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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防潮：东汉一年一度的全民“曝书”集会 追溯古代文化史，原始社会的人们用石头或木棒，将文字刻在兽骨上，形成了中国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商周两朝是青铜器制造技术的顶峰，由此又出现了代表性的“金文”。此外，还有陶器、砖瓦、兽皮甚至树叶，都曾被用作书写材料，但无一例外具有书写不便、携带困难的缺陷，以至于放眼全国，识字的人只有一百多个，且都局限于贵族阶层。  春秋战国时期，“学在官府”的沉闷局面首度被打破，逐渐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文化思潮，竹简的使用开始广泛流行。史籍记载，汉武帝时有大臣向天子进谏，短短三千字的一篇奏文，竟然用了四百多斤的竹简，需要两个大汉才能抬进宫廷。后来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人们在写字著书的时候才有了另外一种选择，此后竹木简牍与纸张书籍并行数百年，直到东晋末年权臣桓玄下令，简牍才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当时的人们先用火烤青竹，使其中的水分充分渗出，便于书写，同时免于虫蛀。因青竹渗水有如流汗，故简牍史册又称“汗青”。纸质书籍最怕的是火，而竹木简牍最怕的则是受潮发霉。古代藏书家在修室建楼的时候，往往会优先考虑书籍的防潮问题，各种防水措施也是层出不穷，比如在墙壁中添加防水层、南北采用雕花门窗通风透气等。此外，一年一度的“曝书”活动，也是不可或缺的防潮秘诀。 南方一到梅雨季节，空气就会变得非常潮湿，堆积如山的简牍很容易发生霉变，所以“曝书”就成了私人藏书家必备的防潮措施。东汉崔寔《四民月令辑释》记载，每年七月七日太阳高照，是文人们集中晒书的日子，他们将简牍书、纸质书随衣服被子一道搬出来，在烈日下曝晒一整天，以驱除湿气，延长书籍的使用寿命。“曝书”之时闲来无事，文人们自然而然地攀谈起来，谈古论今、侃天侃地，慢慢演变成读书人的集会，形成东汉士子以书会友的高雅风尚。  大家都知道“司马光砸缸”的典故，司马光小时候聪明，长大后更了不得，是北宋闻名全国、著作等身的政治家、文学家。司马光不但博览群书，而且对自己的万卷藏书爱惜有加，深谙晒书之法。他曾花大价钱在洛阳买了一块地，起名“独乐园”，专门用来晒书。每到晒书之时，他都要对子孙们千叮咛万嘱咐，将书摊开背面朝上，让书籍部分接受阳光的直晒，因为这个部位相对厚实，是湿气最多的地方，这样晒能把书籍晒得更透。 三、防虫：樟脑丸——“书虫”的克星 除了火灾和潮霉，古代藏书还惧怕一种特殊的害虫，叫做“蠹鱼”，就是人们常说的“书虫”。蠹鱼属衣鱼科无翅昆虫，喜食富含淀粉或多糖类食物，偏爱温暖潮湿的环境，昼伏夜出。而古代的私人藏书楼，正好满足了蠹鱼对生活习性的全部要求，而胶装书籍中的糨糊，则成了它们最爱吃的东西。  为了抵御蠹鱼对书籍的侵蚀，古代藏书家往往会在屋顶的木板上涂上泥浆，在炎炎夏日起到隔热的作用，在低温的环境下，蠹鱼无法生存，就会在藏书楼内自行绝迹。除了控制温度的方法，古人还会使用中草药预防虫蛀，一般采用莽草、天南星等具有毒性的草药，碾成粉末至于书籍旁边，将蠹鱼熏死。 具有强烈挥发性气味的香料，也是驱除蠹鱼的良方。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韶州、漳州一带盛产樟脑，是从樟树上刮下的膏脂制成，色白如雪，散发出刺鼻的香气，具有防虫、防腐、防臭的功能，堪称保护古籍的上品。 除了藏书可能遇到的各种自然损坏之外，人为疏失造成的书籍丢失也是令古人头疼不已的难题。为了杜绝这种现象的出现，藏书楼的主人们往往会制定出严格的书籍阅读保管条款。比如明代大学士孙承澲就对子孙后代明文规定：凡是取书阅读的人，看完就要放回架子上，不得私自带出藏书室。亲朋好友来借书，有副本的书才能借，没有副本的一律不外借。 阮元在《宁波范氏天一阁书目序》中的条例则更为严苛，但凡私自擅领亲友入阁的人，罚其一年不得祭拜祖宗。擅自将书籍借出的人，罚三年不得参加祭祀。这些措施虽然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书籍作为知识载体的流通性，但却在防止藏书流失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结语： 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史，荟萃出浩如烟海、灿若繁星的古代文献典籍，这些古籍不仅是无数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更是中华民族无比宝贵的精神财富。不论是古籍还是当代书籍，我们在管理和保护工作上都任重而道远。借鉴古人保护藏书的优秀经验，对于传承和发扬中国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参考： 1、《四民月令辑释》 2、《本草纲目》 3、《史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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