西周铜盂双龙纹和陕西长安张家坡出土龙形玉佩等等。特别要提到山西曲沃晋侯墓出土玉立人，腰部加挂的龙形体表所饰为圆弧形。体表饰圆弧纹的有龙有虎，有羊有牛，也有鸟有蛇。
河南安阳武官村出土虎纹石磬
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虎纹铜钺
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鱼龙（虎）纹铜盘
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玉龙鸟
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玉虎
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玉牛
湖南宁乡出土商代铜四羊方尊
河南安阳殷墟出土铜鴞尊
山东滕州前掌大出土商代玉龙
西周交鼎上的虎鸟纹
西周龙纹铜盘
陕西宝鸡出土西周何尊上的蛇纹
西周铜盂上的双龙纹
山西曲沃晋侯墓出土西周玉立人 可以推定，这两种体表纹样的选定，原本一定是有象征意义的，而且是有相当时空范围认同的，不然这样的艺术表达就没有什么意义。
龙虎均有方菱形和圆弧形两种体饰，如果不以阴阳雌雄看待，就不会有合适的解释了。圆天方地，圆阳方阴，这与玉琮玉璧的示形也同义，也与早期文明的认知正相吻合。
虽然我们看到，龙用方菱纹更多，虎却是多用圆弧纹，其实也是说明在那里的观念中龙偏于阴性角色，虎偏于阳性角色。龙用方菱纹稍多，虎用圆弧纹见多，也容易误解工匠在艺术表现上有固定偏好。龙虽为人造的神物，但因以水为活动环境，所以通常的理解是身披鳞片，与鱼类同。而虎则披毛，毛带波状纹路，却不会如鳞片一般。可在铜玉之器上，龙虎皆可饰以方菱纹或圆弧纹体纹，作为阴阳之分理解，也许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4］ 阴阳同体
纹饰的阴阳象征，在古代艺术中一定是有表现的。还要特别提到的是，在一些器物上见到“两同”现象，用阴阳两类象征纹饰作体表装饰的龙纹与虎纹同见于一器，两类纹样也有同见于一个动物体表的现象，是谓“两同”。虽然能够举出的例证非常有限，但也不能不重视这样的发现。
如安阳侯家庄M1001出土的“蛇纹”骨匕，骨匕两面通体刻纹，上端两面各横刻一条小卷尾蛇，但两面的主体纹饰是体形大得多的龙虎类纹饰。因为正反纹饰双双都看不清头部，不能确定是蛇，还是龙是虎，或者是一龙一虎，也可能是双龙双虎？当然我们更要注意的重点，是这神物的体表纹饰，它是一方菱，一圆弧，恰合了阴阳之象。这是典型的阴阳图像共一器的写照，非常值得关注。
河南安阳侯家庄M1001出土蛇纹骨匕 这当然又让我们想到前面提到过的安阳侯家庄M1004出土铜胄，铜胄侧边冏纹中心的龙虎纹，是双龙双虎，还是一龙一虎？或许也是阴与阳共一器？
河南安阳侯家庄M1004 出土铜胄侧边龙虎纹 更有意思的是，殷墟还发现过一件连体龙、虎纹与鸟纹铜斗，这种龙虎连体纹的创意非常奇特，它开启了经西周到东周同类艺术构图的先河。当然也要注意的是三神物的体表纹饰，它们居然都取用的是圆弧形，都应当指向的是阳性。
河南安阳殷墟出土 连体龙虎纹与鸟铜斗 更奇特的是安徽繁昌春秋“蟠龙纹”铜盘，蟠龙作鱼尾形，体表饰圆弧形，指向为阳性。不过龙体尾部又伸出一尖尾，体表却装饰着方菱纹，指向阴性。阴阳同处一器，而且表现为阴阳合体的亲密接触状。
安徽繁昌出土春秋蟠龙纹铜盘 阴阳相依，阴阳相生，或许这里列举的例证原本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道理，如若不然，我们另外还能做出怎样的解释？ ［5］ 明示阴阳
商周时期注重在铜玉器具的装饰上表现动物的阴阳属性，如果这个认识是事实存在，那又能说明什么，古人为何要通过器具明示阴阳呢？
同样是龙纹龙形，如安阳侯家庄M1001石龙与妇好墓玉龙，体饰前者用方菱纹，后者用圆弧纹，可以判断前者属阴，后者属阳。
河南安阳侯家庄M1001出土石龙
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玉龙 龙虎形体都可用圆弧纹为装饰，也可用方菱纹为装饰，两者都有需要标示阴阳属性的时候。不仅如此，我们还看到商周铜器装饰带，已经提炼出方菱纹和圆弧纹分别构成二方连续图案，这样的纹饰完全脱离了动物本体，只是以一种象征符号出现。如果我们不知道它们是取自动物体表纹饰，也就只能当作纯粹的装饰图案来认识了。这些没有动物形体的纹样，剩下的就是阴阳属性了。
商代青铜盘沿的鳞纹
商代铜卣颈部的菱形纹
商代铜簋上的菱形纹
商代铜卣提梁上的菱形纹
西周铜卣提梁上的菱形纹
西周铜卣上的龙纹
西周铜武生鼎口沿上的鳞纹
西周孟肃父簋口沿上的鳞纹 其实早期阴阳观是产生于史前时代，用方圆形纹饰表达阴阳意义，有史前的艺术传统基础。阴阳是古代观察、解释、利用世界而得出的认知，是一种世界观和认识论，它指导着人们的精神思维与社会生活。对此，我想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我想说的是钺，是商周时期对钺色阴阳属性认知的一个旁证。
商代龙（虎）纹铜钺
陕西城固出土龙纹铜钺 从庙底沟文化时期开始，由斧升格的钺已经具有了权杖的性质，至良渚文化及三代之时，观念依旧没有改变，而且还有强化的趋势。古代钺之材质，有石、玉、铜、铁。按文献所述，钺之色泽，又有玄、黄、白、朱之分。文献对这颜色的叙述，体现有特别的含义，并不是明指钺体自然光色之色。
玄钺、黄钺、白钺，见于《说文》引述《司马法》的内容，“戉，王伐切，音越。威斧也。杖而不用，明神武不杀也。《司马法》夏执玄戉，殷执白戚，周左杖黄戉，右秉白旄”。钺色的不同，研究者一般认为是因石、玉、铜、铁显色的原因。如色黑为“玄钺”，可能指的是铁刃铜钺。那黄钺自然就是铜钺，黄为铜之本色。
钺色的不同，还见于《史记·周本纪》的记述：“（武王）至纣死所。……以黄钺斩纣头，悬大白之旗。已而至纣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经自杀。武王又射三发，击之以剑，斩以玄钺，悬其头小白之旗。”研究者曾指出司马迁这段文字，当引自《逸周书·克殷》。裴骃集解引宋均曰：“玄钺用铁，不磨砺。”晋崔豹《古今注·舆服》：“金斧黄钺也，铁斧玄钺也，三代通用之以断斩。”可见古人也认为钺之色称来自质材，但这其中也还存有一些疑问。
唐苏鹗《苏氏演义》卷下说：“铁斧，玄钺也。诸公王得建之。太公以玄钺斩妲己，故妇人以为戒。”注意这里强调斩妲己用玄钺，而《周本纪》说武王以黄钺斩纣，以玄钺斩嬖妾，这一个细节过去被研究者忽略了。这里的玄黄二色未必是铁与铜的含义，还与性别相关联，更与天地阴阳相关联。
《易·坤》云：天玄而地黄，这是天地之色，所以《千字文》以“天地玄黄”开篇。这样说来，玄钺黄钺有可能指的是天钺地钺，以黄钺斩王，以玄钺斩后，也算是阴阳相克。
在此也还可以作出一个推测，当初玄钺与黄钺区别，也可能与钺上装饰的龙虎之形有关，更可能与龙虎体表装饰的阴阳纹饰有关。
这样看来，阴阳观念在三代之际已经是根深蒂固了，所以在表现龙虎等神兽的艺术品上赋予阴阳属性，一点也不奇怪，人们有这样的心理需求。
［6］ 东周遗意 商周龙虎纹结构的标准范式，在春秋时代开始有了明显改变，不仅是整体造型的改变，体纹也有改变，不再遵循以往认同的规则。但这并不是说，以往的规则完全被舍弃了，在少量的器具上，我们仍然看到了旧规则留下的痕迹。
如前面提到的安徽繁昌春秋蟠龙纹铜盘，是以圆弧纹作体表装饰。又如河南潢川春秋方壶，双鸟体表以圆弧纹为饰。这都是商周的艺术传统，也是当时的思想传统。
河南潢川出土春秋铜方壶 还可举出的例子有山东临沂春秋蟠龙纹铜盘，龙形体表饰圆弧纹，同西周风格。当然也会有人判断这会不会就是西周遗留下来的原器，即使如此，它在东周时代也未必不会影响到艺匠的思维。
山东临沂出土春秋蟠龙纹铜盘 还要提到的是战国时期的中山王墓三龙蟠环玉佩，体表所饰为圆弧纹，这当然也应当是更早的传统，这是表现的阳性的龙。
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 三龙（虎？）蟠环玉佩 还有湖南长沙战国楚墓出土木雕双蛇，体表纹样一为方菱形，一为圆弧形，作雌雄纠缠状。这一例发现非常重要，它恰恰证实我们对这两类纹饰的理解是有理据的，由此倒推到商周时代，对于龙虎体表纹饰的象征意义的理解，这样我们就更有信心了。
湖南长沙战国楚墓出土木雕双蛇 又如山西长治分水岭战国墓出土的两件铜当卢，认定为蟠蛇图案，体表饰以互为区别的纹饰，虽与商周时期惯见的方圆构图不同，不过理念应当是一致的，都是采用不同的纹饰区别阴阳属性。其中一件当卢上出现三种蛇体相互纠结的构图，俨然是全家福的写意。当然两件当卢是否一定表现的是蛇体还可存疑，但阴阳属性的含义毋庸置疑。
山西长治分水岭出土 蛇（？）纹东周铜当卢
山西长治分水岭出土 蛇（？）纹东周铜当卢 山西类似的发现还有一些，如侯马铸铜遗址出土的所谓蛇纹陶范，也是以两种不同的体表纹饰区别阴阳。同址见到的另一件飞龙纹陶范，则取用了商周类似的体表纹饰，以圆弧形和方菱（对三角）形为元素，表示了相亲相爱的异性双龙。这个例子也一次告诉我们，铜器玉器龙虎形体表纹饰的象征，一定与阴阳象征有关。
山西侯马铸铜遗址出土双龙纹陶范 从史前经商周时代，用方圆图形表达阴阳属性的艺术传统，到东周及以后的时代，也进一步得到继承与光大，这一点我们在以后的研究中还将再作阐述。
［7］ 追寻源头
方圆之类纹饰象征阴阳的提炼与选择，在史前艺术中应当已经达成认同。
列举许多商周的蟠龙纹之时，我们很自然地想到山西襄汾陶寺出土的彩绘龙盘，虽然那条龙与商周的还有一定区别，尤其是它还没有绘出非常张扬的头颅，但体表出现的双排圆弧形鳞片纹饰，却让我们觉得那么熟悉，可以感觉到商周的装饰理念与陶寺是一脉相承的。
山西临汾陶寺出土龙纹陶盘 我们再看看内蒙古敖汉大甸子出土的夏家店下层彩绘蟠蛇器盖，体表的圆弧形鳞片纹饰也是陶寺的传统，这个传统后来被商周艺术所传承，也在情理之中。
内蒙古敖汉大甸子夏家店下层 出土蟠蛇器盖（纹饰反向） 这是商周相关阴阳象征性纹饰的源头，也是目前所能追寻到的最接近的源头。
方形与圆形，方菱形与圆弧形，多么明白恰当的阴与阳的艺术表达。其实汉字阴阳两字的构形，也应当与这样的艺术传统有关。阴阳两字金文的字形，阳是在圆中加点，阴则变圆为三角形状，阳圆阴方在造字上也体现了传统认知。
阴阳二字金文对比 天圆地方原本就是古代阴阳学说的重要内容，天圆地方被看作是道的理念，所谓天道圆，地道方。天为阳，地为阴。古人由认知天地有别、阴阳不同，到认知阴阳相依、阴阳相生，建立了完美的阴阳学说。这样的学说在艺术上不可能没有表现，这方面的研究值得进一步提升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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