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之际的凤鸟纹卣——从孝民屯到石鼓山

一

孝民屯铸铜作坊出土的与凤鸟纹卣相关的陶范，最初公布的是孝民屯2000AGT15H31的三块陶范，分属于卣的下腹凤鸟纹带掌形花冠的鸟首部分、鸟纹勾尾下的反向小鸟以及腹部伸出的长梁，最近新发表的材料中[5]，还包括卣盖口的勾尾小鸟、提梁端部的掌形兽角以及可能为长梁端部的兽首装饰[6]（图一，1～6）。

图一

A．美国弗利耳美术馆卣侧面

B．美国弗利耳美术馆卣正面

1．孝民屯2000AGH31:53

2．孝民屯2000AGT15②:2

3．孝民屯2000AGH31:14-1

 4．孝民屯2000AGH31:18

5．孝民屯2000AGH31:17

6．孝民屯2000AGH31:15-1

 

这些陶范属于凤鸟纹卣，性质上具有排他性。陶范上的勾尾鸟纹特别是勾尾鸟纹下带有反向的小鸟纹，只见于凤鸟纹卣，F形长梁也只见于极少数凤鸟纹卣上。如图一所示，上述陶范上的纹饰与凤鸟纹卣纹饰细部对应极为一致，这些陶范大多数出土于H31，只有长梁端部的兽首范出土单位不同，但是在与H31同一探方的第2层，不排除这件陶范原来也来自H31。同一珍稀的器类、出自同一遗迹单位、陶范来自器物的不同部位，暗示这些陶范甚至可能为形制相同的两件卣所共有。

 

现存有出土背景的青铜器中与孝民屯凤鸟纹卣陶范最为近似的是1929年戴家湾墓葬出土，目前分别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7]（图一，A、B）、波士顿艺术馆[8]（图二，1）的两件长梁凤鸟纹卣，此外石鼓山M3出土的2件户卣[9]（图二，2~4），除了未带长梁之外，形制特征也与孝民屯陶范颇为一致。戴家湾、石鼓山墓葬包括有多种徽识等不同背景的青铜器，虽然这两处墓葬的年代属于西周早期比较明确，但墓葬出土青铜器的年代，未必都与墓葬相同，而可能会早至商末。因此学界对戴家湾2件长梁凤鸟纹卣有商末、西周初两种不同的看法。

图二

1．美国波士顿艺术馆卣

2．宝鸡石鼓山M3:20户卣（小）

3．宝鸡石鼓山M3:23户卣（大）正面

4．宝鸡石鼓山M3:23户卣（大）侧面

 

如果仅就逻辑而言，孝民屯卣范与戴家湾长梁凤鸟纹青铜卣的年代关系，有如下三种可能：

 

1．二者均属于商末；

2．二者均属于西周初期；

3．孝民屯卣范属于商末，戴家湾长梁凤鸟纹青铜卣属于西周初期。

 

上述三种可能性中，第1、3种基本上只是涉及纯粹的年代学问题，而第2种可能性则揭示出这样的场景：西周初期时殷墟仍未废弃，孝民屯铸铜作坊继续生产青铜器特别是像凤鸟纹卣这样的豪华青铜器，服务对象为远在关中地区的西周贵族。这种可能性关系到西周早期青铜器生产的组织方式，因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此，这些凤鸟纹卣的年代属于商还是西周，也就变得重要而引人注目的了。

 

不过，无论孝民屯陶范还是戴家湾长梁凤鸟纹卣，从类型学的角度观察器物形制、判断它们到底属于商末还是周初，确有相当的困难。因为一般来说，王朝的更替不意味着物质文化的同步变革。西周灭商，许多商文化因素在西周时期继续沿用和发展，许多类别的商时期青铜器的器形，也在西周时期继续沿用。根据器物形制进行的类型学分析，只能建立器形的逻辑发展关系，或者进行相对年代的判断，这里的相对年代还只能指代某一较长时期。而周人灭商则是时间延续很短的过程，通过类型学将商周之际的遗物甄别出孰商孰周是难以完成的任务。类型学基本上无法进行绝对年代的判定，因此，我们即便能够确定戴家湾长梁凤鸟纹卣属于西周，也不能肯定地认为，形制相同的孝民屯卣范一定晚至西周。另一方面，目前的情况，又只能让我们以考古年代学的手段，从孝民屯到石鼓山的这些凤鸟纹卣的相对年代入手，看看是否可能分辨其商与周的绝对年代关系。

二

凤鸟纹卣器体厚重、制作精良、三层花装饰的层次感很强，4条纵向的扉棱宽厚而夸张，给人以豪华贵重之感，展现出很高的社会等级。这类卣流行时间很短，其形制近似，技术取向一致，特别是装饰风格、布局相同（表一）：几乎所有的卣盖与器纹饰均各为4周共计8周纹饰，各周纹饰类别相同、细部基本一致，因此这些卣内聚的特性非常突出，体现出紧密的系统性。显然，这些卣具有相同的设计理念，制作背景也应有很强的内在关联。

 

表一  凤鸟纹卣各周纹饰

凤鸟纹卣起源于晚商时期比较明确，年代确切且最早的凤鸟纹卣出自殷墟郭家庄M160（图三），不过除此之外还有更早的渊源。我们知道，带有提梁、以盖为母口来套接器口的卣是殷墟晚期出现的诸多新器类之一。而在卣类器中，有一类数量不多、横截面呈椭圆形、提梁设置在椭圆形短轴方向的卣。短轴提梁卣中较为常见的是兽面纹卣，这种卣在下腹和盖顶装饰有幅面很大的兽面纹，和凤鸟纹卣有相同的豪华感。除了短轴、4条扉棱这样的特征之外，兽面纹卣还和凤鸟纹卣有着其他形制上的共性：扁体的提梁，其上装饰夔纹，两端装饰兽首；器盖在长轴的两端伸出尖状的、镂空的勾云装饰；盖与器体上的纹饰主次分明、相互呼应。因此兽面纹卣和凤鸟纹卣有着明确的内在关联。短轴兽面纹卣发现较多，如传出土于安阳殷墟的鸢卣（图四，1）、岐山贺家村的戉卣（图四，2）、遂昌出土带有亚徽的卣（《全集》四、164）等等。当然，这些卣的器形特征多属于殷墟末期，并未有年代明确早于凤鸟纹卣者。不过考虑到殷墟较早时期以来兽面纹传统，以及兽面纹总体的流行时间早于凤鸟纹等因素，可以认为凤鸟纹卣是兽面纹卣发展的一个支系。此外，目前在南方地区发现兽面纹卣等豪华型短轴提梁卣的数量更多，如果考虑到这类卣器形、纹饰的中原文化系统，考虑到南方地区这类卣多带有中原商系统徽识铭文，我们并不能认为南方地区是这类卣的起源之地。

图三  殷墟郭家庄M160:172亚址卣

1．正面  2．侧面

与郭家庄M160凤鸟纹卣器形纹饰几乎相同的凤鸟纹卣，有辉县褚丘出土的祖辛卣（图四，4）和宁乡黄材出土的戈卣（图四，3）。后2件卣只在纹饰上与郭家庄M160卣小有差异，其中祖辛卣盖顶饰4个鸟纹而无直棱纹[10]，戈卣盖顶只饰有直棱纹而无鸟纹，这使两件卣一共只有7周纹饰，即盖顶较其他卣少一周纹饰。此外，三件卣提梁端部的兽首角部也有突起的犄角和扁平的角等不同，这些说明早期凤鸟纹卣纹饰的设计不如随后的那样程式化。

图四

1．殷墟鸢卣  2．岐山贺家村卣

3．宁乡黄材戈卣    4．辉县褚丘祖辛卣

 

郭家庄M160和宁乡黄材这样商时期的凤鸟纹卣，有明显早于戴家湾、石鼓山凤鸟纹卣的形制特征。不难注意到，郭家庄M160和宁乡黄材的凤鸟纹卣下腹的主题鸟纹一周8只，鸟首两两相对，分别对应在4条扉棱处。而在戴家湾和石鼓山等凤鸟纹卣上，占据下腹幅面的是两对更大的鸟纹，它们以提梁下的扉棱为中轴，两两相对。仔细观察，可以看到戴家湾等卣下腹每只大鸟纹的勾尾之下，另饰有一只小鸟纹，这些小鸟纹显然是此前郭家庄M160等卣上反向鸟纹的退化。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到上述早晚两组凤鸟纹卣布局上的变化：宁乡黄材卣虽然与郭家庄M160卣纹饰小有差别，但这两件卣纹饰各有两周鸟纹对应在长轴处的扉棱，这使得这种凤鸟纹卣有正、侧两个视觉中心。而戴家湾等卣的视觉中心则明确对应在提梁处的扉棱，只有一个视觉中心。孝民屯陶范、石鼓山M3和戴家湾卣凤鸟纹均为退化鸟纹，年代上晚于郭家庄M160卣，也就是属于商周之际前后，这类卣及其更具体的年代范围是以下我们要讨论的重点。

 

以郭家庄M160和宁乡等商时期凤鸟纹卣作为祖型，可以将戴家湾、石鼓山西周墓葬等有出土背景的凤鸟纹卣，和那些特征相关的凤鸟纹卣进行类聚（图五），观察它们的发展脉络。这样的凤鸟纹卣有如下一些典型器。

图五  凤鸟纹卣发展系列

1．石鼓山单父丁卣 2．上博卣

3．弗利尔卣 4．奈良卣 5．川卯卣

6．鼎卣（大） 7．户卣（大）

 

1.石鼓山M3出土凤鸟纹卣4件，其中如前所述的户卣为大小不同、形制完全相同的两件，户卣（大）通高50、口宽18.2厘米；户卣（小）通高36、口宽13.8厘米。石鼓山M3还出土有两件不同铭文与形制的凤鸟纹卣，其中单父丁卣通高39、口宽15.5厘米；川卯卣通高26、口宽12.5厘米[11]。

 

2．1929年戴家湾墓葬出土两件带长梁凤鸟纹卣，如前所述两件也是大小不同，形制完全相同，分别收藏在弗利尔美术馆和波士顿艺术馆，其中弗利尔凤鸟纹卣较大，通高50.7厘米，波士顿凤鸟纹卣稍小，通高35.2厘米。

 

3．1901年戴家湾墓葬出土两件凤鸟纹卣，两件大小不同，形制完全相同，均铸有相同的铭文“鼎”，收藏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其中鼎卣（大）通高47、口宽17.3厘米；鼎卣（小）通高34.3厘米[12]。

 

4．上海博物馆所藏长梁凤鸟纹卣，通高27.6、口宽10.8厘米[13]。体量较小，原来或可能为一对卣中较小的一件。

 

5．奈良国立博物馆收藏长梁凤鸟纹卣，是收藏家坂本五郎的捐赠品[14]。通高51.4、口宽20.2厘米[15]，是凤鸟纹卣中最为高大、厚重者。

 

上述凤鸟纹卣的发展系列，可列示如图五。其中，石鼓山M3出土的父丁卣和川卯卣两件，下腹较鼓而扁，器形和纹饰风格与郭家庄M160等商时期卣最为接近，可作为发展系列的前端。其他卣明显可分两个系列，一是不带长梁的戴家湾墓葬鼎卣和石鼓山M3户卣，其中鼎卣下腹一周饰有8只小鸟，仍然保持有晚商时期卣那样的布局，逻辑上早于户卣；二是带长梁的上海博物馆卣、戴家湾墓葬卣以及奈良博物馆卣，这几件卣长梁等装饰越来越夸张。总体上这些凤鸟纹卣变化趋势，在器形上，腹部变垂，圈足增高；在装饰上，扉棱加宽，长梁以及兽首等趋于夸张，等等。

 

通过一些装饰细部的对比，也可以印证上述凤鸟纹卣的排序。例如，凤鸟纹等鸟形装饰的勾尾越来越直折、僵硬；卣盖两端上翘的犄角越伸越长，并加饰有兽首；提梁端部的兽首外形的力度感越来越强；长梁变得越来越弯曲和夸张，较晚的长梁顶端装饰性越来越强，也加饰有兽首。根据上述排序，戴家湾出土的带长梁卣年代偏晚晚，而至奈良卣已经有所变异，但合乎发展趋向。在这个系列中，孝民屯出土陶范所属的卣的装饰要较上博卣更加夸张，其发展系列介于上博卣与石鼓山M3户卣之间。

 

三

 

有了前两节的背景，最后再来讨论孝民屯陶范的年代。在此之前，需要先确定戴家湾墓葬和石鼓山M3出土的3种凤鸟纹卣的年代。

 

戴家湾和石鼓山隔渭河分布，目前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这两个墓地的墓葬年代均属于西周早期，特别是石鼓山M3、M4都出土有过去认为是先商时期的高领袋足鬲，发掘者进一步将这些墓葬年代定位西周早期较早阶段[16]。从青铜器的角度而言，形制特征本身难以作为分别商与周的标准，但周灭商这一历史事件所引发的器用现象则是判别墓葬年代为西周的证据，这就是西周早期墓葬中出土相当数量带徽识的“商式青铜器”一般认为这是周人灭商之后所擭取的商人之器，即“分器”所获。戴家湾、石鼓山墓葬中都有大量商式青铜器，这是学者们相信墓葬年代属于西周早期最有力的证据。就墓葬随葬品的年代而言，那些商式青铜器，其制作年代应在晚商时期，而属于墓主的青铜器，年代可能晚至西周早期，当然，后者也有可能是从晚商时期流传下来的。

 

在明确墓葬的基本年代后，我们可以对墓葬中青铜器特别是明确属于西周的青铜器作进一步分析，即分辨哪些是商式青铜器、哪些是墓主所作青铜器。在目前已经发掘所见西周墓葬青铜器中，那些商式青铜器一般带有徽识、日名等铭文，且不会出现成组铭文的情况，即“分器”形成的分散现象。而西周早期青铜器，开始出现一些新的器用风尚，如鼎、簋等食器的数量增多，鼎簋成为常见的搭配，同时还有一些新的器用组合出现。考虑到这些背景，并基于器物形制，可认为那些零散的带徽识、日名的铭文青铜器多属于商时期，而那些成套或成组的青铜器，则一般属于西周时期。

 

按照上述讨论的方向，再来具体看石鼓山和戴家湾墓葬出土凤鸟纹卣的年代。

 

石鼓山M3出土两组铭文相同的青铜器，一组是带徽识铭文“冉”的青铜器，包括一件冉“父乙”雷纹卣，一件冉盉，这两件器物器主不同，形制风格各异，并非一组器，很可能是两件分散的商式青铜器。另一组是带“户”铭的3件青铜器（图六，1），包括前述的大小两件户卣和一件户方彝。这3件青铜器铭文相同，出土时放置在长方形的龙纹禁上，明显为一套青铜器，形成一方彝二卣的组合形式。发掘者和学者们从随葬品时代风格、在墓葬中的摆放位置等角度论述[17]，认为“户”为墓主，是有道理的。这样看来，“户”器作器年代应该在西周早期。此外，M3中另外的两件凤鸟纹卣即单父丁卣和川卯卣，其徽识均在M3中为孤例，属于零散的商式青铜器，制作年代当属商时期。单父丁卣、川卯卣在前述的器物排序中靠前，年代接近郭家庄M160亚址卣和黄材戈卣，而户卣排序偏晚。这样的相对年代排序，合乎其绝对年代的信息。

图六

1．石鼓山M3二卣一方彝组合

2．1901年戴家湾墓葬二卣一尊组合

3．1929年戴家湾墓葬二卣一方彝组合

 

1929年戴家湾出土的两件带长梁凤鸟纹卣，还搭配有哈佛大学艺术馆所藏的方彝[18]（图六，2），也是一方彝二卣的组合。该方彝也从器腹侧壁伸出长梁，与二卣有近似的风格。不过该方彝纹饰风格以及长梁造型与二卣有较大不同，过去我们对方彝与卣搭配的方式表示怀疑，现在有了石鼓山M3一方彝二卣的搭配例证，可知原来文献对方彝、卣的组合背景描述不误[19]。这样，两件带长梁凤鸟纹卣与带长梁方彝组合虽然没有铭文可印证，但应该属于同一套青铜器，同时也应该为墓主所作之器。这几件器物年代与墓葬年代一致，也在西周早期。类似情况还有1901年戴家湾墓葬青铜器的大都会所藏的端方禁器群，该器群中爵、斝、觚、觯等器铭文均属零散徽识铭文，系商式青铜器，但两件凤鸟纹卣和一件尊上均有“鼎”字徽识（图六，3），形成一尊二卣的组合——这是殷墟文化晚期以来，高等级墓葬中较为常见的组合形式[20]。同样，这也说明该组合属于墓主，其年代与墓葬一致，属于西周早期。以上两处戴家湾墓葬的两套凤鸟纹卣的年代，也合乎前述器物排序中偏晚的位置。

 

上述石鼓山M3、两处戴家湾墓葬都使用大小两件凤鸟纹卣，与一方彝或一尊形成组合，说明这种酒器的组合受到该地高级贵族的偏好。这三套器物不同于墓葬中其他诸多零散的青铜礼器，它们属于墓主应当是明确的，因之年代属于西周早期也是比较明确的。

 

在明确石鼓山和戴家湾墓葬出土的这几组凤鸟纹卣的年代以后，我们可以串联出凤鸟纹卣整个的发展情况。凤鸟纹卣大约自殷墟文化第三期开始出现，发展延续至西周早期。其中，石鼓山M3所出的单父丁卣等所代表的是较郭家庄M160年代稍晚的阶段，即殷墟文化末期。在发展系列稍晚的凤鸟纹卣，如带长梁的凤鸟纹卣的年代，可能都晚至西周早期。从这个角度而言，孝民屯出土的陶范所属凤鸟纹卣的年代，接近上海博物馆所藏的凤鸟纹卣，二者年代应该都已进入到西周时期。

 

那么，何以看待考古年代学难以分辨出晚商与早周遗物，而这里却宣称孝民屯凤鸟纹卣所代表的陶范年代进入西周时期？如前所述，王朝更替与物质文化面貌的变化一般不会有同步的关联。不过，政治系统的变化也可能带来认知与时尚的变化。可以注意到，在前述凤鸟纹卣的发展脉络中，石鼓山、戴家湾等凤鸟纹卣的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其极度夸张的风格。无论是石鼓山户卣、戴家湾鼎卣还是长梁卣，这些器上扉棱的突起程度、兽首的浮雕性及其出现的位置，都无所不用其极。特别是伸出的长梁，无论是位置还是造型，都打破了原来殷墟文化青铜器装饰的常规。上述石鼓山等几组西周早期的卣，在总体的观感上，是提梁、器盖、圈足等附件超过了器腹的主体所占的空间，兽首、扉棱、长梁（可视为一种夸张到极致的扉棱）等凸出器壁的装饰，掩盖了兽面纹等平面装饰效果[21]。可以理解，在周人取代商王朝的统治后，原来殷墟文化流行的一些器类、装饰风格，进入西周时期迅速消亡，例如在卣类器中，殷墟文化时期流行的鸮形卣消失，而夸张的装饰作风如高凸的扉棱、器底加方座等在高等级青铜器中流行，这些体现了周人作为新的统治者的新品味。

 

夸张的作风在西周时期凤鸟纹卣还映射在体量上。与凤鸟纹卣同类的兽面纹短轴卣一般通高35厘米左右，极少数较高大者40厘米。殷墟文化时期的凤鸟纹卣的体量也在这一范围，如郭家庄M160亚址卣通高35.8厘米、黄材戈卣37.7厘米。而西周时期的凤鸟纹卣在二卣组合中较大者，其体量较此前突发性地增大：鼎卣（大）通高47厘米，弗利尔卣、户卣（大）、奈良卣通高均在50厘米或以上。这样的体量在商周之际前后的卣类器中，属于超大型的器物，在观感上的冲击力大大提升，这种变化正如纹饰夸张的风格。

 

夸张的风格大约可以作为辨识商与周青铜器年代的一个依据。如果我们就此风格特征检视西周早期贵族墓葬出土青铜器，在石鼓山M3、石鼓山M4以及宝鸡国墓地[22]等地出土的青铜器中，那些带徽识的商式青铜器往往是合乎殷墟文化传统，而那些夸张风格的青铜器，一般不包括徽识类商式青铜器，往往在我们过去以其他依据判断为西周时期。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过去在殷墟出土的青铜器，包括据传从被盗商王陵出土青铜器中，基本不见夸张的装饰风格。

 

如果上述分析合理，则孝民屯铸铜作坊出土的凤鸟纹卣、禁等器类的陶范，应当说明周人灭商后，西周初年的殷墟王都仍未废弃，此前为商贵族生产青铜器的孝民屯铸铜作坊，继续服务于远在关中地区的西周贵族。这样的社会景象，也合乎于近年来的一些新认识，即学者们在殷墟遗址识别出不少年代在西周初年的商人墓葬。或许，周人灭商后，在殷墟既有水平远高于周人的铸铜技术工匠与作坊，也还可能存有尚未使用的铜铅锡等青铜资源。继续利用原来的作坊、资源和技术，对于新王朝而言应该是较为合理的生产配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2000—2001年安阳孝民屯东南地殷代铸铜遗址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 2006(3).

[2]李永迪,岳占伟,刘煜.从殷墟孝民屯东南地出土陶范谈对殷墟青铜器的几点认识[J].考古,2007(3).

[3]1929年戴家湾出土青铜器为军阀盗掘，陈梦家有简要记录。陈梦家.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M].北京;科学出版社,1962.此次出土的两件卣编号分别为A591(1).(2).

[4]a.石鼓山考古队.陕西宝鸡石鼓山西周墓葬发掘简报[J].文物,2013(2).b.上海博物馆.周野鹿鸣——宝鸡石鼓山西周贵族墓地出土青铜器展[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 2014.

[5]资料均著录于:a.陈昭容.宝鸡戴家湾与石鼓山出土商周青铜器[C]//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5:附录二.b.李永迪,岳占伟.殷墟孝民屯东南地出土陶范与戴家湾石鼓山铜器群[C]//宝鸡戴家湾与石鼓山出土商周青铜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5:506～512.

[6]本文简称《中国青铜器全集》为《全集》；《宝鸡戴家湾与石鼓山出土商周青铜器》为《戴家湾与石鼓山》；《周野鹿鸣——宝鸡石鼓山西周贵族墓地出土青铜器展》为《周野鹿鸣》.

[7]弗利耳凤鸟纹卣常见著录:a.John Alexander Pope, et al, The Freer Chinese Bronzes, Volume Ⅰ, Plate 50,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Washington 1967.b.国立故宫博物院编辑委员会.海外遗珎·铜器（一）[M].台湾: 国立故宫博物院,1999:90.c.陈昭容.宝鸡戴家湾与石鼓山出土商周青铜器[C]//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2015:115～121.

[8]波士顿凤鸟纹卣常见著录:a.Asiatic Art in the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No77.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Massachusetts, 1982.b.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青铜器全集（六）[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图153.c.同[5]a:112、113.

[9]a.同[4]b.:236～242.b.同[5]a:112、113.

[10]该卣较小，通高25.5厘米，系采集青铜器。图片见河南博物院.河南博物院精品与陈列[M].河南:大象出版社, 2000:图12。简报见唐爱华.新乡馆藏殷周铜器铭文选[J].中原文物,1985(1).

[11]单父丁卣、川卯卣两器见著录:a.同[4]b.b.同[5]a.

[12]大小鼎卣见著录:同[11].

[13]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西周上[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等，2004:271器.

[14]a.樋口隆康，林巳奈夫监修，难波纯子编辑.不言堂坂本五郎中国青铜器清赏[M].日本:日本经济新闻社,2002:彩版6.b.难波纯子.奈良国立博物馆藏品图版目录:中国古代青铜器篇[M].日本:奈良国立博物馆,2005:69器.

[15]此尺寸系据奈良馆图录，但不言堂图录谓卣“高38.6厘米”。笔者曾有机会两次目验该卣，以该器之高大，后一数据当属错误。

[16]王占奎,丁岩.石鼓山商周墓地4号墓初识[C]//周野鹿鸣——宝鸡石鼓山西周贵族墓出土青铜器.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13～20.

[17]a.张天恩.石鼓山户氏青铜器相关问题简论[J].文物, 2015(1).b.刘军社.再谈石鼓山M3的主人及其族属[C]//周野鹿鸣——宝鸡石鼓山西周贵族墓出土青铜器.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21～29.

[18]同[5]a.:84.

[19]同[3].

[20]a.卢连成,胡智生.陕西地区西周墓葬和窖藏出土的青铜礼器[C]//宝鸡国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b.陈昭容.宝鸡出土青铜禁及其相关问题[C]//古文字与古代史(第四辑).2015.

[21]张昌平.关于商周之际的长梁青铜器[J].南方文物, 2015(2).

[22]卢连成等.宝鸡国墓地[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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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考古与文物》2019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