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诗论述 严寅春 摘 要： 杜甫是盛唐向中唐转折过程中出现的集大成的伟大诗人，对中唐及中唐以后文学影响深远。柳宗元作为元和时期著名诗人，不可避免地接受了杜甫的影响。本文探索了柳宗元接受杜甫影响的生活基础和思想底蕴，阐发了柳宗元诗歌中的现实主义精神源于杜诗的史诗品质，揭示出柳宗元诗歌沉郁顿挫的风格、精工凝练的语言、排律的创作等也都与杜甫的影响有密切联系，进而认为柳宗元全面接受了杜甫的影响。 关键词： 杜甫；柳宗元；诗歌；继承 罗宗强先生在其大作《唐诗小史》、《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等著作中，明确提出了从盛唐到中唐，中间有一个过渡期；并且进一步认为杜甫便是这个时期的集大成者和主要代表人物。杜甫作为一个承上启下式的伟大诗人，罗先生已经从宏观的高度给予了充分肯定。然而，对于杜甫的这一历史作用，不仅需要宏观的论述，也需要微观地验证，具体而微地揭示出杜甫对中唐文学的影响。笔者不揣谫陋，拟从柳宗元的诗歌创作入手，来探讨杜甫与柳宗元的关系，进而更清晰地描绘出从杜甫到柳宗元，从盛唐到中唐的历史轨迹。 一、柳宗元与杜甫有着相似的生活经历，这是柳宗元接受杜甫影响的前提。 杜甫出身于一个“奉儒守官，未堕素业”（《进雕赋》）的家庭。十三世祖杜预为京兆杜陵人，西晋名将，精通《左传》，有“《左传》癖”，杜甫引以为荣，常自称“杜陵布衣”、“杜陵野老”；祖父杜审言为武则天时期“文章四友”之一，著名诗人，在推动格律诗的成熟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杜甫也以此自豪，称“吾祖诗冠古”（《赠蜀僧闾丘师兄》），不仅自己全部继承了杜审言的作诗传统，而且还嘱咐其后代说“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希望儿子宗武等人将此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这样的家世对杜甫有着深远影响。柳宗元出身于河东望族，也有着“奉儒守官”的家学渊源。柳氏得姓于鲁士师柳下惠，到北朝时，已是著名的门阀士族，与薛、裴两姓并称“河东三著姓”[6]p571《赠左散骑常侍薛公神道碑》。柳宗元曾自豪地说：“柳族之分，在北为高。充于史氏，世相重侯。”（《故大理评事柳君墓志》）李唐王朝建立后，柳氏作为“关陇集团”的一个势力家族，在朝中也占据着显赫地位，也与李氏家族有着多重姻亲关系。高宗时期，柳氏家族“并居尚书省二十二人”。（《送澥序》）自高宗朝后期的百余年间，柳氏家族在受政治斗争的牵连，受到两次巨大的冲击，“子孙亡没并尽”[11]p2682卷77《柳亨传》引柳亨孙柳涣表文，家族急剧衰落。柳宗元的父亲柳镇以明经及第，官至侍御史，以耿介名于朝野。柳宗元做为衰败的世家大族后裔，经常自豪地叙说祖先的荣耀。受先祖“德风”的影响，柳宗元表现出强烈地重振家族声誉的愿望。 唐朝绝大多数文士都走一条闭门读书、干谒求进、进士考试、步入仕途的道路。杜甫、柳宗元也是沿着这样的轨迹，走完人生旅程的。所不同的是，杜甫仕途并不畅达，而柳宗元的仕途也充满了坎坷。杜甫自幼好学，十四五岁时踏上干谒之途，十九岁时开始漫游生涯，北出三晋，南下吴越。开元二十三年（735），“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壮游》）的杜甫第一次参加进士考试即名落孙山。落第后，杜甫“放荡齐赵间”，继续漫游干谒，养望待时。天宝四年，“自谓颇挺处”的杜甫结束了漫游，到长安参加制举考试。在李林甫的操纵下，“无一人及第”，杜甫再次遭受挫折。走投无路的杜甫，只好留在长安，到处投献干谒，谋求汲引。天宝十四年（755）十月，困顿长安十年，杜甫方才谋得一个正八品下的兵曹参军职位。官定不久，便爆发了“安史之乱”，杜甫被卷入了战乱；又因上疏营救房琯，而被皇帝疏远。乾元二年（759）七月，杜甫弃官，携家小由华州前往秦州，年底到达成都，开始了飘泊西南的晚年生活。杜甫远离政治核心，长期沉沦于社会的底层，尤其是在“安史之乱”后，大部分时间是在旅食漂泊。柳宗元也是才华横溢、早有文名，在试图上也是一样坎坷。贞元五年（789）柳宗元第一次参加进士考试，此后连续三次投考，直到贞元八年（792）考中进士，步入了仕途，但不久便守制在家了；贞元十二年（796）柳宗元参加制举考试，连续三次考试，直到贞元十四年（798）才考中，并被任命为从九品上的集贤殿书院正字。贞元十七年（801），任满后的柳宗元调为蓝天县尉；两年后，贞元十九年（803），柳宗元调任监察御史里行；贞元二十一年（805），柳宗元参加了“永贞革新”，成为政治生涯最辉煌的时期。“永贞革新”持续百天后，彻底失败，革新的核心人物纷纷被贬谪。柳宗元先被贬为邵州刺史，加贬永州司马，在永州生活了十年。元和十九年十二月，柳宗元应诏从永州返回长安；元和十年正月，柳宗元量移为更偏远的柳州刺史；元和十四年，柳宗元病逝于柳州。纵观杜甫、柳宗元的人生轨迹，可以看出，二人都有非常强烈的参政意识，为出仕而积极努力；在出仕后，二人都曾经在京城、皇帝附近任职，积极参与朝政，努力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在人生的后半期，二人都被抛出了政治中心，成为边缘人，但又都不甘于做个边缘人。 显赫家世、多年求仕、积极参政、流落边缘等生活经历的相似，构成了柳宗元接受杜甫影响的前提。 二、柳宗元与杜甫有着共同的思想底蕴，这是柳宗元接受杜甫影响的基础。 民本思想。孟子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集中体现。杜甫长期“与田夫野老相狎荡”，又生活在大动荡的时代，这使得杜甫自觉地继承了儒家的民本思想，并且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得到张扬。杜甫曾明确指出“邦以民为本，鱼饥费香饵。”（《送顾八分文学适洪吉州》）杜甫从长安回家时，当看到骊山上的骄奢淫逸，他感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当得知“幼子饿已卒”时，他感叹“岂知秋禾登，贫窭有仓卒”；进而，杜甫有自己的不幸，想到了别人的不幸，“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杜甫推己及人，由自己的不幸，想到了更多人的不幸。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更是由自己的凄凉，想到了天下寒士的凄凉，感叹“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里，杜甫更具有了一种为民牺牲的精神。杜甫门前有一棵枣树，邻居一老妇人扑枣充饥，当杜甫离去时，一再告诫自己的亲戚，“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又呈吴郎》）杜甫有大量的诗歌来障显自己的民本思想，表现自己的人道主义精神。柳宗元“无忘生人之患”（《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的政治思想，也正是儒家民本思想的具体体现。“生人”就是民，就是老百姓。柳宗元在《贞符》一文中总结了历代王朝兴亡的教训，认为王朝的兴亡其关键就在于能否注意到“生人之意”。柳宗元一生自觉地追求便是以 “利安元元为务”（《寄许京兆孟容书》）。他在《送宁国范明府诗序》中提出了“夫为吏者，人役也”的观点，在《送薛存义之任序》中称“凡吏于土者，……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表达了柳宗元民贵吏轻的政治主张；在《捕蛇者说》、《田家散首》等作品中，作者大胆地揭露和抨击了唐王朝的横征暴敛，表达了作者对老百姓的深切同情。柳宗元在柳州刺史任上，赎奴为民，推行文教，发展经济，积极践行以“生人为主”的美政主张。更难能可贵的是柳宗元具有朴素的民族等列思想，自己宁愿脱下官服，与当地的少数民族群众真诚交往，对他们一视同仁。 屈骚精神。杜甫和柳宗元都接受了屈原的影响，屈骚精神在他们身上有着明显的表现。杜甫、柳宗元的生活经历都与屈原相似，生活失意时又都在屈原自沉的汨罗江一带活动，与屈原有着心灵的契合，自觉地继承了屈原的美政理想。屈原关心民生疾苦，常为民生艰难而叹息：“常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杜甫亦是十分同情人民苦难，“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用如椽之笔写下了大量同情人民苦难的光辉诗篇，如《兵车行》、“三吏”、“三别”等。柳宗元也不乏这样的篇章。屈原主张“法先王”，提出了明确的“举贤授能”的主张，发出了“夫孰非义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的呼吁。杜甫以稷、契自许，抱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美好愿望，希望贤人辅政，他称赞“耿贾扶王室，萧曹拱御筵”。（《秋日夔州咏怀》）柳宗元一生以“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以传播先王之道为己任，面对中唐时期的吏治腐败，柳宗元呼吁“用贤弃愚”（《全义县复北门记》），在《封建论》中更是直言不讳地说：“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屈原有着浓郁的爱国精神和大一统的思想，积极倡导由楚国完成统一大业。杜甫、柳宗元生活的时代，都面临着分裂割据的威胁，他们念念不忘国家命运，为唐王朝的维护大一统而鼓舞呐喊。在文学创作中，杜甫、柳宗元更是从形式到内容全面继承了屈原的传统，甚至创作了大量骚体作品。 柳宗元与杜甫都长期接受了正统的儒家思想教育，关心民生疾苦，同情老百姓的不幸，渴望在“致君尧舜上”的政治生涯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有着“许国不复为身谋”的从政意识，自觉继承屈原的美政理想和文学精神，这是柳宗元与杜甫共同的思想底蕴，也是柳宗元接受杜甫影响的基础。 三、柳宗元诗歌中的感时书事的现实主义品格，是杜甫史诗精神的具体表现。 盛唐诗人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和积极进取的豪迈精神，创造形象玲珑的诗歌，追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的浑然。自天宝中期以后，唐人开始触及到了政治的腐败、社会的衰败，有了一种压抑感，与开元盛世时的那种充满理想主义的心态大不相同；安史之乱以后，唐人从理想中彻底醒来，面对千疮百孔的现实，诗人们继承了“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重新回到了风雅传统，诗歌开始反映真切的现实生活。在这股写实主义的潮流中，杜甫是最成功的一个。杜甫以强烈的是非之情描写时事，他的诗歌被后人誉为“诗史”。作为“诗史”，一方面是真实再现了大量历史事件，一方面是反映了广阔的现实生活。 孙昌武先生指出：“柳宗元的叙事诗继承了杜甫的现实主义传统，以时事入诗，真切质朴地反映时代矛盾。”[10]p397其实，柳宗元所继承的不仅仅是叙事诗中的现实主义传统，而是杜甫诗歌的“诗史”品质。以时事入诗，柳宗元在诗歌中再现了大量历史事件。贞元十六年（800），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死，府兵作乱，不纳行军司马韦夏卿，而迫张建封子张愔为留后。韦道安为张建封部属，军乱后，劝阻不成，遂自杀。柳宗元写诗《韦道安》，称赞韦道安的忠贞义勇。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卷四：“毙群盗为勇士，辞师婚为义士，后顾义引刃，又为忠贞之士矣。非柳州表扬之，道安几于湮没。”元和十年（815）六月三日，宰相武元衡在上朝途中被刺客刺死，一时间朝野哗然，柳宗元在柳州闻说此事后，写下了《古东门行》：“汉家三十六将军，东方雷动横阵云。鸡鸣函谷客如雾，貌同心异不可数。赤丸夜语飞电光，徼巡司隶眠如羊。当街一叱百吏走，冯敬胸中函匕首。凶徒侧耳潜惬心，悍臣破胆皆吐口。魏王卧内藏兵符，子西掩袂真无辜。羌胡毂下一朝起，敌国舟中非所拟。安陵谁辨削砺功？韩国讵明深井里？绝月襄断骨那下补，万金宠赠不如土。”以现实生活入诗，柳宗元在诗歌中表现了广阔的社会现实。柳宗元在诗歌中展现了中唐时期广阔、真切的社会生活。柳宗元生活在一个积衰动乱的年代，唐王朝尚没有从“安史之乱”的阴影摆脱出来，继之而起的便是藩镇格局，边鄙日蹙，内外交困的朝廷只能将繁重的赋税转嫁到相对稳定东南地区农村。柳宗元在《捕蛇者说》中所描写的 “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的现实，只不过是酷役重赋压迫下的广大农村的一个缩影。同样的景象，柳宗元在《田家》三首等作品中也有过反映。更让人注意的是，柳宗元在诗歌中还描写了民族地区的社会风情，如《岭南江行》、《柳州峒氓》等作品，真切地再现了当地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为后人提供了具体、生动的生活画卷。孙月峰《评点柳柳州集》卷四十二称：《岭南江行》、《柳州峒氓》“写岭南实事，堪入地志。”[5]p304 柳宗元在诗歌中表现出来的感时书事的现实主义品格，与杜甫的史诗精神一脉相承，正是杜甫史诗精神的具体表现。 四、艺术表现手法上的传承，是柳宗元全面接受杜甫影响的重要体现。 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杜诗风格最典型的便是沉郁顿挫。杜甫在《进〈雕赋〉表》中首先提到了“沉郁顿挫”，宋代严羽又拈出“沉郁”与李白的 “飘逸”相提并论，此后，学者多以沉郁顿挫来概括杜诗风格。“沉郁，是感情的悲慨壮大深厚；顿挫，是感情表达的波浪起伏、反复低回。”[7]p291在柳宗元的诗歌中，也不乏这样的作品。如《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 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 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 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 黄叔灿《唐诗笺注》卷五：“登楼凄寂，望远怀人。芙蓉薜荔，皆增风雨之悲；岭树江流，弥搅回肠之痛。昔日同来，今成离散，蛮乡绝域，犹滞音书，读之令人惨然。”[5]p317孤身客路，此情何堪。又如《别舍弟宗一》： 零落残魂倍黯然，双垂别泪越江边。 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 桂岭瘴来云似墨，洞庭春尽水如天。 欲知此后相思梦，长在荆门郢树烟。 唐汝询《唐诗解》卷四十四：“此亦在柳而送其弟入楚也，流放之余，惊魂未定，复此分别，倍加黯然，不觉泪之双下也。我之被谪，既远且久，今又与弟分离，一留桂岭，一趋洞庭，瘴疠风波，尔我难堪矣。”[5]p339再如《哭连州凌员外司马》一诗，是柳宗元在永州悼念凌准时所作，称心而谈，声泪俱下，孙月峰《评点柳柳州集》卷四十三称：“悲痛意以感慨调发之，其甚雄肆。”[5]p50柳宗元在永州前期和柳州时期的作品大多格调悲凉，表现的情感又是一种被外界压抑的情感，这种情感只能是低徊而出。从这个角度来看，柳宗元在这个时期创作的主体风格便是杜诗的沉郁顿挫风格的体现。 诗歌语言的锤炼。精工凝练的语言是杜诗独特之处，杜诗精于用字，长于锤炼。杜甫曾说自己“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可见锤炼字句是杜甫的自觉追求。这与李白所标榜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正好相反，也是盛唐向中唐转折的标志。柳宗元同样也长于炼字。明代李东阳在《怀麓堂诗话》中比较陶渊明、韦应物、柳宗元时曾说：“陶诗质厚近古，愈读而愈见其妙，韦应物稍失之平易，柳子厚则过于精刻。”[12]清代贺裳在比较韦柳风格时更是说：“韦无造作之烦，柳极锻炼之力。”[12]“锻炼之力”说的正是柳宗元对诗歌语言的锤炼。在语言锤炼方面，柳宗元也有着很深的造诣。如：《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中两句“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乱”、“斜”两字的锤炼，形象、具体，极见功力。《夏初雨后寻愚溪》写诗人 “引杖试荒泉，解带围新竹”，一个“试”字将诗人雨后出行的情景完全刻画出来了。再如： 宿云散洲渚，晓日明村坞。 高树临清池，风惊夜来雨。 （《雨后晓行独至愚溪北池》） 霞散众山迥，天高数雁鸣。 （《旦携谢山人至愚池》） 黄叶覆溪桥，荒村唯古木。 寒花疏寂历，幽泉微断续。 （《秋晓行南谷经荒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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