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卤煮店老板贾勇:用镜头记录南城胡同34年

 明日大雪飘 2018-11-22

北京大栅栏西街37号有一家味道正宗的京味小炒卤煮火烧店,店面门脸设计低调,刚一走进,斑驳的墙面、破旧的桌椅,一种古旧的气息迎面而来。引人驻足的,除了门口那一口翻滚着卤煮的大锅,还有一直延伸到二楼的照片墙及涂鸦。


每一张照片下都有一行简洁的文字:“云居胡同,1985”“青风夹道,1992”“取灯胡同,1998”“大栅栏西街,2002”“大栅栏商业街,2015”······照片摄影者正是卤煮店老板贾勇。他指着墙上的照片说,“三十多年过去了,不仅照片上的人没了,照片上的胡同也大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录了三十四年间南城胡同的百姓生活,几度赴韩国、瑞典、新加坡参与国际影展,他连续三年同德国爱好摄影者一同策划“我爱北京”国际影展,还举办过“再见,胡同”的个人展,甚至瑞典首相也曾被吸引着到他家做客。





土生土长的老北京

爱照相全受环境熏陶


贾勇今年55岁,自爷爷那辈就住在南城边上,最早家住38号,现在住在36号,两个门挨着,从没有离开过。再算上自己的儿子、孙子,贾勇感慨地说,相当于五代人都住这块儿,是土生土长的老北京。


坐在自家的露台上,贾勇向记者介绍道,清军进关之后,北京分三圈——紫禁城、内城、南城外。内城不许有娱乐场所,所有戏园子、澡堂子、会馆,都在这片。所以吃喝玩乐都在这儿,这里是南城外最繁华的地方。


他指指周围的楼,如数家珍地讲道:“从东到西,这一溜建筑都是说不完的故事,历史就发生在咱们家门口。听老辈人讲,旁边是京华客栈,清朝举人进京考试住的地方。斜对面是青云阁,蔡锷、小凤仙就从那里前门进,后门出,直奔前门火车站。对面之前是马来西亚华侨开的‘复兴居’,当时梅兰芳老在这里做局,解放后,华侨跑了,楼空了,这里又成了大北照相馆的宿舍。”


距离大北照相馆宿舍不远的地方,就是首都照相馆的车间,在贾勇的记忆中,自己儿时经常扒着窗户看里面的工人洗照片,运气好的时候,还能要到一些边角料,拿回家捣鼓着玩。


彼时大栅栏街上的照相器材租赁店同样让他难以忘记:“谁到北京来会不照相呢?60年代到80年代,不管有没有条件,都有照相的机会。一条街上有好几家租相机的,型号都是仿德国如来的海鸥4D、珠江4D,六七毛钱可以租一天。”


由于是家中的独生子,且父母每月有100多元的工资,小时候的贾勇手头还算宽裕,没少去租相机。据他回忆,一个店里基本会有三四个伙计,一个租相机的、一个修相机的、一两个打杂的。租的时候,要先拿户口本作抵押,再交钱,店员会当面测试相机的性能,确认无问题再租出去;还相机时,还会当面再检查一遍。



除了周边环境的影响,贾勇还受到了家中美术氛围的熏陶。他的父亲是一名古建筑重彩画匠,参与过颐和园万寿山长廊中的修复绘画工作,“文革”时被分到房管所刷油漆。每看到父亲拿着画具绘画,贾勇也免不了玩上两笔。


初二的时候,贾勇成为一名专业举重运动员,进入北京队,几年后又因为有美术基础,被分到珐琅厂。有工资后,他攒钱买了自己的第一台相机——上海出的孔雀DF,没多久又入手了长城DF120。之后赶上改革开放,贾勇又投身个体户开始捞外快,蹬着一辆不起眼的板车卖菜、卖画,还当板爷。


“那时候我还正和老伴搞对象呢,22岁左右吧。”贾勇回忆道:“为了置办新相机,换镜头、买胶卷,我们俩还去天安门给人冲卷,五块钱一卷。准备一个纸箱子,掏两个窟窿眼,里面是盛了显影液、定影液的碗,再预备一副套袖,相当于一个简易暗室。”


在胡同里面逮景

至今已拍了十万多张照片


发现贾勇热爱摄影之后,女朋友立即为他报了一个摄影班,一个月得交二三十元,贾勇自此开始了正式学习摄影的日子。他告诉记者:“虽然之前会拍照片,也会洗照片,但就是自己图个乐呵,不专业。报了班之后,才知道了一些摄影概念、相机机械原理等。”


最初贾勇拍摄题材繁杂,既有体育赛事的,又有文艺演出的,当时的摄影老师告诉他:“拍照不能这么杂,别瞎拍,要找一个主题拍,最好你熟悉什么就拍什么。”初次听到老师建议,贾勇心里也犯嘀咕:我最熟悉的莫过于家门口了,可是家门口有什么可拍的呢?


尽管困惑,贾勇隔天还是背着相机走街串巷。一开始他对静物感兴趣,门楣、雕花、门墩,都是他镜头下的常客。后来,他慢慢发现老百姓的烟火生活更令他着迷:穿着二股筋坐在石头上晒太阳的老头,在小院子里抖棉被的大妈,坐家门口择菜的中年妇女,门口蹲着吃炸酱面的光脊背大爷……这些都被他一一收入镜头。仔细欣赏贾勇的照片,似乎还能听到街口清脆的车铃声、老头们对阵的下棋声、磨剪子戗菜刀的吆喝声、卖货郎的叫卖声······


▼1985 前门大街  贾勇摄


从这之后,南城胡同里的人就成了贾勇必不可少的拍摄题材。一开始也有人不理解,“哎,你怎么照相啊?”“这有什么可照的?胶卷没处使啦。”贾勇从不恼,反而笑嘻嘻回道,“没事儿,我就照着玩”。


时间一长,周围的街坊四邻就都知道身边有个爱照相的邻居。贾勇自己打趣道:“早上起来有买菜的、遛鸟的,我就背着两个相机,也跟遛弯似的,在胡同里面逮景。”


▼1992 草厂二条  贾勇摄


其实也不完全是偶然地“逮景”,长时间在南城胡同中生活,贾勇早把这一带的民居生活样貌了然于胸,什么位置比较适合拍什么,什么地方出什么景好看,他早有构想。“我就在胡同中转悠,可能第一次路过没有东西,第二次也没有,但再一次过来,发现老太太正晒大被子呢,就赶快抓下来。我喜欢原生态的那种原汁原味。”


在拍摄胡同日常时,贾勇最忌讳的就是打扰拍摄对象的周边环境。90年代的时候,有一阵他使用尼康M12进行拍摄,为了胶卷过得快,曾给相机加了一个马达,结果还没拍两张,他自己就不拍了。“因为声音太大,几乎胡同所有人都在看我。回来我就把马达拆了。”回忆起自己的糗事,贾勇乐了,“现在都是镜间快门,不会对周遭产生太大影响”。


▼1992 青风夹道  贾勇摄


从1984年拍照至今,贾勇已经拍了十万多张照片,仅从去年3月份到现在,大概就拍摄了一万两千多张。而这所有的照片,全部都是由黑白胶片拍摄完成。谈及原因,贾勇解释道:“我觉得黑白胶片有一种工匠精神,尤其拍摄后的冲洗照片就相当于二次创作。要先出样,再放到灯光下,看哪里需要局部加局部减,每一张成功的照片背后都至少需要四五张照片的过程。”


一天背着两三个机器

就怕耽误了南城胡同的拍摄


回忆起拍胡同的这三十多年,贾勇认为自己前十年还抱着拍着玩的心态,后二十年才慢慢有了一种紧迫感。


贾勇拍片子就在方圆两三公里内,北不过前门这条街,南不过天桥,西至宣武门,东至磁器口,正好一个方块儿,不出去。十几年前,也曾有朋友拉他去东西城内城拍胡同,但贾勇大多婉言谢绝了。


“那几年正是咱们南城改造最厉害的时候。迎接奥运,内城拆得少,基本以改造为主,外城拆得太多了,老街坊说不见就不见。过两个礼拜一看,连院子都没了,一点痕迹不留,我就怕耽误了南城胡同的拍摄。”贾勇如是解释。


▼2004 大栅栏商业街 贾勇摄


为了能留下更多南城胡同的风貌,贾勇一天背着两三个机器,背着两兜子胶卷就跟子弹似的,一通拍摄,将大栅栏改造、前门大街改造都纳入镜头。


拍前门大街的时候,他不再长枪短炮,只拿一些小相机,比如135的莱卡、小地平线,进去之后不招眼,拿起来就拍。但即便如此,也常常被“请”出去。


▼2004 前门大街  贾勇摄


于是他又另想对策,弄了一套工作服、安全帽,中午十一点半等工人正吃饭的时候,他就悄悄混入施工现场。


贾勇直言自己当时管不了那么多,因为身边的房子、胡同,真切地消失着,今天不拍,明天就没有了。


2004年中期,贾勇突然觉得光拍照还不够,还需要留下相关视频,不然就太可惜了。于是,他跑到五棵松,买了一台两万多的DV。刚打开盒子,就直奔前门大街开拍,留下来大约60多个小时的影像资料。


等到2008年8月7日前门大街开街仪式的时候,贾勇又背着机器去拍照,越往里走,他越后悔:“因为我发现很多胡同真的没有了,早知道就应该用更棒的大机器去拍摄。”


也是在拍摄胡同改造的过程中,贾勇实实在在体味了一把什么叫做恋恋不舍。“记得煤市街改造的时候,我流泪了。”贾勇说,四合院上面的徽雕老砖花眼看着就被拆毁了,一点办法都没有。急得他拿着相机都忘了要拍下来,只顾着对工人师傅喊:“哥们儿,您帮我一个忙,帮我把那第二块慢慢摘下来。”现在这两块砖花还在他家里收藏着。


▼1996 粉房琉璃街  贾勇摄


在小店偶遇外国人

将南城胡同带到世界


据贾勇介绍,卤煮店前身是自己开的图片社,当时手下有六七十员工吃饭,所以就租下街对面的公房,开了一家酒吧、一家天海饭馆,当做职工食堂。2008年由于受到数码冲击,开了12年的图片社全部倒闭,才改成了今天的卤煮店。今年1月他接到“对面公房的店面被划为文物保护范围”的通知,故目前只剩下了卤煮这一家店。


在一边开店一边拍照的日子里,贾勇邂逅了不少有意思的外国人。


2006年,店里进来了一位韩国老头,要了一盘花生豆,一小杯摩尔。看着墙上南城胡同的照片,老头向伙计打听摄影者。当得知是店老板拍摄时,他请伙计招呼贾勇过来闲叙,并递上自己的名片。原来是韩国庆一大学的摄影教授姜卫远,他邀请贾勇带着作品参加自己在韩国的国际影展,并承诺费用全免。


贾勇一听半信半疑,虽然办理了相关签证手续,但始终觉得这是个骗局,就托词家中有事无法前往,简单挑了几张照片交了过去。两个月后,他收到邮件得知自己的作品居然获了奖,还拿了两千美元的奖励,对方需要他的银行卡号及具体地址。但这一消息并没有减轻贾勇心头的怀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办理了新卡并回复了对方。两周之后,他收到了对方所制作的作品、画册,以及两千美元,才知晓自己是真的参加了国际影展。


类似的事情还发生在2009年的夏天,当时总有一个老头骑着二八自行车,到贾勇的小店里买5元一瓶的燕京啤酒喝。来的次数多了,有的人就怂恿贾勇卖他30元一瓶,贾勇不为所动。两人相熟之后,老头给了贾勇一张名片,罗睿德,瑞典驻华大使,兼驻蒙古大使。贾勇这才发现老头毕业于燕京大学,汉语很好,还喜欢芭蕾。之所以来自己这儿喝啤酒,就是来这里找老北京胡同的感觉来了。


2015年正值亚洲峰会,在罗睿德的介绍下,瑞典首相靳文也来到贾勇家做客。“当时前后折腾了五天,”贾勇说,“那天靳文首相出了大会堂就直奔我们家,之后再奔机场飞三亚。有的人就不理解,外国首相凭什么上你们家吃饭啊。其实,人家不是来吃的,而是被咱们老北京的文化所吸引的。”


▼2015 瑞典首相勒文来贾家做客  贾勇摄


还是在自己的小店,贾勇还结识了同样爱好摄影的德国地铁工程师托马斯,两人一同策划举办了三年的“我爱北京”国际影展,让更多的人看到了南城胡同的旧时光、老故事。


▼2014 办策划影展  贾勇摄


当问及日后的打算,贾勇表示,南城胡同是老北京的魂,京城的人间烟火气息都藏在这窄窄斜斜的空间带里,自己虽然不能改变什么,但要记录下来,让后辈看到,老北京南城胡同原来是这个味道。


文/王若婷

摄影/贾勇

编辑/颜菁

图文排版/张艳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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