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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拍卖市场中青铜器引来了众多注目，春季亚洲艺术周的藤田专场，7月西泠拍卖的西周兮甲盘，再到上月的纽约亚洲艺术周的亚矣方鼎，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而十一黄金周期间的香港第一轮秋拍也是众多青铜器精品云集，其中香港翰海的品牌专场之一《青铜时代》延续了以往两年的优秀品质，此次共呈现37件拍品，将于10月5日下午16:30在香港四季酒店（四楼海景礼堂）开拍。
过往两年《青铜时代》的成交情况如下表所示： 《青铜时代I》成交情况
LOT号 | 拍品 | 成交价 | 67 | 弦纹鼎 | 46,740.00 | 68 | 史鼎 | 0 | 69 | 蟠螭纹鼎 | 295,200.00 | 70 | 戈方鼎 | 3,580,000.00 | 71 | 倗祖癸甗 | 3,580,000.00 | 72 | 兽面纹爵 | 71,340.00 | 73 | 饕餮纹斝 | 516,600.00 | 74 | 冉尊 | 3,108,000.00 | 75 | 冉卣 | 4,524,000.00 | 76 | 亚母癸卣 | 26,604,000.00 | 77 | 冉觚、亚觚 | 2,282,000.00 | 78 | 父乙盉 | 8,300,000.00 | 79 | 鎏金盘龙纹瑟枘（四件） | 799,500.00 | 80 | 错金银承弩器 | 209,100.00 | 81 | 错金银衔环神兽 | 0 | 82 | 错金银兽形带钩 | 363,000.00 | 83 | 错金银雁形带钩 | 196,800.00 | 84 | 四轮牛形车 | 369,000.00 | 85 | 六山纹镜 | 5,940,000.00 | 86 | 多枝灯 | 2,164,000.00 | 87 | 力士骑龙熏炉 | 799,500.00 | 88 | 编钟（九件） | 2,164,000.00 |
《青铜时代II》成交情况
LOT号 | 拍品 | 成交价 | 149 | 鎏金龙形饰件 | 442,800 | 150 | 骆驼形席镇(一对) | 369,000 | 151 | 乳钉雷纹壶 | 676,500 | 152 | 乳钉雷纹簋 | 1,043,000 | 159 | 侃簋 | 1,692,000 | 160 | 应(金黾)方尊 | 28,190,000 | 161 | 应(金黾)方彝 | 36,990,000 | 164 | 饕餮纹方彝 | 4,524,000 | 167 | 子(JI)父丁簋 | 10,896,000 | 168 | 六六八一七一簋 | 24,340,000 | 176 | 银鸠杖首 | 467,400 |
【青铜器生僻字】
1、銎（qióng），指古代兵器或工具上安装柄把的孔，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解释为“斤斧之孔所以受柄者”。 2、盉（hé），盛酒器和盛水器，大腹敛口﹑前有长流，后有鋬（pàn），有盖，下多为三足。盛行于殷代及西周初期。“盉，调味也。”——《说文》，即是用于调和酒味浓淡的器物，为酒器。 3、镞（zú），箭头，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汉·贾谊《过秦论》。 4、簋（guǐ），古代盛食物的器具，自商代开始出现，延续到战国时期。“簋,黍（shǔ）稷（jì）方器也”――《说文》。 5、甗（yǎn），是蒸食器，分上下两部分甑（zèng）和鬲（lì），有的是连体，有的是分开的。 6、敦（duì），古代用来盛放黍（shǔ）、稷（jì）、粱、稻等饭食的器皿，由鼎、簋的形制结合发展而成。 7、轙（yǐ），古代马车构件。马车的车衡两侧各装一件铜轙，马嘴上的缰绳分别从四个轙孔中穿过到达驾车者手中，可避免缰绳缠绕在一起。 8、罍（léi），大型盛酒器和礼器。流行于商晚期至春秋中期。 9、鬲（lì），古代煮饭用的炊器。商代前期的鬲多无耳，后期口沿上一般两个直耳。西周前期的鬲多为高领，短足，常有附耳。西周后期至春秋的鬲大多数为折沿折足弧裆，无耳；有的在腹部饰以觚棱。 10、軎（wèi），古代车上的零件，青铜制，形如圆筒，套在车轴的两端。軎上有孔，用以纳辖。亦作“轊（wèi）”。 11、甑（zèng），古代炊具，多为陶器，底部有许多透蒸汽的小孔,放在鬲上蒸煮。 12、箅（bì），所以蔽甑底者也。从竹,畀声。——《说文》。按,甑以蒸饭,底有七穿以竹席蔽之。有空隙而能起间隔作用的片状器具。 13、匜（yí），最早出现于西周中期后段，流行于西周晚期和春秋时期。其形制有点类似于现在的瓢，前有流，后有鋬。为了防止置放时倾倒，在匜的底部常接铸有三足、四足，底部平缓一些的无足。 14、匕（bǐ），古代的一种取食器具,长柄浅斗,形状像汤勺。 15、觥（gōng），真正器名尚不可知，觥是约定俗成之名。最早出现在商代中晚期，一直沿至西周中期，西周后期逐渐消失。有圈足和三足、四足鸟兽形之类。 16、觚（gū），饮酒器，作用与爵、角相同。初见于商代早期，盛行于商周。 17、觯（zhì），古时饮酒用的器皿，形似尊而小,或有盖，盛行于中国商代晚期和西周初期。 18、斝（jiǎ），古代青铜制的酒器，圆口，三足。 19、豆（dòu），古代盛肉或其他食品的器皿，形状像高脚盘。 20、彝（yí），古代盛酒的器具，亦泛指古代宗庙常用的祭器。 21、卣（yǒu），古代一种盛酒的器具，口小腹大，有盖和提梁。 22、钺（yuè），古代兵器，青铜制，像斧，比斧大，圆刃可砍劈，中国商及西周盛行。又有玉石制的，供礼仪、殡葬用。 23、卮（zhī），古代盛酒的器皿。 24、盨（xǔ），古代盛食物的铜器，椭圆口，有盖，两耳，圈足或四足。 25、甗（yǎn），古代蒸煮用的炊具，上下两层，中间有箅子，陶制或青铜制。 26、镈（bó），1.古代钟一类的乐器。2.古代锄类农具。 27、鑃（diào），古乐器，形似铎铃，以木槌敲击，祭祀和宴乐时用。 28、缶（fǒu），古代一种大肚子小口儿的盛酒瓦器。 29、瓿（bù），古代的一种小瓮，青铜或陶制，用以盛酒或水。 30、铎（duó），大铃，形如铙、钲而有舌，古代宣布政教法令用的，亦为古代乐器。盛行于中国春秋至汉代。 31、铍（pí），长矛。 32、樽（zūn），古代盛酒的器具。 33、斛（hú），中国旧量器名，亦是容量单位，一斛本为十斗，后来改为五斗。
【《青铜时代III 》估价前十位拍品欣赏】
LOT 109 西周中期 寿䍙尊 估价：HKD 9,500,000-12,000,000
喇叭口，束颈，下腹部向外倾垂，矮圈足，接地处外撇，沿下折。口沿下饰一周蕉叶纹，内填变形饕餮纹。颈部前后增饰小兽首，间饰长卷尾鸟纹，鸟首向前，勾喙，冠羽卷曲，尾羽分为两股，上股尾羽细长，下部尾羽粗大迤逦，与身分离，内端出歧枝。腹部饰分解式大饕餮纹，云头形角，大眼眶，中间起极短的扉棱为鼻，阔口，桃形耳，身躯向上曲折，卷尾。外底起网格状阳线。主体纹饰皆以浮雕为表现形式，其上再用细阴线勾勒，而周围填衬细密的雷纹，形成“三层花”的视觉效果，纹饰满工，瑰丽华美，彰显雍贵。这类器体为“两段式”的垂腹筒形尊流行于西周早期后段至西周中期，根据装饰风格的不同可分为简约式和繁复式，这件尊是满工纹饰的杰出代表。
内底铸铭5行41字：“隹（唯）九月初吉己亥，寿 （蔑）历于（侯）氏，睗（锡）马卅匹，寿䍙（扬）对（侯）休，用乍（作）乙侯寳宗彝，子（子子）孙（孙孙）其迈（万）年寳用。”
铭文中值得关注的有以下三点：
1、“侯氏”称谓。铭文中出现的“侯氏”这一称谓比较特殊，侯氏之称因其家族世代为侯，爵位具有世袭性，带有“因官命氏”的色彩，故缀以“氏”。 2、侯与器主寿䍙的关系。铭中的乙侯是受祭对象，他是这位在世的侯氏、侯的先人，从其庙号使用日名的情况来看，他的族属应该不是周人的宗邦、姬姓的诸侯。器主寿䍙可以制作宗庙的礼器祭享乙侯，可知其出自侯的公室，身份应为侯之弟，但他已然是小宗之宗子。
3、“马”之义。马中的显然是修饰马的专有名词，前所未见。是从马，从卜得声的字，此字可读为“驸”。卜上古音在帮母屋部，驸在并母侯部，并母、帮母皆为唇音，侯屋阴阳对转，又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云：“驸，假借为赴、为䟔。”二字可以相通。《说文·马部》：“驸，副马也。从马付声。一曰近也，一曰疾也。”段玉裁注：“副，贰也。”并引颜师古注：“非正驾车皆为副马。”如果将副马理解为配车之马则马之义为驾辕之外的马；如果取“疾”义，则有“壮”（《尔雅·释言》）、“急”（《广韵·质韵》）之训，马则可理解为良马骐骥。器主一次性受赐马三十匹，数量巨大，这在西周赏赐类金文中是十分罕见的。 
LOT 105 西周早期 饕餮纹方座簋 估价：HKD 6,000,000-7,000,000
侈口，束颈，圆鼓腹，圜底，圈足下接一中空方座。腹两侧有一对兽首半环形耳，下有钩状珥。腹部两面各饰浅浮雕状大饕餮纹，额顶正中又增饰高浮雕小兽首，饕餮纹为分解式，角、眉、目、身躯、爪等皆分离，饕餮两侧各配倒立夔纹，圈足饰夔纹，身躯细长，向上拱起。方座四面各饰浅浮雕状分解式大饕餮纹，方座上面四隅饰浅浮雕状省变形饕餮纹。
与本器形制、纹饰几乎完全相同的是长安沣西张家坡西周墓地M315出土的作宝尊彝簋和宝鸡茹家庄西周墓出土的伯簋等，时代在西周早期偏晚。这件方座簋应该也是关中地区或极有可能是宝鸡地区的产物，器体厚重，形态端庄、纹饰华美，堪称艺术精品。
对于方座簋的起源和文化归属的问题，陈梦家先生在总结周初铜器与殷代殷人铜器的差异之一便是“带方座的簋和独立的方座或长方座（所谓禁）”。张懋镕先生对西周方座簋曾做过详尽系统的研究，他认为“方座簋源自宝鸡，而后迅速向东方扩展。西周早期方座簋主要出土在关中以西的宝鸡、陇县和关中中部的长安、临潼、泾阳一带，同时北起辽宁喀左，南及湖南株洲、桃江，东到山东黄县、江苏丹徒的广袤地区分布，遍及河南、陕西、山东、河北、辽宁、江苏、湖南等省”。
2000—2001年在安阳孝民屯东南地铸铜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铸造青铜器的陶范，其中有器座范136件，发掘者判断孝民屯铸铜遗址的使用年代始于殷墟二期，繁盛于殷墟三期、四期，下限不逾商末周初。有学者也认为孝民屯遗址出土的这些陶范，“可以辨识者绝大多数仍属于典型商晚期风格，不见其他可以明确断定为西周时期铜器风格的陶范”，是商代文化中心区的产物。
但是对于“方座簋最早出现的年代在殷商晚期”这一问题，结论似乎还需商榷。前文所举的两件器座范的纹饰亦见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凤纹簋、1998年陇县图书博物馆征集的凤鸟纹簋等方座簋的器座上，以及2012年宝鸡石鼓山M3出土的一号铜禁（M3：25）。这些器物的时代皆在周初至西周早期，另外孝民屯遗址所出的其他器物范，如四耳牛首乳钉纹簋、出戟提梁卣等器物都是标准的西周早期作品。更重要的是在铭文芯中有一件为“臿公丏敦辟，作父辛尊彝□”（2001AGH2：2）（图三），一般认为，“某公”这种称谓格式具有明显的西周时代特征，所以该遗址的年代有可能已入西周早期，方座簋是殷人所创的看法似不能贸然断定。
LOT104 商代晚期 翌方彝 估价：HKD 5,500,000-6,500,000
口近正方形，口沿内折，深腹，腹壁斜直内收，长方形圈足，圈足四面正中各有一小弧形窄缺口，四阿式屋顶形盖，顶部正中有四阿式屋顶形钮。盖、腹、圈足四隅及其四面中部均起扉棱，盖顶亦起短棱，似屋脊。盖前后两面饰倒置饕餮纹，腹部饰饕餮纹，饕餮纹的形态为分解式，角、目、口、耳、身躯用粗犷的线条表现，相互分离，周围以细密的雷纹陪衬。盖之左右侧面所饰饕餮纹很有特色，面部似蛇首，双角弯曲，颇为殊异。口沿下及圈足饰一周对首的夔纹。
与本器形制近似者可举出1935年安阳西北岗M1022出土的又方彝、德国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方彝、1968年英国伦敦富士比拍卖行出现的戈方彝等，时代在殷墟三期偏早。
本器是商代晚期殷墟地区典型的产物，殷墟时期方彝基本上出现在大中型墓葬中，使用者为中高级贵族或受商王宠信的近臣，与爵、觚、尊等酒器形成较为固定的组合，深受殷代贵族的珍爱。这件方彝做工精美，厚重大方，饕餮纹、夔纹等主体纹饰为平铺的表现形式，饕餮之目睛突出器表，十分醒目，凭添肃穆凝重之风。
器盖对铭1字“翌”，为族氏之名。翌族主要活跃于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翌族铜器多为传世器，有明确出土地点的是1991年11月河南安阳市殷都区高楼庄M1出土的翌凤母戊觯，时代在殷墟四期偏早。这件方彝是迄今发现的翌族铜器中时代最早的一件。
LOT110 西周早期 丩（jiū）盾父戊角 估价：HKD 5,000,000-6,000,000
口部两尖翼呈凹弧形向外射出，深腹，直壁，圜底，腹内侧有兽首鋬与一足对应，腹下连铸三棱锥足，足尖外撇。翼下饰大蕉叶纹，间饰小三角纹，内填减省夔纹。腹部前后饰分解式饕餮纹，皆以细密的雷纹填地。
1990年安阳殷墟郭家庄西M160出土的亚址角形制与本角近似，时代在殷墟三期。商代早期伊始，在墓葬中出土的觚爵组合构成了商代酒类礼器制度的核心，也是商代礼器组合最基本的要素。铜角与铜爵在功用上有一致性，角可替代爵使用。郭家庄西M160出土铜礼器中包括10觚10角；1998年滕州前掌大M119出土铜礼器包括2觚4角 ；1986年信阳浉河港西周墓出土1觚2角。上述三墓未出土铜爵，可见觚爵组合可发展变通为觚角组合。
郭家庄西M160墓室面积在9平方米以上，出土有三套以上觚角组合的墓葬，并出土有方鼎、方尊、方斝、方觚等高级别礼器，还出土有铜戈118件、铜矛95件、铜簇902枚、大小同钺3件，卷首大刀1件，并附两座车马陪葬坑，墓主身份应为高级别的武将。可见晚商时期出土铜角的墓葬规格之高。
鋬内铸有铭文4字“丩盾父戊”，意为丩盾族为祭享父戊所作。另有一件出自安阳的角（铭图08778），大小、形制、纹饰与本角相同，铭为“丩盾作父戊”，仅多一“作”字，二角应为一组。
丩盾之盾旧释为毌，此字实为盾之象形，今从林沄先生考证改释为“盾”。丩盾族铜器发现已有20件，有明确出土地点的除了这对角之外，另有一件爵为1940年洛阳出土，时代在西周早期。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国墓地M253出土的堇鼎（M253：12），铭文记燕侯命堇前往宗周向太保召公奭进献酒食，太保赏赐堇贝，堇作鼎以祭享太子癸。文末缀丩盾，说明堇属于丩盾族。堇作为殷遗民入周后任仕于燕国，受到燕侯、召公等高级贵族的宠信，仍享受优渥待遇。
此角传出自河南安阳，1961年7月出现在英国伦敦富士比拍卖行，曾由香港陈仁涛、麦克唐纳、香港赵不波、瑞士玫茵堂等显赫藏家收藏。
LOT108 战国中期 铜马 估价：HKD 4,000,000-5,000,000
铜马作站立状，头部略小，身躯健壮，四腿较短，尾末梢打结，从生殖器的外形上判断，此马为雄性。马首线条俊朗，用贴身的流线表现出身披铠甲形象，其上稀疏的散布圆圈纹。铜马头部、身躯、四肢比例匀称，造型准确，生动写实，尤其头部刻画细致、传神，眼、耳、鼻、嘴等五官塑造得惟妙惟肖，面部肌肉十分逼真，青筋微凸，神态安详。
与此铜马造型、纹饰、规格基本相同的是2002年湖北枣阳九连墩M2出土的一件铜马（M2：W305），高24.8、身长37、宽10厘米，出土位置在墓葬的西室，同出的随葬品还有铜鼎、缶、盘、匜，木案、几、鬲、盘、匜、豆、耳杯、俑以及竹席、笥、扇等，铜马应为墓主生前用于陈设、装饰、欣赏的赏玩器。上述一件铜马于2017年首都博物馆《美·好·中华——近二十年考古成果展》中展出。
从其短粗硕状的体形上看，此件铜马与九连墩铜马一并体现出战国时期楚地战马的特点。自西周以来，统治者对马政十分重视，西周金文中所见的执驹典礼，周王要亲自参加，十分隆重；非子为孝王养马有功而受封，始有秦邦；战国以来的兼并战争日益频繁，在车战向骑兵作战过渡的阶段，战马更是珍贵的战略资源。《吕氏春秋·观表》、《相马经》等文献对选择优质马种都有详细的描述。本器作为墓主生前的摆饰器，将良马塑造成形，以艺术的手段表现出来，可见古人对马的珍视和喜爱。这件铜马可归于广义的弄器，这类器物在殷墟时期的墓葬中就有出土，是墓主生前珍爱的玩赏器物。
LOT103 商代晚期 饕餮纹尊 估价：HKD 3,500,000-4,500,000
大口外侈，束颈，宽折肩，腹壁较直，圈足较矮，上有三个小方形镂孔。颈部饰三周凸弦纹，肩部增饰三个高浮雕羊首，间饰夔纹，腹部饰三组大饕餮纹为主体纹饰，上下各加饰一周窄云纹带，起短扉棱为鼻，臣字形目，圆睛突出，长咧口，内有钩状小獠牙，身躯细长向上弯折，周围以云纹组成的列刀纹填充，两侧配饰小夔纹。圈足饰两列卷云纹带。
与之器形、纹饰俱肖的是上海博物馆收藏的饕餮纹尊，形制近似者可举出1977年河南安阳小屯M18出土的饕餮纹尊（M18：6），小屯M18的时代在殷墟二期。而此尊的纹饰正是由商代中期的粗犷向商代晚期精细繁缛的过渡阶段：饕餮之角由大云纹组成，而非具象，这一表现形式具有浓重的抽象意味；饕餮之面部、身躯皆充盈云纹，使得整体纹饰不凸出，与殷墟晚期纹饰“三层花”的构成方式相比，虽无层次起伏，但视觉冲击感毫不逊色。此尊之纹饰富有殷墟早期典型性的风格，故其时代应略早于小屯M18，约在殷墟一、二期之际。
此尊作为大口折肩圆尊的典型代表，乃商代晚期肇始之际殷墟文化的产物，体量颇大，器体厚重，铸造精良，艺术价值丰厚。殷墟二期、三期是这类大口折肩圆尊发展的鼎盛阶段，在较大型的殷代墓葬中，这类尊居于酒礼器组合中的核心地位，受到高级贵族的普遍重视和青睐。
LOT 106 商代晚期 北单父乙簋 估价：HKD 3,000,000-4,000,000
侈口，束颈，鼓腹，圜底，圈足较高。器腹两侧置粗壮的兽首半环形耳，下有钩状小珥。器身前后口沿下及腹部起粗壮的短扉棱，圈足亦起四道扉棱。颈部前后设浮雕兽首，间饰鸟首龙身纹。腹部饰曲折角分解式大饕餮纹，两侧配饰倒立夔纹。圈足饰垂冠顾龙纹。通身纹饰满工，并以细密的雷纹填地，繁缛华丽，浮雕感强。
与之形制较为接近者可举出1984年安阳殷墟戚家庄东南M269出土的爰簋（AQSM269：40）、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史簋、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子巫簋等。戚家庄M269的时代在殷墟三期，此簋的时代也应距此不远。
值得关注的是器耳的纹饰颇具特色，兽首为羊首造型，向下卷角，半环形耳两侧饰鸟纹，大圆睛，勾喙，额顶有角状冠饰，近下腹部又加饰一鸟首纹饰，以钩状的小垂珥为喙，意趣盎然。鸟兽嵌合主题的纹饰多出现在簋耳部或觥鋬部，流行于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通常所见的样式是兽首鸟身，鸟首一般被省略，时代较早的可举出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M54出土的簋（M54：171），年代在殷墟二期偏晚；还有一类是将鸟形全部表现出来，鸟首在兽口下衔，例如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亚丑方簋。本簋器耳纹饰由上至下有三段式动物组合而成，极为罕见，匠心独妙。
此簋著录于《铭图》编号04010。内底铸铭4字：“北单父乙。”表示此簋乃北单氏为祭享父乙而作。商代的卜辞中有东、西、南、北四“单”，作地名解，而殷代青铜器铭文中亦有“西单”、“南单”、“北单”等族氏名。俞伟超先生认为以方位命名的四单得名于在殷墟范围内四周贵族聚居的家庭公社组织，后作为族名。“北单”氏与戈族常组合成复合式族名，西周早期仍有延续。
LOT111 商代晚期 竟祖辛卣 估价：HKD 3,000,000-4,000,000
整器呈两只相背伫立的鸮鸟联体而成，横截面为椭圆形，盖为鸮的头部，勾喙，圆目突起外有眼眶，内卷角特大，两端似云头。盖顶有菌形钮，上饰减省蝉纹。器体为鸮身，短颈微束，腹部外鼓，饰漩涡形羽翅纹，末端附有钩状歧羽。四蹄形足分别为鸮之双足，粗壮健硕，蹄足上用极简的几笔阴线勾勒出鸮爪。颈部两侧置对称的半环耳，内套绹索状提梁。整器造型壮硕，纹饰以浅浮雕的表现方式展现，质朴简单，神秘威严，是实用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的经典之作。
这种背伫形鸮卣始见于殷墟二期，形制基本无变化，唯纹饰有繁简之别：繁者多以细密的雷纹为地，以小鳞纹刻画出鸮之羽毛，盖面的鸮首饰以饕餮纹，器身加饰夔纹、鸟纹等，或再起扉棱以增强装饰性，代表性器物如安阳大司空村M539出土的鸮卣（M539：32）、1980年河南罗山后李村出土的鸮卣等；简者如本器所饰，虽用简单的粗线条装饰而就，却形态毕肖。
与本器器形、纹饰近似的传世品有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的龏卣（12529）、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叉卣（12549）、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徙卣（12551）、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车卣（12556）、首阳斋收藏的鸮卣等，时代多集中在殷墟二、三期之际。学界对这种鸟兽形青铜礼器的产生来源有不同的认识：以往一般认为动物造型器起源于商代中心区，影响辐射至周边区域；近年学界有动物形器是长江中心区（以湖南为主）的特产继而输入到其他地区的看法。
此卣为玫茵堂收藏，盖内与器内底对铭3字：“竟祖辛。”表示此卣为竟族祭享祖辛而作。迄今发现的商末周初竟族铜器约有7件，计簋1、卣3、觥1、罍1、盉1件，出土地点多不明晰。其中现藏于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竟父戊觥造型端庄，铸造精良，华美异常，可窥知竟族在商末具有一定的实力。
LOT107 春秋中期 蟠虺纹方壶 估价：HKD 2,800,000-3,500,000
侈口，厚唇内敛，束颈修长。颈部两侧置一对顾首爬兽形耳，肩部外弧起棱，腹部由中心作菱形凸起的粗棱作为分隔界栏，使下腹部显得更加鼓张，腹壁曲率较大，最大径接近底部，圜底，方圈足，下连铸四牛，以背承壶。
颈上部饰蕉叶纹，内填蟠虺纹，蕉叶纹之下、颈下部及上腹部的四个区域内皆饰细密的蟠虺纹，以突出的小圆目为中心，身躯相互交缠，颈部的蟠虺纹仍带有窃曲纹样式的孑遗。圈足饰卷云纹。器耳装饰爬兽，似虎非虎，体形壮硕，身躯曲线流畅，额顶有双角，张口，上唇外翻，吐舌，长颈，弯肢，长尾末端内卷，额、颈、四肢填饰小鳞纹，身躯、尾勾勒阴线的S形叶纹。圈足下牛形附足，牛为站立状，昂首，身躯纹饰表现为鳞甲状并用阴线装饰四肢。
与本壶形制相近者可举出如下诸例：
1.兽足壶2件，1923年新郑李家楼大墓出土。二壶形制、纹饰相同，一大一小，大壶通高90.3、最大腹长39、最大腹宽26.5、耳宽14、圈足长30、圈足宽24厘米。小壶通高约66.6厘米。春秋中期偏晚。
2.蔡侯申壶2件，1955年寿县蔡侯墓出土（15.1-2）。规格、形制、纹饰相同，通高80、壶身高69、腹围107厘米。春秋晚期。
3.莲盖爬兽耳壶，太原金胜村M251出土（M251：579、626、629、636）。形制、大小、纹样基本相同。春秋战国之际。
4.蟠虺纹方壶2件，应为楚国贵族墓葬出土。大小、形制、纹饰相同，通高70厘米。春秋战国之际。
新郑李家楼方壶与本壶的形制最为近似，时代也应相当。此类长颈爬兽耳方壶，流行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尺寸巨大，合盖高度皆在60厘米以上，铸造精良，工艺精湛，壶身的主体纹饰采用模印制成，繁缛细致，盖冠作莲瓣或外侈形，多表现为镂空的装饰。器耳和附足多为爬兽形，形态优美健硕，纹饰精细，极大的提升了整体的艺术价值。从上述墓葬的规模来看，此类大型青铜壶的使用者身份等级颇高。在全球范围内看，它们是公私收藏追逐青睐的珍品。
LOT112 商代晚期 史鼎 估价：HKD 2,800,000-3,800,000
窄折沿，方唇，腹呈锅形，浅腹，圜底，口沿上有双立耳，三夔形扁足，头向上，双唇承接腹底，尾部上卷似弯刀。腹部饰饕餮纹，以扉棱为鼻。夔足突目，上有阴线勾勒的云纹。与之形制相近的是2004年安阳殷墟大司空村东南M303出土的两件马危鼎（04ASM303：100、112），大司空M303的时代在殷墟四期偏晚，此鼎的时代也相距不远。另外，在法国吉美博物馆也藏有一件性质相近的扁足鼎。史族乃商代世家望族，在卜辞中史即史官，伴王左右，主持祭祀、记言记事、出使王命，地位颇高，史族之名可归于以官命氏。迄今发现的史族铜器数量有一定的规模，时代从殷代晚期延续至西周早期。由考古资料可知，史族在商代聚居于安阳殷墟，入周后分散迁徙至山东滕州、关中等地区，其势力一直没有减弱。
扁足鼎最早出现于商代二里冈上层时期，按照器腹的形状可分为圆腹扁足鼎和方腹扁足鼎两大类，前者一般为三扁足，后者为四扁足。圆腹扁足鼎又可根据腹深与扁足高度的比例差异分为短足和高足二式。此鼎的形制显然属于高足式，此式鼎在商代中期既已流行，不仅见于中原中心地区，亦见于周边地区，如新干大洋洲商墓中也有出土，而且这一地区墓葬出土的扁足鼎数量多，规格大，呈现出独特的风貌。这一时期有部分扁足鼎与柱足鼎在耳足布局上保持着一致，即呈现出“四点配列式”的特点。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是扁足鼎繁荣发展的时期，已知出土扁足鼎的墓葬等级不低，墓主具有较高的身份。如前揭大司空M303出土有10套觚爵，是目前发现的殷墟四期保存完好的规格最高的墓例。商晚至周早阶段，扁足鼎在形制和功能上出现了多样性：扁足以夔形为主，也有立鸟形或兽形的；方腹扁足鼎中出现了一种较为特殊的器形——方腹圜底扁足鼎，腹下接四扁足，这一器形应该是圆腹扁足鼎与常见的方腹方底鼎相结合的产物；西周以来在扁足鼎的足中部加铸托盘或在腹外底连铸炉灶，目的是盛放炭火用于加热，功用类似于现代的火锅或起保温作用。西周中期以后，扁足鼎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与此鼎形制和铭文一致的曾见一例，是由台北震荣堂（陈鸿荣、王亚玲夫妇）收藏，著录于《中国夏商周三代金铜器》鼎062以及《铭续》编号0010，内壁同样铸有铭文一字“史”，做族名解，极有可能是一对中的另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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