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链接（《早安京剧》系列公众号简介），关注《早安京剧》其他公众号
（叶盛长先生口述、陈绍武先生执笔）
随兄赴沪
我十八岁那年，母亲正式提出要为我订婚。这么小的年岁就谈婚姻大事，这在我们叶家是没有先例的。因为，父亲生前有个不成文的家规：男孩子不到二十六岁不得娶妻。他老人家的理由是，过早地结婚会涣散精神，以致不能学到真才实学。我的几位哥哥都是严格遵照父亲的规定，到了二十六岁以后才成的家。而这次，母亲却破例要为我选偶，也不是没有原因的。这是因为她老人家已达暮年，而我是她最小的儿子，只有亲眼看着我成了家立了业，她才觉得是尽到了做母亲的责任，否则，是不能心安理得的。
当老人家把这个想法说给我的时候，我是深感意外的。不过，我毕竟也已长大成人了，对自己的终身大事也不能没有自己的考虑。那时，我总幻想着将来能娶一个文化水平高的女学生。而且，也确实有这样的人家主动托人到我家提亲。但是，母亲和哥哥都不同意我个人的打算，他们的理由是：咱们是艺人，地位低下，不能跟有钱人家的小姐作亲，要娶也只能是梨园行的姑娘。那时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既然母亲和哥哥都坚持要这样作，我也只好服从他们的安排。 不久，我大哥的把兄弟、天津中国大戏院的职员张润生先生对我大哥说：“不如将谭小培先生的三女儿谭秀英介绍给你五弟。”我大哥一听觉得很好，马上就禀告了母亲。母亲和几位哥哥听了都觉得不错；如果真能作了这门亲，谭小培先生和谭富英师兄可以帮着我提高艺术水平，何况我们两家都是京剧世家呢，可以说是门当户对。于是，就在谭小培先生为小女儿办满月的那天，由我四哥带着我以去谭家祝贺为名，实则是让谭家相相我。我们到了谭家以后，谭小培先生故意与我攀谈，他见我谈吐举止还算文雅，很喜欢我，当即就找我要了一张照片。过了几天，就托人给了回话儿，表示同意这门亲事。又过了一段时间，两家都作了些必要的准备，在当年的八月里，我和谭秀英就结婚了。
婚后不久，我就随三哥、四哥第一次南下去上海演出。同去的有大姐夫茹富兰，还有阎世善、高盛虹、李盛佐、艾世菊、马世啸等多人。到上海后，演出于黄金大戏院。与我们合作演出的还有原在上海的赵桐珊（芙蓉草）先生和刘斌昆先生等。我们演出的剧目仍是以三哥为主演的那些武丑戏，四哥的参加又增加一些以他为主的小生戏，如《吕布与貂蝉》（他演吕布，我演王允）、《群英会》（他演周瑜，我演鲁肃）、《激权激瑜》（我演孔明）、《周仁献嫂》（我演王四公）、《三战吕布》（包括'温酒斩华雄'，我演关羽）、《借赵云》、《黄鹤楼》（我均演刘备）、《打侄上坟》（他演陈大官）以及《罗成》等剧目。此外我们还合作演出一些群戏，如全部《金石盟》（《翠屏山》），赵桐珊演潘巧云，三哥演时迁，四哥演石秀，我演杨雄。又如《坐楼杀惜》，我演宋江，赵桐珊演阎惜蛟，刘斌昆演张文远。 点击下图购买，请先领优惠券！ 青衣商铺 诗黎娅2018秋季新款女装丝绒刺绣秋冬连衣裙  小程序
我们这次到上海演出，很受欢迎。我因为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离开北京到外地演出，更因为演出的成功而沾沾自喜，渐渐地滋长了一种骄傲自满情绪。头一次演《坐楼杀惜》时，黄金大戏院后台管事向我问了一句：“你是不是就会杀惜呀？”我听了这话很不高兴，认为他这是欺生，瞧不起我。其实人家是问我带不带“刘唐下书”，因为南方的剧团演这出戏，我们初来乍到，人家不明底细，所以问了这么一句。话虽然不中听，可也并没有藐视我的意思。我因为有种骄傲自满情绪，当时便很不痛快地回答他：“我是科班出身，怎么能光会杀惜呢？全会！”这个管事的不知道我是叶家子弟，就又问了我一句：“你是哪儿出来的呀？”我一听更气了，就腆着胸脯回答：“哪儿出来的？富连成的！”一时弄得很不愉快。过后，这位管事的把这件事告诉了我三哥，我三哥把我叫过去数落了一顿：“你刚出科会得还不算多呐，怎么就这么气儿粗呢？往后还得了吗？咱们富连成的人走到哪儿都不许这样儿！”我当时没敢犟嘴，但心里是不服气的。
我们富连成大班一连在黄金大戏院演了将近两个月。剧场和观众们见我们演得精彩，就又挽留我们续演了一期。并且，还邀了当时在上海红极一时的吴素秋跟我们合作。记得我们曾一起演过全部的《金石盟》（包括“时迁偷鸡”、“翠屏山”和“盗王坟”），吴素秋演潘巧云，三哥演时迁，四哥演石秀，我演杨雄。同时，我还跟吴素秋合演《打渔杀家》、《坐楼杀惜》、《玉堂春》（我演刘秉义）和《大劈棺》（我演庄周）等剧目。我们连演了一个月，上座依然不衰。这一来剧场的兴头更大了，为了加强阵容，索性又邀请了盖叫天先生跟我们合作。如此整齐强硬的班子，这样南北两派空前的大合作，一时轰动了上海滩，把我们在上海的演出推向了高潮。我们一起合作演出的剧目有全部《武松》（包括“打虎”、“阳谷县”、“挑帘裁衣”、“狮子楼”和“打店”等折），盖老演武松，吴素秋演潘金莲，三哥演武大郎，四哥演前西门庆，我演后西门庆。后来四哥受马连良师兄之约，回北京参加他领衔的扶风社，我就演全部西门庆，但我演的是大嗓小生。以后，南方的名角高雪樵加入我们的班子，西门庆一角就由他来演，我则改演何九叔。彼时，我才只十八、九岁，正是血气方刚不知惜力的时候，能跟盖老这样名贯南北的大演员同台配戏，更觉得美滋滋的。
在与盖老同台演戏的这段时间里，确实使我大开眼界，收益非浅。盖老是驰名全国的“活武松”，他在这个角色的创造上倾注了多年的心血，演来确乎非同凡响。最使我受启发的一点是，盖老虽然身怀绝技，却不单纯卖弄技巧，他能紧紧地把握住人物的性格，出神入化地刻画出令人信服的形象来。从扮相看，他没有把武松扮成个粉面朱唇的'奶油小生'的模样，而是强调了他的威武与粗犷，只在清水脸上揉上一点干红，而两条眉毛却浓浓地涂上锅烟子，即突出了眼神又增加了英武气。他的表演更是独具特色的。在公堂受责后回家的一场里，他出场时没有拉胯，不翻“吊毛”，不揉屁股，而是怒目圆睁、脚步稳重地登场，把武松这条宁折不弯的硬汉子形象活脱脱地呈现在观众面前。接着，他单手提起衣襟儿，返身欲回公堂与赃官辩理，随从他的土兵怕他理争不成反而闯下更大的祸，急忙拦住了他的去路。武松情急如火，忍不住喊了句“好王法呀好王法！”然后对土兵说：“西门庆买通上下衙门，反将我责打四十大板。土兵，我兄长的冤仇无日得报了！”盖老演到这里虽然表面是对土兵，而是直勾勾地平视前方，目光呆滞若有所思。恰在此刻，土兵却问了他一句：“二爷，那西门庆难道说还胜似那景阳岗的猛虎不成？”这句话象一声响雷使武松从困惑中猛然惊醒，这句话也象火种，把武松满腔愤懑撩拨成冲天怒火。盖老演到这里，两眼一瞪，象是要从这两个窗口把充溢于胸中的熊熊烈火喷射出来一样。随后他用力地向前掂了一下罗帽，竟然使它直立了起来，仿佛他帽子下面藏着的头发顿时根根挺立，正所谓“怒发冲冠”。那种决心破釜沉舟，摒弃官府而要亲手惩办杀兄凶手的复仇意念既顺理成章地形成、又准确无误地传达给观众。他念的“扑灯蛾”：“土兵说一声，豪杰起了杀人心！……”字字都象是从紧咬的牙关缝里挤压出来的，充溢着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接下来他问土兵：“那西门庆到哪里去找？”土兵回答：“花街柳巷去找。”这句话引起了武松这位正人君子对酒色之徒西门庆饿蔑视情绪，为了更好地表现这种情绪，盖老下意识地看了看手中的状纸，继而冷笑了两声，然后做了个幅度很大力度也很大的撕状纸的动作，象是要撕碎西门庆的心肝五赃。别人演到这里，都要念一句“土兵，刀来！”而盖老不念，却让土兵在他咬牙切齿地思索对策时主动念一句“钢刀在此！”这样既表现了旁观者的义愤，又是一种激将法。随着一击“冷锤”，盖老猛地抬起头来，双手撕开褶子，干净利落地脱下来交给土兵，又从土兵接过刀来，示意他不必再伺候自己了，好汉做事好汉当，闯下天塌大祸也不连累别人。土兵下场以后，盖老在“四击头”锣鼓声中踢大带左手接住缠在腰间，翻了一个快速的“拨浪鼓儿”，涮刀长身儿，亮了一个英气夺人满脸杀气的威武相。那一瞬间的造型，简直就是一尊标准的武松雕像。这一套动作做得非常硬，并不过分地追求帅与美。盖老之所以这样表演，正是从人物的心理出发，而不是单纯卖弄技巧。仅从这一小段戏里就可以看出盖老对艺术是多么严肃认真，这对刚刚投身于舞台艺术工作的我来说，无疑是有很大的启迪和教育作用的。我在陪盖老演“狮子楼”中的西门庆时，曾向盖老学过一套夺刀的对打。凭着我那时的一股子冲劲，倒也打得火炽热闹，不过比起四哥盛兰来，我是相形见绌的。
此外，我们还一起演过《大名府》，盖老先演石秀后演史文恭，吴素秋演贾氏，三哥演时迁，我演卢俊义。也合演过《落马湖》，盖老演黄天霸，我演李大成。盖老跟三哥盛章合演的《三岔口》最为精彩。盖老演任堂惠，三哥演刘利华，他们二位演得稳、准、狠，配合默契，天衣无缝，一连演了三十几场，观众的兴趣依然不减。
这一次我们在上海一直连续演出了四个多月，为富连成科班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我是生平第一次随着两位哥哥离开故乡北京到上海去演出，上海的一切对我这个不谙世事的年轻人都那么富有吸引力。特别是上海那些京剧名家的演出，更使我眼界大开。彼时周信芳先生，林树森先生和高百岁先生都在演戏，只要我不参加演出时，我就到各大戏院去看他们的精彩表演。我先后观摩了周先生的《四进士》、《追韩信》、《徽钦二帝》、《明末遗恨》、《徐策跑城》和《华容道》等剧目；观摩了林先生的《千里走单骑》、《屯土山约三事》和《走麦城》等戏；高先生的戏也看了不少。我越看越爱看，越看越想学，尤其对周先生高超的演技，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渐渐地产生了要拜周先生为师向他学戏的想法。我托人把自己的这种愿望转达给了周先生，周先生听了以后却拒绝了我的请求，他说：“这可不行，因为我曾带艺到喜连成搭班学过艺，叶春善老先生就是我的老师，盛长是叶老先生的儿子，那他就是我的小师弟，哪有师兄收师弟为徒的道理呀？师弟若想学戏，我可以教，他想学什么我就教什么，但这个师父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当。”周先生这番话是很感人的，虽然我没有拜成他这个师父，可是此后他对我的教诲着实不少，特别是在做戏（即刻画人物）方面，我从周先生身上学了不少东西。
附带介绍一下，那时我们到外地演出，还有个惯例，就是要在演出期间帮前台义务演出几场。这实际上是剧场经励科对艺人们的剥削，可是这已是多年形成的'规矩'，谁又能改变它呢？具体说，我们每演十天就要帮前台演两天，这两天的收入全部归剧场，也就是说每演三十六天戏才能拿到一个月的钱。不过，那时我的收入远比在北京时多得多了，我记得我每演一场戏能拿到旧法币六十多元，一个月（不算家演日场）可拿到一千八百元之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