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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将“疑案”分为两类：一曰“疑罪”，即案件事实存疑；一曰“疑狱”，即适用法律存疑。此处仅讲述“疑罪”的故事。 宋朝太宗年间，一富民家小女奴失踪，女奴父母诉至州衙。审案录事因曾向该富民借钱未果，故认定该富民父子数人共同杀害女奴，并抛尸水中，致使尸体无法找到，并称该案主犯从犯皆已确定，依律均应处死。富民因难忍酷刑，被迫认罪。该案后经州官复审，因并无翻供，遂认为案件事实俱已查清。此时，唯有同州推官钱若水认为该案仍有疑点，遂留置数日，未曾宣判。 然而，维护正义之路总是举步维艰，官场上欲坚持己见，既要有抵挡“多数人意见”的勇气和胆识，更要有让真相水落石出的智慧和信念。钱若水的坚持无疑会遭人冷眼，甚至反被诬陷。录事疑其受贿，知州责其拖延，州衙上下“皆怪之”。直至数日后失踪女奴被寻回，亲人相认，真相大白，富民沉冤得雪，钱若水才得到同僚的认可与敬服，并为太宗赏识，得以升迁。 本案中，“疑罪从无”原则在钱若水的审判中得到了实现。我们不得不说，该案蒙冤的富民是幸运的，钱若水是幸运的，枉法裁判的录事和失职的知州也是幸运的。本案中的“被害人”女奴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及时”地被寻回，否则我们无法想象钱若水面对被害人家属的施压、上级的催促责备以及旁观群众的呼声，他还能坚持多久。 不过，同是疑罪，下面这个案例中的被告人却没那么幸运。 清朝乾隆年间，赵广怀饮醉回家途中经过李景家，见李景之妻阎氏独坐院内，欲行强奸，后因阎氏叫骂，未遂。次日，阎氏赶至赵家吵闹，赵广怀在父亲规劝下向阎氏赔礼道歉。三年后的一天，李景之女傍晚回家寻阎氏不见，后经人寻找，阎氏躺倒在赵广怀家门前血泊中，身上多处有伤，不久即断气。经查阎氏素无仇人，被杀之日身上未带钱财，又经李景指控赵广怀此前欲强奸阎氏未遂一事，遂定为奸杀。因赵喊冤，拒不承认，且初审法司未有确实证据证明阎氏为赵所杀，故认定赵广怀并非本案真凶，仅将其三年前强奸未遂一案定罪处罚。 但后来终审审理认为，阎氏被杀一案事实尚未查清，也无确实证据，但“恐贞妇含冤，淫凶漏网”，最终决定将被告人赵广怀处以斩刑。 可以看出，该案最终的判决既无清楚的事实，也无充分的证据，仅仅为了给被害人一个交代，维护社会秩序，就对被告人判处死刑。要真正坚持“疑罪从无”的原则，就应坚持证据裁判，而不能为所谓的“民意”与“秩序”来左右。 纵观古今冤假错案，无不透露出对“疑罪从无”原则的违背和司法公正的亵渎。历经数千年文化的积淀，“疑罪”导致的错案仍然屡禁不止。究其原因，结合当今社会司法实践中的错案，可将“疑罪从无”原则适用的障碍归结如下： 第一，部分审查起诉机关不愿承担“疑罪从无”的负面影响。首先，对被害人而言，“疑罪从无”的处理方式极有可能使被害人将其无法继续追诉的责任归于自己，检察机关不愿受被害人指责，更担心其上访；其次，不愿成为国家赔偿的直接责任主体，也不希望自身的考核考评成绩受到“存疑不起诉”的影响。 第二，部分审判机关不敢轻易作出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首先，同样是迫于被害人的压力，防止因被害人上访或哄闹法院而产生的不利影响；其次，迫于公诉方的压力，防止因检察院抗诉而导致的负面评价，且法院也同样不愿成为国家赔偿的直接责任主体；第三，即迫于“民意”的压力，无罪判决作出后，公众往往会认为是因为审判机关的原因，使得真凶逍遥法外。 针对上述问题，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解决： 第一，坚持司法中立，以审判为中心。法官应当对案件保持客观中立的态度，不受来自社会舆论、其他机关、被害人及其亲属的影响，坚持证据裁判原则。同时，法律和社会应最大限度地维护司法权威。 第二，健全相应的制度体系，完善侦查、审查起诉及审判阶段的诉讼程序。如在审查起诉阶段，实现存疑不起诉决定过程的吸收不满功能，通过程序参与，吸收被害人的不满；在审判阶段，完善对因证据不足作无罪判决的说理制度，明确表述证据不足产生的原因，并允许诉辩双方就判决结果提交意见书，从而引导被害人对司法裁判的认同。 最后，愿世间再无冤案，愿正义永世留存。（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注：文章不代表平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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