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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秦汉以来即重视收藏典籍，自雕版印刷术发明后，公私藏书业得到迅猛发展，两宋以降，特别是明清时期，私人藏书家更是比比皆是，少则几千卷，多则几十万卷。这些藏书家大多毕生节衣俭食，朝夕访求，视书籍为性命，受人耻笑，甚至被目为痴呆而弗顾。近世以来，各大图书馆琳琅满架，实乃先贤收藏与保护之功。历代藏书家苦心孤诣，惨淡经营，可谓“心事重重”，其藏书之功理应得以铭记。 抄写 1135年叶梦得（1077-1148）称他自己的约2000卷藏书“往往多余手自抄”。12世纪后半叶，常州府无锡县藏书家尤袤(1127-1194)建立了在他那一代人中被认为最好的收藏，根据近代学者计算有超过十分之九是手抄本。16世纪中叶随着出版业繁荣，印本总量大幅增长，涌现许多大型私家藏书，但手抄本如宁波天一阁仍占一半比例。之后手抄本越来越少。 至16世纪晚期，胡应麟（1551-1602）藏书有70%是印本，30%是手抄本。16世纪初文人李诩(1505-1593)在其著作中告诉我们,他在江南北部边缘的江阴卫度过童年时期,买不起应试所需的任何一部印本,只能使用抄手们低廉的手抄本(从藏书的朋友或书商那里)。许多藏书家坚持认为,掌握甚至阅读一部书的最好方法是用毛笔抄录一遍。据说12世纪作家洪迈(1123-1202)手抄了三份《资治通鉴》，一份用来研究其错误和成就，一份用来学习其文体，另一份用来掌握其中的儒家学问。 购买 手抄本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纸的发明，代表了一种在书面文化形式中为了更个人化传播书面知识而不断进行的脆弱努力。进而，印本书——一个基于我国纸和印刷术发明的非凡产物，扩展了文字著作的受众和内容，使它们更易于迁移和传递，对受过教育的精英和社会大众更为有用。出版业的繁荣，让私人通过购买印本的方式成为藏书家成为现实。胡应麟在其著作中告诉我们，16世纪晚期有四个城市远远超越所有其它城市成为书籍发行中心，这四城是北京、南京、苏州和杭州。而胡应麟本身就是典型：他生于浙江南部内陆一个小康士大夫之家，依靠父亲薪水和家族田产生活，10岁时就染上爱书癖好，平时节衣缩食，四处借钱，典当衣物，甚至动用妻子的银簪子，只是为了到运河和长江沿岸城市买书；到30岁时，其个人藏书已约20000卷，后来又购置浙江大宗藏书，最后总共超过42000卷。 保护 藏书家会运用各种各样手段防止不受欢迎的读者接近其藏书。15世纪著名苏州藏书家叶盛（1420-1474）在藏书楼里挂上一块牌匾，名《书橱铭》，上刻对访客和子孙们的告诫：“读必谨，锁必牢；收必审，阁必高。子孙子，惟学教，借非其人也不孝”。浙江藏书家张翱（生于1394年）和虞参政（活动于16世纪初）采取的策略更绝，他们把门禁森严的藏书楼建在岛上，前者让访客乘一条船穿过池塘往返于陆地和藏书楼之间（夜间禁止来访），后者反感任何来访，每晚都把白天连接藏书楼和陆地的木板抽去，并在书斋门口挂着一个木牌，上书“楼不延客，书不借人”。天一阁因其完善的防火设施（部分用砖构筑，以一条特殊的护城河环绕）和防盗措施（对来访有非常严格的规定）而著名，主人范钦（1506-1585）规定只允许自己直系男性后裔接近他的藏书，只能在白天，且其六支子孙都必须带上特别分发的钥匙一起到场才能开启藏书楼。 然而，这些做法再怎么极端，也比不上许许多多藏书家坚拒借书的决心，如唐代藏书家杜暹（卒于740年）在其书上盖了一方著名的印“鬻及借人为不孝”，16世纪苏州藏书家钱毅印文走得更远“有假不返遭神诛，子孙不宝其真愚”，19世纪杨继振（1832-1893）有一方印上刻对其子嗣252字长篇训诫，教导他们“勿以鬻钱，勿以借人，勿以贻不肖子孙”。更加极端的还有是危言恫吓，如吕坤（1536-1618）于1579年刻一方藏书印，禁止其子出借或毁坏父亲藏书，如有如何违逆将被逐出宗祠。松江府藏书家王昶（725-1806）也有方印“如不材、敢卖弃，是非人、犬豕类，屏出族、加鞭箠”。而有些藏书家则实事求是，顺其自然，如杨循吉（1456-1544）认为“朋友有读者，悉当相奉捐。胜付不肖子，持去将鬻钱”。另一个藏书家项元汴（1523-1590）则在每件藏品上写下购买的价格，以免子孙出售时忘记其真正的价值。 出版 藏书家把出版作为一种增加声望或许还有收入的体面方式。诗人陆游（1125-1210）和他的儿子陆子遹出版了51种书。上海藏书家孙道明（1296-1376）乃一介屠夫之子，手抄几千卷书，被藏书家和书法收藏家以重金收购。藏书家—编辑家—出版家合一在晚明江南是普遍现象，一些平民收藏家如嘉兴医生殷仲春（1596年前后在世）把收藏医学书籍的癖好变成一项出版事业，年少时就在口袋里揣上零钱，看到残缺破损医书就用几个铜板买回来，最后带着藏书到了江西省，和那里九个医生一起编辑出版了中国现存最早的医学专科目录之一——《医藏目录》，收入590多种书，其成就赢得许多士人钦佩，其中作为死后哀荣的顶点是文学家、书画家陈继儒（1558-1639）为其撰写墓志。晚明最后岁月里，最重要的出版家无疑是毛晋（1599-1659），弱冠时受母亲资助建立一间书坊——汲古阁，在以后40多年中经常有80多名刻工在工作，出版近600种书，其中许多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印刷或第一次大批量印刷，一时书舶云集于门，邑中为之谚曰：“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于毛氏”。他印书依靠的是继承和购买的84000卷藏书，随后则靠从苏州府常熟县其他同乡那里借书。 共享 民间藏书家也不总是如上所述，对他人请求绝对地充耳不闻，如有的藏书家在安全、平等、利已和利于书籍保存基础上，通过订立共享协议，相互阅读和抄录藏书。首个正式协议，一般认为由两个11世纪中叶的士大夫宋敏求（1019-1079）和王钦臣（约1034-约1101）发起。此后，图书交换协议变得更为普遍，如十二世纪尤袤与杨万里（1127-1206）和陆游共享藏书，17世纪初苏州藏书家冯舒（1593-1645）、叶树廉（1619-1685）和陆贻典（1617-1686）同意相互造访，彼此参考和借阅藏书。但在任何时代，笔者都未发现有藏书家允许他人无条件地检视和抄录他的所有藏书。 祭书 苏州藏书家孙从添（1692—1767）在一篇著名文集中把书称为“国家最宝贵的财富”，对书的神圣性提出他的观点，认为“夫天地间之有书籍也，犹人身之有性灵也。人身无性灵，则与禽兽何异？天地无书籍，则与草昧何异？”而黄丕烈（1763-1825）实在是“为了书籍的一生”，其“藏而能鉴，鉴而能读，读而能校，校而能刊，刊而能善”的生平本色，既是晚明以来藏书文化的缩影，也可视为这一传统的巅峰标志。对书的尊崇最为明显的是，他仿效唐人祭诗，开创清人祭墨，多次在书斋举行自己设计的对善本书的祭祀和膜拜仪式，称为“祭书”或“祭书之会”，由特别邀请的藏书家朋友参加，其中一些人还为这一仪式绘图作画。清代叶昌炽（1847-1917）在《藏书纪事诗》中评价他“得书图共祭书诗，但见咸宜绝妙词。翁不死时书不死，似魔似佞又如痴”。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傅增湘（1873—1949）可谓是我国当代最大的民间收藏家，据说也曾与朋友一起举行过黄氏式的“祭书”仪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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