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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帝王、诸侯、高官大臣等人死后，朝廷根据他们的生平行为给予一种称号以褒贬善恶，称为谥或谥号。谥号是死者生前事迹和品德的盖棺定论。谥号制度形成，传统说法是西周早期，在秦始皇一统六国后，认为谥号有“子议父、臣议君”的嫌疑，因此被废除。但到西汉建立之后又恢复了谥号制度。
唐宋以后，因为人们对谥号的重视，于是谥号成为了皇帝驾驭群臣的手段之一。谥号的作用也被无限的夸大，读书人当官，就为获得一个理想的谥号，作为自己一生的总结。 谥号也是不是每个人死后都可以得到的，历朝历代都有着对身份地位的要求，像汉朝和晋初期都是非侯不谥，晋朝中后期是非高官不谥，宋是三品以上才能有谥，清更是一品以上才有资格，所以得谥者本人身前的职务就非常大的影响。
古代人读书人大多重名节，能做到高位的人更是在意这些，于是死后能得到什么样的谥号，是很多人一生的追求。另外一些文人学士或隐士因为没有官职或官位不够，很难得到官方给的谥号，于是其亲友、门生或故吏给予谥号，被称为私谥，与朝廷颁赐的不同。 在宋朝以前，文人的最高谥号是文贞，到了宋仁宗时期，宋仁宗叫宋祯，所以为了避讳，将文贞改成了文正，文正就成为宋仁宗之后文人的最高谥号，这也就成了历代文人追求的谥号，想要得到这个谥号可是没那么容易。
宋仁宗皇帝的授业老师夏竦去世，礼部拟谥“文献”，宋仁宗感念老师，随手改谥为“文正”，这下子士大夫都不干了，负责考功的刘敞提出抗议：“谥者，有司之事，且竦行不应法，今百司各得守其职，而陛下奈何侵之乎？”拟定谥号之权属于礼部，君主也不可越俎代庖，侵政府之权。何况夏竦这个人人品不行，哪里配得上“文正”之谥？最后，仁宗无奈只能改谥为“文庄”。 明正德十一年，年届七十的大学士李东阳病入膏肓之时，同为大学士杨一清前去探病。杨一清见李东阳病入膏肓而忧心忡忡，于是承诺说，死后一定给他争取文正这个谥号，没想到垂死的李东阳竟然强忍病痛起身，在床上给杨一清磕头致谢。李东阳死后赠太师，谥文正，也算了却了心愿。但他这个文正的谥号，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争议，更有人作诗讽刺。
到了清朝，谥号只赐予一品大臣，一品以下除非皇帝特旨，不得授谥。同时还规定，“文”字谥号只有翰林或大学士才能授予，“文正”谥号则必须由皇帝特旨，臣子不得擅议。 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谥号文正，这是对他曾平定太平天国之乱，挽救大厦将倾的大清朝的肯定。同样的明臣张之洞，知道曾国藩死后获谥“文正”心中大为不满，愤愤然道：“如涤生者，也能谥‘文正’，那我又该得谥如何？”可怜他哪料得到自己死后，竟然仅得谥“文襄”，不但远比不上曾国藩的“文正”，而且比李鸿章的“文忠”还低了十多级。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历史上文人得到最高谥号的有哪些人。 前面也说了在宋仁宗之前，文人的最高谥号为文贞。我们先来看看宋仁宗之前得到文贞的名臣有哪些。 十六国时期有崔宏、游肇。唐代有魏征、宋璟、张说、苏瑰、牛僧孺。北宋早期有李昉、王旦。 下面再来看谥号“文正”的人有哪些。 宋朝有李昉、范仲淹、司马光、王旦、王曾、蔡卞、黄中庸、郑居中、蔡沈等九名。 元朝有吴澄、耶律楚材、刘秉忠、许衡、廉希宪。明朝有方孝孺、李东阳、谢迁、倪元璐。 清朝有汤斌、刘统勋、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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