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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时期盛行儒家经学，世家大族中若有能通一二门经学的人物，就会被尊为“名士”，得到社会上普遍的崇敬。当时很多手握重兵的军阀，为了争取社会上各种势力的支持，也往往标榜自己熟读经书、精通儒典。 袁绍、袁术以《孟氏易》为家学，刘岱、陶谦曾当过太学生，公孙瓒、公孙度都拜名家为师，孔融、刘表更是一代儒宗。孙坚虽然自己不读书，但却让出身儒学世家的胡综陪孙权读书，孙权后来也劝吕蒙、蒋钦读《诗》、《书》、《礼记》、《左传》、《国语》，显然是以熟悉儒家经传为荣。就连一向藐视世家大族，敢于提拔重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的曹操，《三国志·武帝纪》也记载他年轻时曾在谯县老家“筑室城外，春夏习读书传，秋冬弋猎”，后来戎马倥偬，仍然“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对儒家学问很有研究。 在这样的风气下，刘备也不能免俗。但刘备本人的学术基础差，他不敢标榜自己精通儒家经典，只好努力地笼络当时的名士，利用他们的学问和声望来为自己增加影响力。 刘备幼年时家道中落，但毕竟是宗室，仍有家族中人为其提供照顾，得以拜在同为涿郡人的大儒卢植门下读书。和刘备一起读书还有公孙瓒，而公孙瓒也是出身“家世二千石”的家庭，可见卢植不是什么人都收的，刘备能拜卢植为师，是家族中有人为其活动，打着汉朝宗室的金字招牌，才把“不甚乐读书”的刘备送入了卢植门下。 说到卢植，那确实是东汉末年的大名士、学术大咖。《后汉书·卢植传》载：“卢植少与郑玄俱事马融，能通古今学，好研精而不守章句”，“作《尚书章句》、《三礼解诂》”，曾“与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杨彪、韩说等并在东观，校中书《五经》记传，补续《汉书》”。被时人誉为“海内大儒，人之望也”，“名著海内，学为儒宗，士之楷模，国之帧干也”。卢植不仅学问渊博，而且“深达政宜，务存清静，弘大体”，“才兼文武”，是难得的文武全才。他先后历任博士、九江太守、庐江太守、侍中、尚书，还曾以北中郎将领兵到冀州大破黄巾军，立下赫赫战功。 刘备虽然是“不甚乐读书”的学渣，但在卢植这位大牛的耳濡目染之下，也不是一无所获。刘备临终前曾劝太子刘禅“可读《汉书》、《礼记》，间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刘备所列举的这些书，应该是他看过的印象较深的书，很可能是多年前在卢植的指导下打的基础。 据《三国志·先主传》注引《英雄记》载，“灵帝末，（刘）备尝在京师。后与曹公俱还沛国，募召合众。”灵帝末年，刘备曾在京师洛阳活动，目的很可能是在跑官要官。时任尚书的卢植自然也是刘备活动请托的重要人物之一。因为这时候政局动荡，卢植还没来得及帮刘备说话，就遇上了汉灵帝驾崩、何进政变杀蹇硕和董重、十常侍杀何进、袁氏兄弟杀宦官、董卓进京废帝、袁绍等人纷纷出奔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卢植因反对董卓废帝，辞官回到老家幽州隐居。刘备失去了老师的支持，在洛阳也混不下去了，他只好跟随曹操去到沛国谋划起兵，开辟新的人生道路。 郑玄也是汉末大儒，曾与卢植同为马融门生。据《后汉书·郑玄传》，“凡玄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又著《天文七政论》、《鲁礼禘袷义》、《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凡百余万言。”郑玄著作等身，而且影响深远，是汉代经学研究的集大成者，称之为经学大师亦不为过。 这位经学大师与当时的许多名士不一样，他特别不喜欢当官。郑玄年轻时就因为不想出来当官，被父亲痛打，可是打完也就完了，他还是不愿，他父亲也拿他没办法。后来他受到同乡的牵连，被列为“党人”处以“禁锢”（并非限制人身自由，而是不允许出仕当官）。这可正中郑玄的下怀，让他心安理得地呆在家里研究各种典籍。党禁解除后，大将军何进邀请他到洛阳当官，他到了洛阳不久，又偷偷溜回家去了。后来太傅袁隗又推荐他为侍中，他还是以各种理由拒不赴任。董卓上台后，又有人举荐他，但他只接受博士的职务，其他一概拒绝。 这时黄巾军残部进入他老家青州北海一带，他逃到徐州避难，得到徐州刺史陶谦的礼遇。初平三年（192年），陶谦致书行车骑将军、河南尹朱儁，希望朱儁出面联合关东诸侯进攻李傕、郭汜所在的长安。难得的是，陶谦这封信的落款上，居然有一向不喜与政治沾边的郑玄的名字。可能是郑玄和陶谦颇为投缘，此前很少参与政治活动的郑玄，也甘愿为陶谦效力了。 郑玄在徐州投靠陶谦的一年多之后，刘备被陶谦表为豫州刺史，屯驻小沛。此时郑玄和刘备都可以说是陶谦的部下，二人初相结识，应该就是在此时。刘备和郑玄还有一层关系，刘备的老师是卢植，而卢植和郑玄都是马融的学生，郑玄年长于卢植，所以算起来郑玄应该是刘备的师伯。两人他乡遇故知，应该是很谈得来的。 兴平元年（194年）十二月，陶谦病故，刘备被拥戴为徐州牧。此时刘备成了郑玄的领导，两人关系更加紧密了。《三国志·孙乾传》裴松之注云：“（郑）玄荐（孙）乾于州，乾被辟州，玄所举也。”刘备集团早期的骨干成员孙乾就是郑玄推荐的，可见当时郑玄很得到刘备的信任。 不过，郑玄呆在徐州的时间不长。建安元年（196年），郑玄就返回了老家北海国高密县，否则，他可能还会继续向刘备推荐更多的人才。此后，郑玄先后被袁绍表为左中郎将、大司农，皆辞而不就，直至建安五年（200年）去世。 陈纪、陈群父子出自颍川陈氏，陈纪之父陈寔官位不高，仅至太丘县长，但却是东汉末年影响力极大的超级名士。陈纪名气虽然稍亚于其父，但在遭到党锢期间发愤著述，编成《陈子》一书，也是一代儒学名家。董卓进京后，召拜陈纪为五官中郎将，陈纪没有郑玄那么出世，他到洛阳走马上任，迁为侍中，又出任平原相。 陈纪到平原国任平原相时，刘备正好在公孙瓒手下以别部司马“试守平原令”。也就是说，在当时的平原国（相当于郡），陈纪是国相（相当于太守），而刘备是郡治所在的县的县令（试用期内）。刘备不仅是陈纪的部下，而且是陈纪所辖一国中的“首县”之令，地位十分突出，而且两人同在一城，日常工作、生活都难免有诸多往来。以当时的情景，不难想象刘备是要经常向作为学者型领导的陈纪请教治政治军的各种理论和实践问题的。 初平二年（191年）三月，陈纪辞去平原相，寓居于徐州下邳、剡县一带。陈纪之辞官，很可能还是和青州黄巾军有关，所以陈纪来到徐州，应与郑玄大致是同一时期。后来刘备以豫州刺史屯兵小沛，时常要往来于徐州治所下邳和小沛之间，善于经营和利用人际关系的刘备，当然不会轻易放过和德高望重的老领导陈纪套近乎的机会。刘备出任豫州刺史不久，就辟陈纪之子陈群为豫州别驾，也就是刘备的副手。刘备与陈纪父子的关系非同寻常，由此可见一斑。 兴平元年（194年）十二月，刘备被徐州豪族势力拥戴为徐州牧，由于刘备不再担任豫州刺史一职，陈群的豫州别驾职务也自动解除，刘备将其改任柘县令。不过这一情况没有维持太久，两年之后的建安元年（196年）十月，刘备被吕布所败，陈纪、陈群父子归降吕布。建安三年（198年）十二月，曹操擒杀吕布，平定徐州，陈纪、陈群父子又归降曹操，为曹操所礼遇。 这样看来，陈纪、陈群与刘备的关系似乎并不是那么铁，否则怎么会先降吕布，又降曹操呢？ 刘备与陈纪、陈群关系发生变化的转折点，恰恰就在兴平元年（194年）十二月刘备出任徐州牧前夕。据《三国志·陈群传》载，在徐州豪族派出代表来小沛迎接刘备时，刘备欣然欲往，但陈群却劝阻刘备，他认为：“袁术尚强，今东，必与之争。吕布若袭将军之后，将军虽得徐州，事必无成。”也就是说，陈群认为徐州的局势十分复杂，而刘备不具有掌控徐州局势的能力。刘备被拥立为州牧，是当时徐州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像这样的大事，陈群肯定和父亲陈纪商量过，所以，陈群提出的意见，也代表了陈纪的观点。这表明，陈纪、陈群父子对当时刘备集团的政治军事实力评价不高，虽然他们暂时栖身于刘备之下，但并不真正为刘备所用。所以一旦出现比刘备更强的势力，如吕布、曹操等，陈纪、陈群父子就会毫不犹豫地改换门庭。 刘备大概也看出了陈纪、陈群父子的小算盘，所以他没有顺理成章地将陈群转任徐州别驾，而是改任柘县县令，把陈群从身边支开。柘县属豫州陈国所辖，与兖州陈留郡交界，按当时的局势，应是在曹操的控制范围内。从后来陈群与父亲陈纪一起归降吕布、曹操来看，陈群实际上也没有去柘县任职。所以，陈群所任的柘县县令一职，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空衔。 自从刘备当了徐州牧，和陈纪、陈群的关系就日渐疏远。陈纪、陈群归降曹操后，双方不再有所往来。按照当时的政治观念和社会伦理，陈群与刘备曾有君臣关系，其背叛刘备而归降吕布、曹操的行为，难免会被认为道义有亏，会遭人鄙夷。《后汉书·陈寔传》在评论陈寔、陈纪、陈群祖孙三人时认为：“天下以为公惭卿，卿惭长。”意思是说，陈寔当官只当到太丘县长，而陈纪在归降曹操后官至大鸿胪（九卿之一），陈群更是积极帮助曹丕篡汉称帝，得以官至司空（三公之一），祖孙三代官越当越大，但论到德行、人品，却是三公不如九卿，九卿不如县长，可以说是一代不如一代。陈群曾经批评郭嘉“不治行检”，其实他自己的行事和品格也不怎么高尚。可见严格要求别人总是容易的，严格要求自己就比较难。 陈群也知道自己有愧于刘备，故而终刘备一生，陈群都不敢再与刘备联系。然而刘备一死，陈群却摆出一副“故人”的姿态，写了一封信给诸葛亮，大谈人事天命，劝诸葛亮“举国称藩”。诸葛亮根本不屑于回信答复陈群，而是公开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文中说：“纵使二三子多逞苏、张诡靡之说，奉进驩兜滔天之辞，欲以诬毁唐帝，讽解禹、稷，所谓徒丧文藻、烦劳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为也。”诸葛亮把陈群比喻为舜帝时期的大恶人驩兜，把他写的信称为“诡靡”的“滔天之辞”，讥笑他“徒丧文藻、烦劳翰墨”，文字之间极尽嘲讽，可以看出诸葛亮打心底里看不起陈群的言行和为人。 正是由于刘备自身的文化水平不高，特别需要有学问、名声好的名士来为其站台撑腰，所以刘备在延揽名士的时候总是身段放得很低，态度十分谦恭，因而赢得“礼贤下士”的名声。刘备为了请出在名士圈中小有名气、被誉为“卧龙”的诸葛亮，不惜三顾茅庐，就是基于这种对名士的渴求。刘备入蜀后，又收录了许靖、刘巴、赖恭、射援、向举等一批名士，可见刘备对名士们的学术圈也非常向往。 刘备与诸名士的交往，带有很大的政治利用的成分，但即使如此，在日常交往的潜移默化之下，刘备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些名士们的政治思想和主张的影响。 据《贞观政要》载：“贞观七年，太宗谓侍臣曰：‘蜀先主尝谓诸葛亮曰：“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之间，每见启告，理乱之道备矣，曾不语赦”’”。又称：“故诸葛亮理蜀十年，不赦而蜀大化。” 意思是，刘备向诸葛亮陈述其早年曾与郑玄、陈纪交往甚密，曾向郑玄、陈纪请教治国理政的道理，主张严格执行刑法，在对待赦免制度上非常谨慎。刘备的这一法律思想被诸葛亮所继承，诸葛亮执政时严格执法，不搞赦免，取得了很好的政治效果。 赦免是中国古代法律中很有特色的制度。其本来的宗旨是缓解刑罚的残酷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统治者的“宽仁”和“慎刑”。例如汉文帝时，缇萦上书救父，不仅得到汉文帝的赦免，而且因此废除了肉刑，史上传为美谈，效果还是不错的。但到了东汉末年，赦免已经成了以宦官为首的腐败政治集团寻租谋利的工具，频繁的赦免不仅导致人为的法律漏洞和法制松弛，而且因为能够花钱买到赦免往往是有钱有势的群体，由此导致社会利益失衡和舆论的不满，影响非常恶劣，成为令人诟病的一大弊政。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当时儒家思想的主流观点，是主张慎用乃至不用赦免，进而要求严格执行法律。郑玄、陈纪把这一观点灌输给了刘备，刘备又将此传授给诸葛亮，使“不赦”成为蜀汉的一项司法政策，并且在实践中取得了拨乱反正的较好效果。 真正把儒家的理论主张成功付诸政治实践的，竟是刘备这个“不甚乐读书”的学渣，这恐怕是刘备的老师卢植所无法预料的吧。 参考文献 【西晋】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2000年版。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2000年版。 卢弼：《三国志集解》，中华书局2012年版。 方燕：《东汉游学活动初探》，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年第2期。 潘民中：《刘备“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事考补正》，载《许昌师专学报》2000年第6期。 喜欢本文/作者，赞赏一下表达支持吧！ ▽ 作者简介 赖正直，男，80后，南蛮，刑事法官，法学博士。原本爱读史书，为稻粱谋选择了法律专业。法学和史学其实有不少相似之处，比如都重视证据，都是在利用残缺的不完整信息拼接还原已经过去的事实真相，因而在写文章时常常会有把历史事件当作悬案来查的感觉。著有《机能主义刑法理论研究》、《毒品犯罪案件证据认定的理论与实务》等书。目前的小目标是写一部历史小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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