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中旺 清代的苏州出了不少状元，但其中文武双全的极少，即使略懂军事也大多限于坐而论道而已，没有几个真正经过战争考验的。但有一个状元是例外，他不仅精通军事理论，而且还曾经亲自带兵打仗，并因军功被清政府赏戴花翎。此人就是从苏州图书馆对面金狮巷走出的状元学者石韫玉。 一 石韫玉字执如、琢如，号琢堂、竹堂居士、归真子、花韵庵主人，晚号独学老人。室名独学庐、凌波阁等。其家原籍丹阳，曾祖石政在明末清初的战乱中逃到苏州，借居城南一吴姓人家，后娶吴氏女为妻，居于饮马桥，祖父石邦桢迁居庙堂巷，其父石熙载始移居金狮巷（石韫玉亦称该巷为经史巷），其西邻即为经学家何焯故宅，乾隆二十一年（1756），石韫玉即出生于此。 石韫玉自小聪明，笃志好学，束发之龄就能对四书五经“百过成诵”。但因其家境清寒，先世藏书较少，所以童年时期所见书有限。他和后来成为著名藏书家的黄丕烈为中表兄弟，在他十四岁的时候曾经附学于黄氏家塾，黄氏家塾中当时有两橱藏书，但当时私塾先生只讲授科举之业，除经义之外，别的书不让阅读。石韫玉常在课余之暇，“每窃一灯，私取其书翻阅之。”就这样经过四年时间，阅遍了黄氏家塾中的所有藏书，学问大进。 十八岁那年，石韫玉去江宁（今南京）参加乡试，虽然这次乡试落第，但他在江宁市中购得了一部《史记》，如获至宝，归而读之，大“喜，每夕拥衾侧卧，燃一灯于几，丹黄在手，乐而忘疲，往往达旦。”乾隆四十四年（1779）石韫玉终于考中举人，中举后他为生计奔走四方，曾游幕多年。他在奔忙中也不忘读书，据其记载，每年出门时“必携书一箧”，在刀笔之暇，展卷而览，“藉以消日”，“岁终则归而易之。”据其在《凌波阁藏书目录序》中自述，在此期间他读过的书已经达七千卷之多，这为其以后高中状元奠定了基础。 年轻时的石韫玉还以“辟邪说，挟名教”为己任。清人钱泳在《履园丛话》中记载，石韫玉做秀才时，家置一纸库，名曰“孽海”，凡是见到“淫词艳曲、坏人心术与夫得罪名教之书”，都搜罗回来扔到里面烧掉。有一天他阅读南宋叶绍翁的《四朝闻见录》，见里面有弹劾朱熹的文字，肆意污蔑无所不用其极。石韫玉看毕，拍案大怒，继而“欲尽购此书，以付诸火”。但他囊中羞涩，无钱购买，后来其夫人蒋氏拿出“奁中金钏”去典当，石韫玉于是遍搜东南坊肆，买到三百四十七部《四朝闻见录》，拿回家扔进“孽海”，一把火烧光，可见他确实是道学中人。 乾隆五十五年（1790），博学多识的石韫玉高中庚戌恩科状元，被授翰林院编修，后来典试福建，充当乡试正考官，接着提督湖南学政。嘉庆元年（1796）充日讲起居注官，后入值上书房，不久出任重庆知府，兼护川东道，前后七年，“宽明敏断，有循绩”。嘉庆十年（1805）升任陕西潼商道，掌管潼关税务，不久又擢升为山东按察使，兼署山东布政使，后因事被弹劾革职，重回翰林院任编修。嘉庆十二年（1807），石韫玉因足疾辞官回苏州，结束了自己十八年的仕宦生涯。 二 石韫玉为官能关心和体察百姓疾苦，乐于济贫赈灾。他在重庆知府任上时就曾收养因战乱而失散的妇女儿童数千人，并想方设法令他们骨肉团圆。在任陕西潼商道时，正值陕西山西一带闹灾荒，山西灾情更重，米价暴涨，每石竟高达白银十七两。石韫玉毅然开官仓平粜，赈济山西灾民，有人劝他停粜，认为他冒着得罪朝廷的危险来赈济不属于自己管辖范围的灾民不值得，石韫玉慨然作答：“晋人亦朝廷赤子，吾不能生令饥馁！”此举救活了不少山西饥民的生命。 和一般的文官不同，石韫玉具有良好的军事才能。他任重庆知府时，适逢白莲教起义军进攻重庆，石韫玉下令严防死守，还亲自领兵出城作战并取得了胜利，随即创办团练，招募勇士，“习技勇，分班训练，更番休息”，一旦有警，立即可至，使重庆得以保全。当时的经略大臣勒保十分赏识石韫玉的军事才干，将他调到军营协助军务。在此期间他“入万人山中，昼则上马追捕，暮则坐庐理牍”，提出了不少极有价值的建议并得到采纳，如力主修筑长寿县城，军事上采取坚壁清野、分兵合围等战术，亲自制定《守砦方略》十二则，檄行川东、川北。清军采取了这些战术后，起义军势力渐渐瓦解。石韫玉也因镇压起义军有功，被清廷赏戴花翎。 石韫玉为官十八年，其中不乏肥缺，但他一直清廉自守，“随身衣食仰给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归乡后无“寸田尺宅”。他在中状元那年因为“移妻入都，治装无资”，把金狮巷老宅典当于表兄弟黄丕烈，后来黄丕烈把宅子还给了他，但他直到多年以后才还清欠债。他辞官归里后老屋已经“芜秽不蔽风雨”，不得不把家安置在所任教的浙江紫阳书院山麓，直到嘉庆十七年（1812）才“藉朋旧草堂之资，铢积而寸累”重修了老屋后返乡居住，其清廉可见一斑。 虽然自己并不富有，但石韫玉却经常周济穷困，曾对童年好友、落魄的《浮生六记》作者沈复关怀备至，甚至用自己微薄的润笔之资来资助穷困的人。回乡后颇有忠厚长者之风，从不以势欺人。道光初年，他在太湖之滨营造祖墓，对面正好有陶冶作坊，按阴阳家的说法这就冲了风水，于石家很不利。有人劝说他设法让对面的作坊全都搬走。按照他当时的权势，此事并不难办到。但石韫玉拒绝了，面对石氏族人的压力，他坚称“损人利己，吾不忍为”。祖坟修好后，石韫玉在墓地上书一对联曰：“有地在心，不求风水好；无田亦祭，只要子孙贤。”这副对联，既有对风水之事的独到见解，也含有对子孙后代的训诫。石韫玉对此事的处理不仅使“合族安之”，而且也得到了当时人们的高度称赞，其盛德为一时“所推重”。 清人梁恭辰在《北东园笔录初编》中记载他曾亲见石韫玉“年近八十而精神矍铄，健谈豪饮常如五十许人”。可见其精力之充沛。辞官后石韫玉先后主持了杭州紫阳书院、江宁尊经书院及苏州紫阳书院，尤其是在苏州紫阳书院达二十多年，学子无数，文风丕振，为当时苏州的教育事业作出了不小贡献。他热心于苏州公益事业。道光三年（1823）苏州一带遭受严重水灾，百姓忍饥挨饿。他力请政府免除米税，通商贩以应急，并劝助赈济。道光七年（1827）他和吴廷琛等士绅于沧浪亭倡修五百名贤祠，并亲笔撰定像赞。道光十一年（1831），淮北遭灾，大批难民流落苏州，他力劝当政者先收容留养，然后分批资助回乡。道光十四年（1834）苏州又遭水灾，他不顾年老体弱，再次募劝赈济。其它如学宫、善堂、义局、修桥梁寺观等公益事业石韫玉都“必竭力成之”。他性格和善，平易近人，深受苏州人的尊敬和爱戴，所以在其逝世后不少百姓都痛哭失声。 三 石韫玉平生喜欢读书，即使在“心力疲惫”的耄年，每得到一本书，仍然“未尝不观其大略也”。藏书也是他平生所好，在其所撰《凌波阁藏书目录序》中自云“余性淡漠无所好，惟好蓄书。”从十八岁那年购得《史记》开始，他就致力于藏书，为此即使节衣缩食也在所不惜。嘉庆十七年（1812）筑独学庐时其藏书已有两万余卷，道光二年（1822）筑凌波阁时增至三万余卷，后来撰《凌波阁藏书目录序》时已达到了四万余卷。在其藏书过程中也受过不少挫折，正如他自己所感叹：“其间聚而散，散而复聚，匪朝伊夕之力。”他在赴任重庆时，因正值白莲教起义，兵荒马乱，所以就把家人和藏书留在北京，单身上任。有个名叫吴寿的家奴略通文字，不断偷其藏书卖到琉璃厂的书肆中，琉璃厂的书商中识货的很多，见有石韫玉校勘的书就“倍其值以收之”，等石韫玉回到北京时，他以前读过的书几乎都被吴寿卖光了，石韫玉对此痛心疾首，直到晚年还耿耿于怀曰：余生平“惟此一事所为叹息痛恨者也！” 为了保护好自己辛苦搜罗的藏书不再散佚，石韫玉修筑了三间藏书楼，取名凌波阁，此楼设计精巧，颇符合藏书楼的独特要求。首先其位置在石韫玉所居花间草堂之西的涤山潭上，有水可以防火；其次坐西朝东，既可以避开午间正南强光对藏书的暴晒，又可以通过东西窗户使“朝暮有日色入楼中”，很好地解决了采光问题，并且因为朝暮日光温差较小，也抑制了害虫的孽生，“无朽蠹之患”。藏书楼建成后他把自己的藏书贮藏在二十个大书橱中，排为六行，两两相对，从此他多年苦心搜集的书终于有了安定的归宿，他自己也连连感叹：“于虖！余之有是书也，谈何容易！” 在图书分类上，石韫玉有很大的创新，他突破了被乾隆皇帝视为“古今不易之法”的四部分类法，把自己的藏书分为十类，即经、史、子、专集、总集、丛书、类书、地志、词曲小说、释道二藏，另外他收藏的法书名画与金石文字也附于其中。在书橱上标明该橱书的分类，这样很容易找到自己需要的书，索其书，检之即是。”“ 石韫玉精于校勘，史载他“每得一书，必手加点勘”，常常和二三同人一起参校，“辨异同，校得失”，他所校之书被当时琉璃厂的书肆视为奇货。后来他还曾到扬州书局参与了《全唐文》的校勘。他还利用自己的藏书编纂了不少重要文献并为之刊刻流传，如其所辑印的《明八家文选》就是“取家藏数公之集，择其言之尤雅者”编纂而成。另外他还曾“就家塾所藏国初诸老专集、总集，择其尤雅训者”编为《国朝文英》，并“付诸梨枣”。 对藏书之事石韫玉有独特的感悟，他认为虽然古人曾说过“积金与子孙，子孙未必能享；积书与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但是相比之下积书还是比积金好，因为“积金既多，贤者损其智，愚者益其过”，而“积书者，子孙即不能读，亦不至损其智，益其过，而为之累也。且一时子孙不能读，守之以俟能读者，亦未必终无其人也。”所以他热心于藏书，对后代的要求就是“子孙能读固佳，即不能读，慎毋视土苴而弃焉，是则余之厚望也夫。”道光二年（1822）春节，他撰《壬午除夕示儿孙》诗，内有“清俸聚书三万卷，子孙能守即称贤”之句，告诫儿孙要好好守其藏书。他认为过去苏州一带的钱氏绛云楼及徐氏传是楼等著名藏书楼不及百年而其书“皆消归乌有”，而宁波范氏天一阁的藏书自明代以来，历经数百年仍能“岿然独存”，其原因在于范氏藏书有法，即“子弟虽多，产可析而书不可析；键其户，必子孙群集然后启；虽有显者不借。”由此可推断石韫玉对其藏书也可能借鉴了范氏之法，其藏书没有流传下来，可能是毁于太平天国占据苏州之时。 石韫玉学识渊博，其学不落俗套，颇有独到之处。他工书画篆刻，尤擅隶书，。其文“贯串古今，尤长于经世之学”，其诗“破除唐宋门户，风发泉涌”，均为后人所推崇。他曾用《兰亭序》原文文字，颠倒其文，重作兰亭新序，世称《颠倒兰亭序》，并钩摹上石，置兰亭壁间，流传颇广。道光初年石韫玉曾主持编修了《苏州府志》，该志“援古论今，义例赅备，图表志传，有条不紊”，被誉为善志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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