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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朱凤瀚先生《中国青铜器综论》陕西宝鸡(弓鱼)氏出土西周青铜器为主线，对其青铜器试作论述。 1974年至1981年在陕西省宝鸡市渭水南北两岸的茹家庄、竹园沟、纸坊头发掘了27座西周墓葬，出土青铜器墓葬15座。从出土青铜器铭文可知这几处墓地墓主人属(弓鱼)氏，称其为“氏”而不称其为“国”类似晋南的倗氏、霸氏。诸侯具有军事职能，要经王任命，金文例证如“令克侯于匽”，“王令唐伯侯于晋”。宝鸡渭水两岸发现的这个族属处于西周边陲或不具有军事职能，青铜器铭文也未见所谓“侯”器，所以不能称其为(弓鱼)国。按朱凤瀚先生告知“西周王畿区域应该包括西自宝鸡东至洛阳这个长条形区域，围绕周原 、沣镐、洛阳周围地区，诸侯国在边域，鱼、戈不能叫国“，或称邦君，我认为。  茹家庄、竹园沟、纸坊头三处墓地，竹园沟最早，可能在成王早期。然后是竹园沟康昭，茹家庄已经到了穆王时期。  这是纸坊头M1出土环耳上两个兽首的方座簋铭文，第一个字释为(弓鱼)，张政烺先生释为“强”，以下为行文方便写作鱼。 1981年清理纸坊头M1，这个墓区最早的墓，大概文王晚期至成王早期，是第一代鱼伯，是一座残墓，遗存青铜器十四件，鼎4(圆鼎2、鬲鼎1、方鼎1)，鬲2、甗1，簋5(四耳方座簋1、双耳方座簋2、四耳簋1、双耳簋1)，觯1、罍1。未见竹园沟青铜器墓葬必出的青铜平底罐、尖底罐，一可能是此墓是残墓，二或此墓是这个墓区最早的，反映地域与族群属性特征的文化因素还未形成。  出土的伯方鼎 通高24厘米，重2450克。兽面纹的角马承源称之为“环柱角”很形象，但是没有被业内广泛采纳，对窃曲纹的称谓也是。形制上腹深小于柱足多是西周，反之多是晚商。口沿下没有纹饰带单独装饰兽面纹西周要多于晚商，这只兽面纹突出环柱角，占据兽首近一半空间，分解躯体只占很小部分。商周时期兽面纹是主流纹饰，配置多有区别，要找出一摸一样的基本不存在，细微区别体现时代与地域不同。铭文“伯作宝” “伯作彝”多见，而且“宝”字写法不多见。  上海藏 天黽作父戊鼎，兽面纹与之近似。朱凤瀚先生有文章《酒务头墓地与“天黽献“器群》对这个族群有论述。   通高40.2厘米 ，口径32厘米，重11650克。考古发现西周时期这个高度大圆鼎多于大方鼎。考古发现有盖子圆鼎不多见，是不是作为煮肉用的鼎都会有盖子呢，后期多遗失而已。盖子三个倒置夔龙形片状捉手却置可为俎。口沿下分解兽面纹特殊，曲折角C状耳，咧嘴漏出上下獠牙，两侧分解的身和足，构图整体没有晚商凶猛状，盖子也是这种兽面纹。我认为C形耳兽面纹多是晚商(西周兽面纹耳多是叶状)当然也有特例，这只鼎就是。下腹是圆弧蕉叶状省变兽面纹，线条已是圆弧状凸起。竹园沟M7也有类似纹饰配置大圆鼎，口沿下兽面纹已是环柱角。  这是1972年陕西扶风刘家村出土的一只鼎，纹饰配置宛若孪生，口沿下兽面纹耳呈叶状，兽面纹“温和”状。  1973年春喀左平房子乡北洞村二号窖藏出土一只类似纹饰鼎。口沿下分解兽面纹与纸坊头M1大圆鼎近同。下腹圆弧状凸起省变兽面纹，直边三角蕉叶状多见，天津博物馆藏太保方鼎下腹即是。这种通常称之为蕉叶状兽面纹，可以追溯至殷墟二期左右。  夨伯鬲 出土一对，大小铭文皆同，通高18.5厘米 ，铭文“夨伯作旅鼎” 。西周初期鬲腹微鼓线条秀美，即圆润又挺拔，每一个角度从侈口方唇 到束颈 到微鼓腹 款足缓收成柱足，线条十分完美，若多一点少一点都会失败。康王中后期始见鼓腹鬲是敦实状，完全没有美感。据铭文是夨伯作的宗庙陈设器，出现在鱼伯墓地或为赗赙，由此可见夨伯地望或离此不远。  通高39厘米，重4600克。口沿下列旗兽面纹 鬲腹牛角兽面纹是西周早期甗标配，这种纹饰配置始见于商末期。  鱼伯簋 四耳方座簋，通高38.7厘米，口径26厘米，重9350克。盖内铭文“鱼伯作宝尊簋”。孝民屯东南发现的陶范证明可能在商周之际长方垂珥簋及方禁即出现了 方座簋现在无论考古发现还是传世器都未见确切的晚商器，理论与现实存在差距。鱼伯簋这类没有云雷底纹青铜器在商末青铜器已经出现，但是商末周初的纹饰配置还是不同的，这种不同需要多研究多观察青铜器自会有感受。作为盛食器簋或都有盖子，目前所见或为使用中遗失。方座簋之方座内底多有悬铃，有的或遗失，意义何在不详，有学者认为可能起源自李家崖文化。增加方座对于席地而坐周人有利于进食，但方座簋并不是主流啊，似乎也不是高等级贵族标配，更多需要文献支持。 通高23.8厘米，口径26.8厘米，重8400克。这只四耳簋极其罕见，西周早期这种形制四耳簋考古发现及传世目前有四只，玫茵堂藏一只，1927年戴家湾出土一只现藏弗里尔美术馆。宝鸡石鼓山M4一只。 这几只簋威武霸气，胜利者姿态。苏荣誉老师有文章《论西周初期牛首饰青铜四耳簋》，读起来有点晦涩，有些地方不是很明白，铸造最大特点是耳先铸再与器身合铸，铸工掌握分铸技术可以制作复杂青铜器。以前大家认为这种形制簋是西周初期制作，自从孝民屯发现这种簋陶范，现在观点是可能在武王克商后殷墟铸铜作坊在为周人继续制作青铜器。当然不排除可能是周人劫掠商人的分器。 传世器太保簋 宜侯夨簋 故宫藏荣簋都是四耳簋，可能制作方式有别，右下角出自河南鹿邑太清宫。大概康昭时期出现的四耳簋，比如邢侯簋，河北元氏县西张村西周墓葬出土臣谏簋，又是另一种风格。与纸坊头M1这种牛首四耳簋设计风格近似的是这种出戟的短轴提梁凤鸟卣。出戟也是分铸且一头有牛首(上海藏卣无)，孝民屯东南铸铜遗址发现的陶范可与这部分对应。这几只形制特异的凤鸟卣可能都出土自宝鸡戴家湾一带。弗里尔这只凤鸟卣据资料可以确定。 设计风格近似还有1929年宝鸡戴家湾出土现藏哈佛大学赛克勒美术馆的出戟方彝，2012年宝鸡石鼓山M3户方彝。设计风格特殊青铜器可能都有渊源，尤其出土地都是宝鸡。商周时期青铜方彝--西周介绍过西周方彝，典型晚商方彝最大形制特征是圈足壶门，这种即有圈足壶门纹饰风格又近西周的青铜器暂定商末周初比较合适。 这种张扬、威武的牛首四耳簋 ，出戟短轴提梁凤鸟卣，出戟方彝考古发现都是宝鸡，以上这些传世器可能也出自宝鸡，目前考古他地未见。这些器的主人是谁呢？制作精美如此复杂的青铜礼器是宝鸡这里人专属吗？这些器制作年代真的是武王克商后周人在殷墟铸铜作坊定制吗？或是有些学者认为这些器是“分器”，那周人的其他墓葬缘何未见这类青铜器？发现问题才能带着问题去研究，去探索。 还出土一只方座簋，簋内底铭文“鱼伯作宝尊簋”，内底有悬铃。通高31厘米，口径25厘米，重9350克。环耳上两只兽首设计极少，腹部宽厚大扉棱，方座兽面纹相聚于四隅且兽角凸出器表，这种陶范很难制作。方座内底有悬铃。纸坊头这个墓葬缘何有这些纹饰精美制作复杂青铜礼器呢？墓主是等级身份很高的西周贵族？ 琉璃河燕国M251出土藏于首都博物馆的伯矩鬲，波士顿美术馆藏青铜卣。西周时期兽角凸出器表制作难度很大，好像没有证据是分铸，那么整体铸造的陶范很考验铸工技艺，这些器多是纹饰精美。竹园沟出土一只伯矩簋没有发表，下文再议。 通高22.8厘米，口径20.3厘米，重3300克。圈足如此之高，配置长长垂珥，视角协调。只有高圈足才能配置这种大兽面纹，圈足配置大兽面纹可能极少例子之一。 圈足内底有悬铃。 高圈足簋内底有悬铃，目前所见国博一只非商文化中心区域的大概殷墟二期的高足簋、 上海藏这只复古纹饰簋，口沿下鱼尾兽面纹，纹饰配置似洛阳北窑M37出土的王妊簋。有悬铃簋没有证据是高等级贵族专享，不论考古还是传世器并不是很流行，对研究青铜器而言只是一个品种。 与之形制近似的是藏于耶鲁大学博物馆五年琱生簋，国博的六年琱生簋耳残了。圈足如此之高可能更适合席地而坐的人吃饭？高圈足配置长垂珥有了视角平衡效果 纵观以上纸坊头M1出土的青铜器多是形制纹饰壮观、精美，似未见明确康王时期青铜器，发掘者定成王早期可从。亦未见自身族群文化属性特征及地域性强烈的器物。如前所述亦未见竹园沟青铜器墓葬必出的平底、尖底罐。是时其地域与族群属性特征的文化因素还未形成。 2003年清理纸坊头M2、M3，在纸坊头M1东面，三墓并列形式。间隔3米左右。M2、M3都是残墓，M2清理出土青铜器甗1、瓿1、盉1。这个地区以窑洞而居，对遗址墓葬有不同程度破坏，但很多文化遗存就是挖窑洞才发现的。 这只瓿是殷墟二期偏晚风格，云雷底纹与主纹饰在一个平面，肩部外卷角兽首两侧曲折角卷鼻夔纹，腹部曲折角上扬外卷尾兽面纹，双目凸出，纹饰风格云雷底纹与主纹饰在同一平面，罗越四。 这只四组盉以前没见过，腹部圆鼓整体宽扁，肩部臣字眼兽面纹饰带。之前所见最早四足盉是1999年安阳殷墟刘家庄北地M1046出土。天马——曲村 北赵晋侯墓地青铜器考察 ———————————M114--M6有简略讨论。 器形学史父乙这只四足盉形制上要略早于M1046四足盉，M1046大概殷墟最末期。M2是残墓，或对墓葬断代不能提供清晰断代依据。从目前看到青铜器组合不完整，铜器不是一个时期，亦没有证据此墓地是“先周”时期，青铜器或许是“分器”。 纸坊头M3遗留青铜器方鼎1，圆鼎3，鬲鼎1，簋2，壶1 户方鼎。宝鸡石鼓山M3出土青铜方禁上的方彝，大小两只短轴提梁凤鸟卣器内都有族氏铭文”“户”，发掘者定墓主即“户”。这三件器年代有西周初期说，有商周之际说。这只户方鼎可能来自石鼓山M3“户”族群，其形制纹饰大概商末。西周初期方鼎的兽面纹装饰不是这样纹饰配置。 这种没有云雷底纹只有兽面纹的鬲鼎罕见。鬲鼎在昭王时期是其出现在青铜礼器组合的最末期了 ，山西绛县横水M2158出的鲁侯鼎是鬲鼎的最晚形制，浅腹素面仅口沿下一周纹饰带。在商末周初鬲鼎出现这段时空，并不是很流行，不入东周礼书所谓列鼎。称这种鼎“分裆鼎”或许更合适。纸坊头M3这只没有云雷底纹的鬲鼎，腹较深略鼓，形制纹饰不出西周初期。 出土一只圆鼓腹细直颈提梁壶，铭文“山父丁”。这种形制器且盖子有子口现在研究多称其为壶，1985年平顶山应国墓地出土一只形制同款提梁壶，铭文“少姜作用壶”。随州叶家山M65出土一只椭方腹盖子有子口壶自名“曾侯作田壶”。这只山父丁壶综论称其为壶，感觉这是综论为数不多称这种形制器为壶，平顶山那只少姜壶综论还是称其为卣。 以朱凤瀚先生《中国青铜器综论》为本考察青铜器近尾声，综论考察商周青铜器以墓葬考古发现品为主线。考察墓葬出土的成组青铜器，由于有出土时代背景保存了原生共存关系，即原境，对铜器断代意义重大。脱离了原境，传世流散的青铜器其自身的很多信息无法掌握，对研究青铜器时代、地域、族属等属性还要依靠考古发现青铜器来分析研究，运用标准器断代法和系联法对青铜器进行断代。要学习这本学问，应多关注考古发掘信息研究商周青铜器。 纸坊头青铜器信息多取自宝鸡青铜器博物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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