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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中叶，上海开埠后，随着茶叶、丝绸等中国特产的出口，洋布作为进口商品大量涌入。二十世纪初，贩卖洋布成了当时最赚钱的买卖。商船往返上海，人们下船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购买大量洋布。一批精明的商人纷纷抢滩上海老城厢外“棋盘街”，创设洋布店。日久天长，棋盘街成为现代上海布店的发祥地。 进入民国后，上海滩棉布业重新洗牌，“三大祥”在竞争中脱颖而出，鼎盛时营业额占到全市零售布店的三分之一。“三大祥”可谓同气连枝，牌号之中也只有一字之差。他们自己设计花型、规格，直接向工厂定织、定染，并向纺织厂投资，以操纵工厂经营大权；同时，三家布店均资金雄厚，备货充足，花色齐全，店堂宽敞，既可陈列大量商品，又可容纳大批顾客，加上五花八门的经销手段，中小型同业很难与之争衡。渐渐地，“三大祥”在上海布店行业叱咤风云，控制了上海滩的棉布零售业市场，述写了一个个动人的商业传奇。 “协大祥”：开创现代布店先河 清末年间，协祥、日新盛、日新增、日新旭等商号日益成为上海经营洋布商号的巨擘。在“协祥”商号里，柴宝怀、丁丕山决定改变当时绸布业的经营方式，合股开一家洋布店。这时，适逢上海小东门外的“四大正”洋布店闭歇，柴宝怀和丁丕山共同集资7200两银子把它盘了下来，开设“协大祥”，经营零售洋布。他们两人合计后，决定聘请“协祥”职员孙琢璋出任经理。为新商号取店名时，他们一致希望彼此从此通力协作，使这个上海滩上新出现的商号发展比“协祥”更具规模，最后决定取名为“协大祥”。 1912年8月18日，“协大祥”正式在上海小东门大街(今方浜东路102号)创设。这是上海绸布业中开设最早的一家大型商店，后来，成为上海棉布业著名的“三大祥”元老。  协大祥店铺旧貌 孙琢璋果然是个经营管理人才。营业之初，“协大祥”就挂出“真不二价”的金字招牌，每样商品均实行明码标价，同时开始开架供应，实行了商家对顾客的零距离售货。紧接着，“足尺加一，薄利多销”的营销手法也在同业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当时棉布零售店都是按尺论价，同样商品的每尺单价大致相同，但因使用的是虚尺，各店标准不一，顾客剪了布回家一量，往往不足原先买的尺寸，做不成本来想做的衣服。而“协大祥”针对这一弊端，在一开始就用定尺，并且每尺加放一寸，而售价却与同业的虚价相同。这种“足尺加一”的做法，实际上等于比同业便宜十分之一以上，深受消费者欢迎。 在上海布店业中，“协大祥”以严格管理著称。“协大祥”所订的《店员规则》多达166条，包括工作规程、奖惩办怯、生活福利、人事及升级考核等等。“协大祥”绝大多数员工都从事销货，而其它工作如会计、进货、发坊、批发、对复账等则作为兼职。“协大祥”实行“洋号工资制”，营业员收入销货款没有传票，只凭自己结算，收到货款交账或将销货数量、单价金额写入“流水簿”（记账销货册）。由于销售手续简化，一个营业员同时可接待三四个顾客，大大提高了工作的效率。“协大祥”逐日记录营业员的销货金额，累积到月底总计，以积分多少作为工资、奖金的依据，大大提高了职工的积极性。 关于进货方式，“协大祥”随货而定，小批量向批发字号拆货，大批量直接向洋行或工厂进货。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民族纺织工业发展，协大祥用投资设厂、定织定染、发料加工、包牌销售、包机生产等方式组织货源，高中低商品同样重视。“协大祥” 认为与其付出一笔广告费，不如直接让利于顾客，于是一贯坚持“货真价实”，不做广告、不搞大减价。“协大祥”这些经营手段，让同行望尘莫及。由于孙琢章经营管理有方，“协大祥”生意兴隆、获利丰厚。到了1922年底，盈余达16.6万两银子，为原始资本的23倍。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23年，由于股东不和，“协大祥”改组，孙琢章签订折股合约。改组后的“协大祥”资本有4万两银子，高级职员入股占29.5%，在招牌上加“同记”两字，以示“齐心协力”。七年后，孙琢章儿子孙照明继承父业，担任“协大祥”经理。 “宝大祥”：陈毅市长要求保留的金字招牌 “协大祥”被孙琢章掌管后，创始人柴宝怀、丁丕山挥泪告别昔日创业地。一年后的1924年8月25日，柴宝怀和丁丕山东山再起，集资24万两银子在“协大祥”隔壁创设了“宝大祥”绸布店。 创设“宝大祥”时，柴宝怀、丁丕山对店名特别重视。当初创办“协大祥”时，他们取“协大祥”的店名，很有一番用意：“协”是同心协力；“大祥”则寓意“大吉大利”。现在给新店取名，“大祥”两字不能少，但前头加个什么字呢？想来想去，丁丕山一拍脑门，对柴宝怀说：“有了，你老兄的名字当中的‘宝’蛮好的。宝者，宝贝也，珍宝也!”柴宝怀一听，也觉得“宝大祥”这个店名叫起来响亮，听起来悦耳，寓意又深刻。于是，新店取名“宝大祥”。  宝大祥当年用过的管理账本 创设“宝大祥”时，柴宝怀、丁丕山都已年届五十，用人方面，他们选择谁担任“宝大祥”经理时斟酌再三，最后一致选中贤徒丁方镇。“宝大祥”在“宝”字上大做文章。商标上、悬匾上分别印上“宝藏兴焉”、“招宝进财”等标语。并且在八仙桥新号天棚下，悬挂了一个镜面大悬匾，上面刻有“招宝进财”图案，还有五个从小到大的元宝连成宝塔状，两个小孩子在元宝顶端手执彩旗跳跃、舞蹈，绣旗上也刺有“招财进宝”四个字。而发票上则印有“斯宝大祥”图案，象征来“宝大祥”购买衣料有吉祥之兆。所以，办喜事的顾客大多乐意光顾宝大祥，上海民间更流传着“嫁囡要到宝大祥，备嫁妆、送新娘，床上身上都像样!”甚至还有用作歇后语的，如“旱涝保收——宝大祥”，“笃定泰山——宝大祥”等。老上海人更将“宝大祥”三字喻为办事肯定成功。 丁方镇果然不负两位恩师的厚望。他把原来棉布店单纯经营布匹，逐步发展为经销各种丝罗绸缎、呢绒、土布、丝棉、驼毛、绣品、花边、床上用品、纽扣等，其经营范围远远超过同行而名列全市第一。他还设立成衣部、送货部、邮寄部等，代客定制加工各式服装和手工刺绣。“宝大祥”向工厂选样定产，自行加工印染，因此进货优先，花色齐全，售价低廉，销路畅通。“宝大祥”还以“足尺加三”，“花色多、价格低”作宣传，吸引了无数顾客。难能可贵的是，“宝大祥”不仅在国内享有盛誉，而且与东南亚、日本、欧美许多国家有业务往来。 抗日战争胜利后，丁方镇继任宝大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1950年，“宝大祥”又在南京东路北庆云银楼旧址开设南京路宝大样。1955年，丁方镇为了响应公私合营，毅然决定把个人的38000元资金拿出来，充实“宝大祥”。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闻讯后，亲临“宝大祥”视察，对丁方镇的爱国举动大加赞赏。陈毅市长还询问丁方镇：“公私合营后，‘宝大祥’的金字招牌还要不要？”丁方镇毫不犹豫地回答：“可以不要！”陈市长哈哈大笑说：“你误会了，你误会了！”然后意味深长地说：“‘宝大祥’在上海人民心目中有很深的影响，我看‘宝大祥’这三个字可以继续用下去，只要前面加上‘公私合营’四个字就可以了。”从此，“宝大祥”这一字号得以继续沿用。 “信大祥”：创兰州商业历史之最 1928年，原“协大祥”学徒丁大富在师傅孙琢璋的支持下，集资盘下小东门大街的慎泰昌棉布店，创设“信大祥”绸布店，自任经理。“信大祥”经营商品包括呢绒、绸缎、棉布、化纤各类纺织品，有自营购销、经销联销、代购代销等多种经营方式。信大祥属棉布业同业公会，是上海棉布业著名的“三大祥”之一。  信大祥店铺 创设“信大祥”时，丁大富对“信大祥”的店名很有意见。他认为既然这店是以他的名义开的，就应该用他的名字最后一个字，把店名取为“富大祥”。但孙琢璋坚持非用“信”字不可。说“信者，诚信也，信任也，这是我孙某对你的信任。”其实丁大富心里明白，孙琢璋的“信字当头”，是叫他信守“‘信大祥’必须无条件服从‘协大祥’”的诺言。但苦于资本不掌握在自己手中，只好委曲求全，经营管理模式仿行“协大祥”。 最让丁大富不能容忍的是他名为经理，却处于“协大祥”的股东陈维贤的控制之下：商店的业务不准擅自发展；进货要通过协大祥；信大祥到协大祥借货，协大祥可以拒绝，而协大祥向信大祥借货，则必须倾其所有。受这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致使“信大祥”连年亏损。丁大富实在忍无可忍，找到时任“宝大祥”经理的师兄丁方镇商量对策。丁方镇为人正直且有同情心，陪丁大富找柴宝怀、丁丕山求救。柴、丁二人很快同意帮助丁大富开设新的“信大祥”布店。 1938年8月，丁大富在师兄丁方镇的资助下，终于摆脱了孙琢璋的控制，在南京东路614号开设新的“信大祥”布店。从此，丁大富正式开始施展经营才华。他借鉴“宝大祥”以“宝”招财的经验，在“信”上下功夫，做生意讲信用，对顾客讲诚信，加上新址地处南京东路繁华地段，容易吸引南来北往的顾客。十年后，“信大祥”的营业额赶上了“协大祥”。 1948年，丁大富去世，其儿子丁言章继任经理。丁言章大胆创新，扩大业务，与云洲染织厂、公泰印染厂、无锡兴业印染厂合作。上海解放后，“信大祥”得到长足发展。1956年1月实行公私合营；同年6月国家号召支援西北边远地区商业建设，“信大祥”积极响应，主动将“信大祥”整体搬迁到甘肃省兰州市，更名为“兰州信大祥布店”。1956年7月10日，“兰州信大祥布店”正式营业，盛况空前，盈利可观，创下兰州商业历史之最。后来，上海又把“利顺成”、“春大祥”两家布店也输送到“兰州信大祥布店”。于是，“兰州信大祥布店”一跃成为我国西北地区最大的布店。同时，也结束了上海滩三大布业的竞争历史。 现在，随着成衣业的发展，曾经辉煌的三大祥“三足鼎立”之势慢慢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不复存在。而三大祥在上海滩的故事也成为了“老上海”们不可抹去的记忆。三大祥不仅为上海的商业发展提供了一个金灿灿的范例，同时也为社会经济的发展留下了一道清澈的痕迹。（邬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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