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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盛长先生口述、陈绍武先生执笔） 与唐韵笙先生同台
唐韵笙先生的戏路子与周信芳先生有些接近，但由于上海观众对这位在东北红得发紫的演员不太熟悉，所以上座率远不如周先生所在的黄金戏院高。天蟾舞台是上海最大的剧场，能容纳三千多人，但头几天每场只能卖出一千多张票。剧场前台管事的看到这种情况，就向唐先生提出变更剧目的要求。唐先生也觉得应该以自己独有的拿手好戏去争取观众。于是很快就改演了几出在上海从来没有人演过的戏。
第一个剧目是一出列国戏，叫《好鹤失政》，故事的内容很有教育意义，说的是卫懿公赤喜欢鹤，竟至于给做为动物的鹤滥封官爵，却反而摈弃了其他有用之才。后来北狄入侵，军民不肯抗敌，卫懿公身死国亡，悔之晚矣。唐先生演得好，激情饱满十分感人。不料，上海观众对这出陌生的新戏并不感兴趣，所以上座情况并不好。 接着又演了一出《闹朝扑犬》，其实就是老戏《搜孤救孤》前面赵盾的戏，唐先生演得也极精彩，没成想上海观众还是不认，票卖得还是不理想。
再往后又演了一出《绝龙岭》（一名《闻仲归天》），是《封神演义》中的一段故事。唐先生在这个戏里面演主角闻仲，勾红三块瓦儿脸，前额当中还有一只眼，扎大靠，戴八面威，足下蹬着三寸二的厚底靴子，手里拿着两只“样鞭”，我们所说的样鞭，就是指比普通鞭长近一倍、粗两倍的特号儿鞭。关羽使的那种青龙偃月刀，一称“三停刀”，在戏班里也叫“样刀”。所谓“样鞭”或“样刀”，都是说这种兵刃只是演员拿着在台上做做样子，亮亮相，并不象使用一般的兵器一样，用它们开打或做复杂的舞蹈动作。这个扮相真是威武之极啦，唐先生的功夫是出类拔萃的，他能象耍小玩艺儿似地耍那两根样鞭，我们看了真是过瘾，没有一个人不从心眼儿里佩服的。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唐先生那么卖力气，不惜把自己那些惊人的绝技拿出来，却还是不上座儿，有时台下的观众竟然不如台上的演员多。卖不出票去剧场就赚不了钱，剧场赚不了钱就要在演员们的身上打主意，于是，他们就降低了我们的饭费。饭费一少，演员们的伙食就差了，情绪也就随之低落了，以致在台上演戏也不那么严肃认真了。记得有一次演出《绝龙岭》时，扮演姜子牙的老生宋遇春一上台唱了一句：“一堆老道瞎胡闹，”扮演燃灯道人的我和其他十几个演老道的演员一听，他唱的不是戏词儿呀，干脆也随便唱吧，于是大家参差不齐地接了一句“拿不着饭钱就穷泡。”这简直是在瞎起哄，台下的观众被逗得哈哈大笑。
在那黑暗的旧社会里，我们艺人只是凭着自己的艺术换饭吃，票房价值的好坏直接关系着我们的衣食冷暖。如此一连好多天不怎么上座儿，直接影响了经济收入，大家为此都很着急。一天，我们演完戏卸了装，因为天气热和心情不好，谁也没有睡意，于是不约而同地都到剧场外马路便道上去乘凉。大家闲聊天儿也离不开本身业务方面的事，鼓佬任子蘅先生说：“咱们大家伙儿得研究研究，看看唱什么戏能吸引观众，如果不把观众的兴头儿挑起来，以后的戏怕是更不好唱了。”大家听了他的话以后觉得在理，你一言我一语地出主意，想办法。唐先生是坐在一旁闷声不语，后来见大伙总也拿不出个好主意来，就大声说：“干脆，咱们弄出新鲜的吧，我反串老旦，咱们演它一出《游六殿》（即《目莲僧救母》，一称《五鬼捉刘氏》）吧！这是出唱工戏，以前我在关外也演过，老旦刘氏有大段的唱，戏后边儿有五鬼捉刘氏的场子，咱们来上点花样儿，加点儿火炽热闹的开打，我估计准能受欢迎。”大家听了以后，立刻来了精神儿，异口同声地说：“好，咱们就排这出戏！” 点击下图购买，请先领优惠券！ 青衣商铺 诗黎娅2018秋季新款女装丝绒刺绣秋冬连衣裙  小程序
事情决定下来以后，我们一面抓紧排戏，一面请布景师们画出了大幅广告大造舆论。当时的上海特别讲究造声势，各个剧场之间也在宣传上互相竞争，往往艺术质量好的戏忽视了宣传反倒不如那些临时赶排出来的质量较低的戏更能招徕观众。我们的广告画得很热闹，居然就把观众给吸引过来了，大有与别的剧场同时上演的《封神榜》、《西游记》、《太平天国》等本戏相抗衡之势。
经过短期的排练，这出戏终于正式公演了。唐韵笙先生反串的老旦刘氏，演得特别精彩。那一段段声震屋瓦、脍炙人口的唱腔真是美不胜收。演到五鬼捉刘氏的情节时，扮演五鬼的张云溪、张春华、张小杰、马义堂和郭世仪等人，各个能翻能打，各自露了绝技。唐先生更卖力气，来了个从四张桌子上翻下来接'踝子'落地、同时接五鬼抛过来的飞叉的绝活儿，这一手可真不简单，一时整个剧场都炸了窝。接下来刘氏被五鬼押着游六殿时配上了转台和机关布景，再用各色灯光一打，更是显得阴森可怖。每一殿都有一个阎君，是各个花脸演员分别扮演的，每个人还都有点唱儿。演到最后面的目莲僧救母一段时，更是别出心裁、荒诞不经了。为了影射上海十里洋场的黑暗社会现实，我们借题发挥，强拉硬扯地设计了五鬼之外的几种新鬼，其中郭元汾扮演的酒鬼；朱斌仙扮演的白面儿鬼；宋遇春扮演的大烟鬼；刘斌昆扮演的流氓鬼；崔熹云扮演的野妓鬼和我扮演的身穿皇军军官服、足蹬大马靴、鼻子下粘一撮儿小胡子的日本鬼儿，影射的是曾在南京大屠杀中用军刀杀害我们无数同胞的日寇军官古寿夫。演出中，扮演目莲僧的演员从台下把我这个“刽子手”揪到台上，一脚把我踹得跪在了中台口，然后指着鼻子问我：“你是日本人，为什么到中国来作恶？”我接着“唉”了一声儿叫起了唱儿，内容是叙述“我”怎么由日本侵略到中国，又怎么在南京杀害无辜的中国百姓，最后又如何被枪毙在雨花台等等。唱完之后，场面上敲了一声鼓，后台还'啪'的一声作了个枪响的效果，我则应声跪着“起范儿”翻一个“吊毛儿”，表示又一次被枪毙。每演到这儿，观众必然为我喝个满堂彩。这一方面是我那个“吊毛儿”受到了观众的欢迎，更主要的还是因为观众们切齿痛恨日本鬼子，借此抒发爱国的感情。
这出戏一下子演红了，竟至于天天客满，这是连我们自己也始料不及的。现在回想起来，那种粗制滥造的东西，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流露了我们的一些爱国感情，但毕竟算不上什么正规的艺术品。当时，在一些小报大肆吹捧我们的同时，也有人在报纸上撰文抨击我们的演出是迎合小市民趣味的东西，其中对我的批评尤为尖锐与激烈，指斥我的表演是不伦不类的恶作剧。这些文章的作者有的是有识之士，他们是出于良善的愿望规劝我们在艺术上走正路。但也有的人是心怀叵测，故意与我们作对。这是因为我们争取了观众，使有些剧场的营业受到了影响，于是那些剧场的老板便雇用了一些所谓的“文人”出来抨击我们。我读了那些批评文章，心里很不是滋味儿，可我们的戏票却因戏的批评反而卖得更快了。我一面勉强继续演了几场，一面正式向唐先生提出停演的建议。唐先生知情达理，他看出了我的心思，当即便表示不再演下去了。
此后，唐先生又恢复演出他的红生戏，如《屯土山约三事》、《曹营十八年》、《挂印封金》、《灞桥挑袍》、《过五关斩六将》、《走麦城》等。因为观众们已从《目莲救母》一剧中了解了唐先生是位文武兼备、唱做俱佳的演员，所以上座情况就不再冷落了。
继关羽戏之后，唐先生又演了《艳阳楼》和《铁笼山》。在《艳》剧中，唐先生演主角高登，张云溪演花逢春，赵松樵先生演徐士英，张春华演秦仁，高雪樵演呼延豹。这几位配合得真可算是珠联璧合，深受观众的欢迎。在《铁》剧中，唐先生演姜维，在后面开打时，赵晓岚、张美娟、董芝兰、于素莲四位女演员扮演了四名女兵；张云溪、阎少泉、高雪樵和我也扮演了四个番女，观众见我们四个人都梳上大头，觉得很新鲜。这出戏也非常受欢迎。唐先生演到最后有个上马、甩甩发接'垛泥儿'单腿亮相的动作，那真是一气呵成，干净利索。相儿定到台口之后，乐队吹'尾声'，大幕徐徐关闭。观众热烈鼓掌欢迎，大幕拉开演员谢幕，人们一看，好么，唐先生纹丝没动，还是刚才亮的那个相儿。关上幕再拉开，还跟那儿站着。这一下可把观众们给震惊了：原来唐韵笙有这么好的功夫！
唐先生的身体是一般人比不了的，他可以整夜不睡，只在快天亮时打一会儿座、闭一会儿眼就能解除一天的疲劳。另外他还有一种非凡的本领，三伏天里演戏，无论穿多厚，他可以不出汗，甚至连水衣子都潮不了。由此可见他的功夫之纯。
唐先生非但武功好，唱功也是超乎一般的。如果说铜锤花脸中的金少山先生是黄钟大吕的话，那么，唐先生就可以算在老生行里音量大得惊人的演员。他在天蟾舞台上唱戏，不光整个剧场听得震耳欲聋，就连剧场外马路上的行人也能听得见。不光音量大，而且气儿长。我们曾在私底下开玩笑说，唐先生在《华容道》里唱那句'皱蚕眉丹凤眼往下观瞧'的长拖腔时，能一连拉十三板。演曹操的演员完全可以卸了装到街上吃顿饭，然后回到后台，再扮上戏上场，也误不了听他唱下一句。这当然是夸张的说法了，但由此足可证明唐先生在唱功上的造诣是不同一般的。
唐先生戏路宽、会得多，许多人见都没见过的戏，他却能倒背如流。我陪唐先生演戏时间虽然不算太长，可从他身上学到的表演技巧着实不少。由此更信服'南麒北马关东唐'的说法是言之有据的了。
在随唐先生演戏的这段时间里，曾经发生过一件足以使受压迫的戏曲人们骄傲的事情。有一天，我们正在天蟾演《艳阳楼》，忽然间从前台涌进来一帮“义务警察”。所谓“义务警察”并非正规的巡捕，而是由各家富豪出钱雇用的假警察，这些人也穿上警服，任务是维护富豪的安全，其性质跟私人保镖差不多。天蟾舞台也有这么几个义务警察，为首的一个叫李阿毛，还有一个叫李小毛，这伙人原先都是流氓。他们每天都站在剧场门口检票，态度非常蛮横，动不动就打人。素日里变着法儿搜刮我们这些艺人们，对女演员更是经常调戏、侮辱。不知那天谁触犯了他们，他们竟然锁上前台的门，然后恶狠狠地冲上正在演出的舞台，强令我们停止演出，嘴里还不干不净地骂，只要是戏班里的人他们见了就打。这种突如其来的袭击使我们一时懵懂不知所措，有的人就吓得往宿舍里逃。后台有两位经事多的管事，一位叫吕春奎，一位外号叫“大刘彪”，他们见流氓们从前台追打到后台，便喊了一声：“别慌，咱们唱戏的还怕他们不成！干净把把匣打开，拿出刀枪把子跟他们干哪！”一句话提醒了大家，我们纷纷抄起“武器”与他们短兵相接地格斗了起来。仗着我们人多，而且身上都有点儿功夫，打了一会儿，那些流氓们就招架不住，纷纷逃窜了。
事情发生以后，我们每个人都非常气愤。当天晚上，上海伶界联合会召集各戏院的人们在大舞台开会，主席梁一鸣表示一定要与他们辩理。有位张盛侯师兄在一个江北班里管事，他头一个上台发了言：“这群混帐东西总欺侮我们，我们不能再忍耐下去了，一定要教训教训他们；不然这上海滩就没有咱们的站脚之地了。我们要找他们算帐，讲打架，我们江北班包了。”另有一位姓王的龙套头儿也上台说：“我们跑龙套的演戏走在头里，这次揍他们我们也要走在头里！”张云溪、张春华、张小杰和我等许多人当场报了名，要求去参加教训流氓的“战斗”。唐韵笙先生也不示弱，他找了根很粗的铁通条，外面裹上了布，准备拿它当武器，并风趣地说：“这就是秦琼使的那把锏！”
会上一致决定先向他们下“战表”，约定第三天在天蟾舞台门口对垒以决胜负。消息不胫而走，北京、南京和武汉等地的京剧界同行都纷纷拍电报声援，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和尚小云等先生也发表谈话表示支援我们的正义行动。
各戏院经理们眼看事情要闹大都慌了手脚，他们纷纷出面劝阻我们。市警备司令部治安处的处长也出来调停，巡捕房更把铁甲车开到四马路上，并且称我们有政治背景，这先生是流氓集团背后做了文章。
李阿毛手下的乌合之众本来没多少人，如果真打起来显然不是艺人们的对手。事情是他挑起来的，不动动手就偃旗息鼓他还觉得丢面子，无奈何硬撑着劲儿到黄浦江畔去向青红帮头子求援，结果从那里雇来了几十名打手，条件是无论打与不打，每人每天两元现大洋，如果负了伤，还得负责治疗和养家。我们得知了这个底细，便故意与他们僵持了三天，这一来李阿毛可倒了霉，白白地破费了一大笔钱，几乎破了产。到了第四天头上，他认输了，主动托出人来向伶界联合会求饶。梁一鸣见他们已彻底垮台，更强硬地表示：“求和可以，但得有个条件，李阿毛一帮人必须向我们赔礼道歉，要顶着香盘在四马路、五马路一带游街，并且要给我们的祖师爷行磕头大礼，还要放鞭炮。接受这个条件就讲和；不接受，我们还要武力解决！”流氓们再也不敢违抗了，一切都按照我们说的办了。那一天，我们真是痛快极了，眼瞅着这群家伙们服服帖帖地磕头、游街、赔礼、道歉，一个个都高兴得跳了起来。从这次斗争中，我们认识了团结就是力量的道理。尽管是在黑暗的社会里，只要大家齐心，是可以战胜邪恶势力的。
这件事过后不久，我三哥和四哥又一次应邀到上海演出，我便又陪着两位胞兄演出。记得当时同我们合作的旦角是云燕铭。后来，四哥被马连良师兄召回北京，我们留下来的人仍继续在上海演了一段时间。
再以后，天蟾舞台为了追求经济效益，搞了一次'十大头牌联合演出'的活动。这种演法在上海是没有先例的，作法是每场演都邀十位著名演员同台合作，报纸和戏院门口的广告上平列着十位名演员的姓名，如程砚秋、谭富英、叶盛章、叶盛兰、李少春、马富禄、袁世海、李世芳、李玉茹、王泉奎、郭元汾、于素莲、白玉薇、胡少安、张春华、张云溪、陈永玲和我等许多人都先后被邀请参加过这样的演出，我们这些班底也都陪着演。
1946年底，我曾一度随三哥盛章到苏州作短期演出，至旧历年底回到上海，然后搭船回北京过年。李世芳不幸遇难的事就发生在我们走后的几天。
到北京过了年，料理完李世芳的丧事以后，我又回到了上海，继续在天蟾舞台当班底。这一次延续的时间较长，一直到1948年下半年才回到北京。
这一次我陪过好多从北京等地到上海的名角演出，演的也多了，见的也广了。回忆起来，我在天蟾舞台和其它剧场先后同台与之合作的演员数不胜数，计有：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盖叫天、唐韵笙、马连良、于连泉、赵桐珊、谭富英、杨宝森、孟小冬、王少楼、王少亭、马富禄、茹富蕙、叶盛章、叶盛兰、裘盛戎、高盛麟、言慧珠、童芷苓、李玉茹、白玉薇、李玉芝、魏莲芳、张云溪、张春华、高雪樵、苗胜春、胡少安、宋遇春、云燕铭、赵晓岚、王泉奎、李多奎、李四广、刘斌昆、朱斌仙等等，此外还有许多人，不再一一赘述。
我在同上述这些演员合作时，除与他们配演次要角色外，还经常单独演出自己在科班所学的戏。这对我说来，是个很好的锻炼机会，不仅戏路愈来愈宽，而且从别人身上学了不少本领。
有几次比较盛大的演出，至今记忆犹深，不妨介绍给读者们：一次是在黄金戏院联合演出的《群英会·借东风》前面带《临江会》，周信芳先生演鲁肃，四哥盛大兰演周瑜，高百岁先生演刘备，赵如泉先生演关羽，裘盛戎师兄演黄盖，袁世海先生演曹操，高盛麟师兄演赵云，我演孔明。这场戏演得真好，真可以说是珠联璧合。在这些演员中，属我最小，也属我的艺术造诣最浅，但是有这么多名家在台上提携我，也使我长了精神，获得了良好的自我感觉。我深深体会到，跟着高手们演戏，想懈怠也懈怠不了，不由自主地就被他们带进了那美妙的艺术境界之中。作为演员，再也没有比全身心地投入艺术创造活动之中更为幸福的事了。
还有一次在天蟾舞台演大反串戏，想起来也实在可笑。那天的戏码儿是《四四五花洞》，四个潘金莲分别由叶盛章、李少春、袁世海和李幼春扮演，这四位梳上大头，穿上箍在身上的不合体的旦角行头，该是甚么样的“尊容”就可想而知了；他们在表演风格上分别学习“四大名旦”：少春学梅、幼春学程、盛章学尚、世海学荀。而扮演武大郎的却是四个年轻漂亮的女演员，他们是李玉茹、李玉芝、赵晓岚（另一名记不清是谁了），这四位女士脸上勾上豆腐块儿，头上戴着毡帽头儿，身上穿着茶衣腰包，再那么一走矮子，台底下能不炸窝吗？县官吴大炮由另一位坤伶白玉薇演，这位面皮很薄的女演员一上台，看着台上这几位的模样儿，再也绷不住了，直笑得她连台词也念不出来了。我在这出戏里演了个神将，也不是正规的演法。那时候演这种反串戏，多数都是在业务不景气的情况下为了挣钱才临时拼凑起来的，说穿了无非是纯商品化的演出。另一场反串戏是马连良师兄领衔演出的，地点在中国（原更新）戏院，戏码儿是《八蜡庙》，连良师兄演费德功，四哥盛兰演禇彪，袁世海师兄演张妈，李玉茹演黄天霸，叶盛章演施公，马富禄演小姐，赵桐珊演金大力，刘斌昆演院子，我演朱光祖。
反串戏很受市民阶层的欢迎，每逢帖演这样的戏，必然爆满。虽说这是一条有效的生财之道，但这决不是正经的艺术品。偶一为之还可以，如果总演这样的戏，不但毁了艺术，而且也贻误了演员自身。
在我当班底的这段时间里，也曾参加演出过一些堂会戏。最大的一次堂会，莫过于1947年秋天为大青帮头子、反动行帮“恒社”首领、地痞流氓杜月笙庆贺六十岁生日的堂会了。这个吸尽了民脂民膏的大恶霸，曾于1931年6月9日到11日，在他的家乡蒲东高桥为庆祝他家的“杜氏祠堂”落成，举办过一次规模空前的大堂会，几乎把全国颇负盛名的京剧演员都邀到了一起，演了三天堂会戏。据说有龚云甫、梅兰芳、杨小楼、马连良、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言菊朋、高庆奎、谭小培、谭富英、李吉瑞、刘宗扬、蓝月春、李万春、姜妙香、金仲仁、马富禄、赵桐珊等许多人。唯独余叔岩断然拒绝杜的邀请，坚持不去，并且从此再也没有到上海唱过戏。另外，据说著名坤伶黄咏霓（即雪艳琴）女士也回绝了邀请。这一次，杜月笙为了给自己做生日，又一次大摆排场，不惜挥霍重金，重现当年杜氏祠堂建成之盛况，强令各地著名演员云集沪上为他助兴。没有社会地位的艺人们，为了能在上海获得一隅之地卖艺求生，又有几个能象当年余叔岩先生那样断然拒绝参加这种并非情愿的演出呢？彼时，许多著名演员都如期赶到上海，一连为他演了好几天戏。我印象最深的是余派老生传人孟小冬女士唱了一出《搜孤救孤》，她演程婴，另一位余派老生赵培鑫演公孙杵臼，魏莲芳演程夫人，裘盛戎演屠岸贾。孟小冬本不愿演，而杜月笙为了施展他的淫威，却一再坚持一定要让她演，哪怕是演一折儿也好。经过许多人一再劝解，最后她才勉强答应唱这出《搜孤救孤》。但是她提出：她的演出不单是为杜月笙祝寿，而同时要为黄泛区的灾民募捐。所有看戏的人一律要买票，而且票价不能低。演出的那天，我的两位师兄亲自为她把场：上场门儿站的是谭富英，下场门儿站的马连良。我因为早听说孟小冬是学余派成绩最好的女老生，又因为从来没看过她演戏，所以很早就到了后台，用意是从她化妆开始，完整地学习她的艺术创造过程。孟大姐扮戏果然与众不同，她不抹重彩，只稍稍地在脸上涂点干胭脂，再薄薄地敷上些粉、轻轻地描上两道黑眉就罢了，扮得既清秀又高雅，真是卓然不群。再看她的表演更是非同凡响，无论是台步，做派还是声腔，无一处不酷似乃师余叔岩，气质是那么端庄典雅而又潇洒自如，加上几位配角演员的紧密配合，戏演得出奇的精彩，台下不时爆发出阵阵彩声。戏结束后，孟小冬回到后台立即就把头掭了，而前台却象开了锅，原来是看戏的阔佬儿们要让她谢幕，并想一睹她的倩影。当场管事的著名老生演员鲍吉祥先生到后台请她谢幕，她严肃地推说身体不好不能谢，马连良师兄又去劝说，她还是坚持不谢，并且说：“有什么可谢的呢？中国没有这个规矩。如果说我唱砸了，那可以去谢罪，去赔理，可我今儿个没演砸呀，干嘛非要逼着我去谢？不去！”后来，杜月笙等有权有势的人也到后台来要求她到台上露露面儿，她还是不谢。经大家一再劝说，她才表示：“让我谢也可以，但不能白谢，台下的有钱人得拿出赈济黄泛区的灾民，不然我还是不谢。”杜月笙见她有了活口儿，就打发人到前台向台下的人宣布了这一主张，没成想台底下的阔佬儿们竟然热烈响应，纷纷在刚钉好的一个捐款簿子上签了各人捐款的数额。孟小冬这时才又让勒头的师傅重新为她勒上头，然后戴上高方巾，挂上髯口，款款地走到前台正中，向台上微微地点了一下头，然后马上回到了后台。那些捐了款的阔佬儿们深为破费重金并未一睹她的庐山真面目而懊恼，然而终于奈何她不得，尽管再三歇斯底里地狂吼，却休想再看一哪怕是粉墨戏装的孟小冬女士了。我们这些目击者无不从心眼儿里敬佩梨园界中的这位女中豪杰，她那不凡的气度确实为我们这些被歧视的艺人们争了一口气。
堂会上还演过一出全部《武松》，李少春演武松，李玉茹演潘金莲，三哥盛章演武大郎，四哥盛兰演西门庆，我演何九叔。从“打虎”演起，到“打店”止。另有一出《四郎探母》，阵容更为整齐坚强：杨宝森、谭富英、马连良分饰前、中、后杨四郎，言慧珠、李玉茹、李玉芝分饰铁镜公主，芙蓉草（赵桐珊）演萧太后，马富禄和三哥盛章演两位国舅，四哥盛兰演杨宗保，鲍吉祥演杨六郎。
参加这次堂会演出的演员还有许多，各自演出了不同流派的拿手剧目。如果从政治上着眼，这种为反动把头效劳的演出是毫无任何积极意义的；但如果就艺术而言，这倒是全国京剧名家又一次难得的大集中、大合作，大家演出的剧目，标志着那个时期京剧艺术的最高水平。
在上海当班底的这段时间里，我在艺术上开阔了眼界，得到了锻炼，更向诸多名家学习了许多宝贵的艺术经验，这些都对我今后的艺术实践不无裨益。但是，由于不断更换头牌主演，做为班底的我不得不随时适应每位主演的不同风格而屡次变更着自己原有的戏路，越演越杂了。而且，由于经常追求票房价值，有时不得不迎合某些观众的低级趣味，以致降低了艺术标准，甚至为了卖弄噱头借以哗众取宠，便胡乱地改戏，加进一些庸俗的词句，舞台作风远不及在科班时认真严肃，用我们的话说，就是越演越“油”了。
总之，当班底这几年，既使我在艺术上有了较快的提高，也受到了那种历史背景下难以避免的消极影响。一句话，有得，也有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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