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日报》曙光──清亮而温暖宋曙光先生在一次电话中说，他要退休了。一时间我竟没有反应过来，熟识的人常有退休的，在正常的社会环境中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甚至几年前连我自己退休也没有过多的走心。当我意识到宋曙光退休的意味，心里泛起一种惋惜与愕然杂陈的感绪，我总觉得他还很年轻，长身白面，修洁温雅，怎么晃眼就年过花甲了？他退休之后天津最大的这家报纸的文艺副刊，会保持原来的风貌，还是将有所变化？ 这要唠叨几句旧话。1979年7月，我发表了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不久，《天津日报》突然连续发表整版的长文批判这篇小说，第一轮轰炸用了十几块版，从而挑起文艺界的“派性”，并一直延续了许多年，直到1984年天津召开“文代会”，强调“不得以乔厂长划线”，我成了派性的牺牲品，人却在派性之外。我在地处郊外的工厂里经历了八九年的“监督劳动”后，落实政策当上车间副主任，日子已经好过多了。文艺界无论批判我和同情我的人，我一概不认识，只在心里窝着一点火，报纸上每发表一篇批判我的文章，当夜我必拉出一个短篇小说的初稿，到歇班的日子再誊清寄出。你批你的，我写我的，幸好“文革”表面上已结束，那些批判文章无法将我一棍子打死，但报纸上不发表任何支持“乔厂长”或跟我有关的文章。直到有一天，我接到宋曙光的电话，这种“封杀”才被打破。 大约是1985年的春天，电话那头的声音很年轻，自报家门是《天津日报·文艺周刊》的编辑。打电话是想跟我建立联系并约稿。过后，我们在一次文学活动中相遇，我跟他说，我好像是上了贵报黑名单的，你是奉命向我组稿，还是纯属个人意向？他说没有任何人告诉他不能向我约稿，我是天津作家，《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需要天津作家的全力支持，约不到我的稿子，是他这个副刊编辑失职。不管这个电话和交谈背后，还有没有其他故事，他的盛意不能拂，便决定给他写篇稿子试试，并叮嘱他，稿子可以给你，用不用没关系，反正你不用还有别的地方用，有个分寸要你自己把握，不要因为发表我的作品，影响你在报社的生存环境和前程。 稿子寄出去后很快就见报了，由此我跟《天津日报》恢复了联系。这个联系是单线的，在我的发稿记录中，宋曙光就是《天津日报》，《天津日报》就是宋曙光。只要他来信或来电话，我一般都不拖延，久而久之，我们形成了一种长期相互信任，却又清淡自然的朋友关系。偶尔见面，从不叙友情、讲亲近，却相互都能拿出真性情，无须客套，直接坦诚相见。正如西圣所言，从某种不信任和对抗中产生稳固的友情是正常的。在这个是是非非的文坛上，三十多年来我们曾多次见面，也说过许多话，从他嘴里没有传过一句闲言碎语。他总是通透平实，端方自重，有谦谦君子之风。 一个直辖市大报的文艺副刊，自然要结交全国的作家，北京有些七老八十的前辈大家，曾经托我带话问候过曙光，有的还称他为“宋先生”。这些老作家有的并未见过他，对他这样一位报纸文艺副刊编辑的尊重，只能来自他的电话和书信。可见他持重老成的修为，对事业的敬畏与责任，在浮躁的现代商品社会是多么难能可贵。因为有大报这个平台，“文艺周刊”自然是天津重要的创作园地，掌握这样一块已有近七十年历史的文学版面的发稿权，按现代人对权力的想象力，一定会觉得宋曙光即便不拿架子，恐怕也不会太平易近人？何况他原本就是个谨严守正的人，对老作家们能质朴自律，对有求于他的众多业余作者也能一视同仁吗？ 因为我也是业余作者出身，正是他对天津作者的态度，让我肃然起敬，高看他一眼。他到我家来过几次，每次都是为了别人的事，我记得最清楚的有两次，一次是为一个青年作者的第一本书索序，一次是请我为一个农民诗人写篇评论，并带着文章参加这位诗人的作品研讨会……他能够如数家珍般地将这些作者的经历、作品内容及特长，说得透彻而生动，每次都能引起我的好奇心，必是当即应承。天津的群众文学创作历来都很活跃，宋曙光从报纸副刊的自投稿中，发现有创作潜力的作者，必定会及时联系、鼓励，帮助他们修改作品，有时还会找上门去，哪怕这个作者远在郊县，一定要当面将自己对稿子的看法谈透，帮助作者一遍遍地修改、润色，直到具备了能公开发表的水准。天津很有几位知名的诗人和小说家，怀有这样温暖的记忆，更多的业余作者就是这样一步步走上文坛的。 还处于创作第一线的小说家姚宗瑛，曾给我发过两封长的邮件，讲述宋曙光对他的帮助。许多年前，他完成了长篇小说《跤坛风流》，先给宋曙光看，曙光读后觉得不错，带着他进京找到作家出版社。后经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此书，如响鼓重锤般提升了姚宗瑛小说创作的境界和局面。此后，姚宗瑛沉潜数年，完成了50多万字的呕心沥血之作《天时》，因思想锋利、题材敏感，几家出版社都认为是好小说，却一时又都不敢出版。经宋曙光建议，作者将《天时》压缩后在《天津日报》上连载，反响强烈，不仅没有惹出麻烦，反而赢得了很好的口碑，出版社又来抢这部书稿。 像宋曙光这样一个气度温润的人，在扶持作者创作上却又如此热情执著、甘于奉献、勇于担责，难怪“文艺周刊”能集结了各种风格、各种文体的作家，实现了莫里哀的宣言：“文学，就应该是文体的共和政体。”宋曙光是《天津日报》文艺副刊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任责编，即使是在他主持文艺副刊工作之后，也没有脱离编辑一线，许多作家视他为诚恳可靠的朋友，而诚恳、真情是现代人能保持的最高尚的品行。优秀报纸副刊编辑的名声，更是团结和滋养作家心灵的活力，于是营造出一种浑厚深远的文艺副刊景象，其中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成为广受作家和读者尊重的“文学高地”。这种丰厚的文艺副刊底蕴，倘若能够得到延续和传承，那将是天津的文学创作者之大幸。 在近40年的时间里，宋曙光似乎是在有意无意地遵循着一种古训：第一步先“养地”，让“周刊”成为真正创作阵地，有“地”才能养人；第二步养气，养纯文学的正气，养君子之风，不搞歪门邪道；第三步养文，有了阵地，有了作家，才有文学的繁荣。 曙光──清亮温暖的铮铮君子。多年来得到他帮助，在他退休之际，由衷地道一声：“谢谢！” 2018年元月1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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