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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是一面镜子,一枝远逝的箭,是文坛少见的寻路者 | 孙郁

 金钱河南山牧童 2022-08-27 发布于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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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1913-2002)

我最初编报纸副刊时,没有什么经验。偶读到孙犁写过的关于编辑的心得,像得到了一次函授,明白了一些道理。我周围的新老朋友中,喜欢孙犁的有很多,如姜德明、卫建民,长年与先生通信,已经成了文坛佳话。经常给我们副刊写文章的刘绍棠、从维熙就是得到孙犁的帮助而成长起来的。有时候,从他们的文字间,感受到孙犁的影子,关于这位老作家的故事,也知道了许多。

孙犁去世后,我曾到天津拜访过他的儿子,希望将先生的藏书捐到鲁迅博物馆。我那时候已经调到博物馆,因为知道孙犁的书多是按照鲁迅书账目录购买的,且还有《书衣文录》在,是有很高的文物价值的。可惜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如愿。后来我调入大学工作,此事就没有再进行下去。也不知道先生的藏品目录,现在整理出来了没有。

这些年间,有不少人在梳理孙犁的史料,说明他的影响力日益扩大,被许多人所学习、研究。他的书和别人不太一样,读过几句,心就会静起来,像一片安宁的湖。这样的时候,也想写一点读后感之类的文字,却因为一手的文献有限,许多题目不敢去碰。有的作家,读其文已经知道大半,没有想去深入了解的欲望,孙犁却不是这样,读其文,想见其人,有寻觅与文字相关的什物的冲动。我想,大凡喜读其作品的人,多少也有类似的感觉。

孙犁生前,身边有一些青年朋友,彼此的交往,都很纯粹。看他们的通信,没有什么套话,都是推心置腹之言。他的性格有点孤僻,在外人看来,接近起来并不容易。但读到一些友人的回忆录,发现他是一个很可亲的老人,在世情面前,泾渭分明。有时候看似有点偏执,内心其实有一盆火。不近情理的人有时最通情理的,格局虽然受到影响,而思想是深的。

最近一个时期,研究孙犁的书,许多是他生前的小友所著。段华的《孙犁年谱》,宋曙光主编的“我与孙犁”丛书,都是不可多得的出版物。当年的小友,多已经进入老年,所忆所感,在斑斓的画面外,不乏沧桑之感。这些人都与孙犁有笔墨之交,有的是同事,有的为读者,有的则是他的作品的编辑。天津人民出版社的“我与孙犁”丛书收有五位作者的书:谢大光《孙犁教我当编辑》、肖复兴《清风犁破三千纸》、宋曙光《忆前辈孙犁》、冉淮舟《欣慰的回顾》、卫建民《耕堂闻见集》,提供了认识先生的一手资料。一个作家离开世间二十多年,还有如此多的人怀之、念之,说明了有一种引力在,这引力穿过了时空,吸引了数代人。孙犁没有汪曾祺那么悠然,也无张中行那样哲思气,但他的冷峻和忧郁里的悟性,成就了另一种风格的诗文,与同代人不同的是,保持了战士的本色。这种独特性,在当代文学中并不多见。

读孙犁书信与他的一些小友的回忆文字,旧影历历在目,觉得先生是一面镜子。对照它,便看出人性的深浅来。肖复兴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与孙犁通信,所涉时风、创作、学问诸事,都语带真意,所言所感,颇有古风。肖复兴说他与柳宗元有几分相近,是有些道理的。柳宗元比韩愈的可爱,是能从细处体味生命,不必装腔作势,徒作空泛文章。而那时候的文坛,充塞浮躁之音,争名于朝,渔利在市,如今思来,彼时显赫的存在,多已经灰飞烟灭,几无踪影。倒是在文坛边上的孙犁的片言只语,还被人记着。我在他与卫建民的通信里,也看到心绪的浩茫之状,他谈历史,言读书,都是冷视角,又不以导师自居,在什么地方令人想起鲁迅与青年的交往的情形,真真是清风朗月一般。

我们说孙犁是一面镜子,还因为对于工作的执着。宋曙光回忆《天津日报·文艺周刊》的历史,能够感到他的用心和智慧。先生办报,有一股文气,但又非旧式京派副刊的绅士气味,而是流动着泥土气的。他熟读鲁迅,也由此接触野史笔记,偶也浏览域外作品,便知道一个报人要输送什么,拒绝什么。既聚焦时代,又回望历史,于是版面上常有率性之文,博雅之音。五十年代,就扶植了一批新人,七十年代末,重办文艺周刊时,策划选题,介绍作者,都看出不寻常的眼光。他对于新潮的东西有时候不以为然,从谢大光、冉淮舟等人的文字里,知道在文坛风雨中,一个真人的风骨。在功利主义泛滥的时期,文艺周刊保持了一股安静之气,实属难得。我觉得对于八十年代前后的报纸副刊,应做一点系统梳理,这期间,天津日报副刊的分量,是不可忽视的。

与孙犁一同从旧社会走来的一些作家,后来多只是定格在往岁的经纬中,不再进步了,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生长。因为厌倦于单一思维,便从前人那里受到启示,在古今中外的诗文里寻找思想之光。于旧书中浸泡久了,落笔也染有苍凉之气,句子简约,驳杂多趣,郁然有彩。辞章里的思想的维度增多,也知道身边流行的东西,多为泡沫,不过是过眼烟云。他与小友们交流,坦言己身的感受,不以人爱之而爱之,弗因世苦之而苦之。笑看沧海,独立滩头,可谓是风雨难动的有定力的人。

由此,他也成了文坛少见的寻路者。但这寻路,不是追风,而是以退为进,生命哲学里有许多逆世的东西。比如辞章方面,同代人是以新为荣,而他则回到传统的文脉里。六朝的短札,唐人的散论,宋人的笔记,都在笔端有所折射。得颜之推《颜氏家训》之味,有白居易《与元九书》之音,陆龟蒙《野庙碑》式的小品和罗隐的《英雄之言》风格,也是有的。这些文体有别,指向不一,虽不及周氏兄弟通透,而灵思灿然。古人气脉,在他那里渐成新调,能写意,多素描,善议论,词语在流转中百态顿显。此类本领,新文学家多已丧失。采撷古人异彩的时候,也剔去了士大夫气,其短篇之作反而有了新鲜的味道。

《文心雕龙》说一个人的文章好,其中一个原因是“神居胸臆”。这“神”当包括神思、神理、神采吧。它们有时散在别处,在静默中方可得之。西洋人有一种修炼叫“神操”,乃提升自我心灵功课。一般是在省察、默想、默观中进行。中国人多没有宗教观,而像曹雪芹、鲁迅等人的文字有几分这类的神气,他们勘破俗界,由明见暗,精神是高远的。细想一下,孙犁亦略带此风,他在喧闹的世间,辟出一块无声的园地,让飞动的思绪起舞着。文字仿佛冬夜的微火,引人到有光亮的地方去。这是一个常人不及的境界,大凡有此境界者,则物我两忘,似乎是一箭远逝,“离离如星辰之行”。我们追之而难及之,唯有体味、感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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