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日君再来：黄金时代的终结 本文原载于 Aeon 作者：Marc Levinson 译者：刘小康 校对：泮海伦 End of a Golden Age 何日君再来：黄金时代的终结 二十世纪下半叶被分为了截然不同的两个时期。划分前后时期的依据，不是里根的崛起、或柏林墙的倒塌等特定的标志性事件，而是蕴含在整个世界经济转折中的。它引发的变革仍在塑造着我们今日世界的政局与社会。 这场转折肇始于1973年底。在此前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从1948年起，人类见证了历史上最辉煌的一段经济增长期。二战结束到1973年的这段黄金时期，西欧、北美、日本等“工业化国家”的民众欣喜地发现，自己的生活水平一年胜过一年，于是盼望着子孙后代能有更好的发展。从人文角度看，黄金时代前半期的基调是规整，各国主要忙于努力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后半期则完全迥异，以抗议、艺术实验和实验性政策为标志。种种风起云涌的背后，体现的是民众在经济白热化增长中树立起的信心：哪怕冒险失败了，也一定能找回工作。 但1973年起，一切都变了。实验性政策和抗议活动随着高失业率和大萧条风险剧增，都逐渐偃旗息鼓。经济转变中，伴随着人们对失败的恐惧和对后代生活恶化的忧虑，一个更为保守的时代来临了。在各个工业化国家，政治集体转向右倾。但这并未扭转工人薪资停滞、企业应当缴付的养老金和医保缺失等社会福利问题，没能保障曾经天然稳定的雇佣关系，也就没有能够造就新的中产阶级。彼时，经济的短期急剧下行被归咎于石油危机。直到后来，人们才逐渐明白，经济下行的深层次原因并非石油价格飙升，而是生产力增长迟滞。各国政府之后形形色色的针对性政策都没能根本解决这一问题。 大繁荣始于二战结束后。但是1945年签订的种种和约并没有使得各国国泰民安。恰恰相反，全球经济在战后一团糟。战争吞噬了上千万人口，同时一些国家生产能力严重闲置，平白浪费。欧亚大陆上，成千上万的难民流离失所，彷徨于路。许多国家外汇空缺，无法进口民众赖以生存的食物和燃料，更不要说购买装备和原料用于战后重建了。没有燃料，铁路两轨空空，罕有列车运行；田边拖拉机静静伫立，无法开动。对各国来说，开采足够熬冬的煤炭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人们涌入商店争抢基本的口粮，咖啡和棉内衣这样的奢侈物品更是价格飞涨。通胀在美加两国引发了动荡，工人要求加薪以对抗疯涨的物价。全球经济前景一片黯淡，完全不像是黄金时代的序幕。 截至1948年，大多欧亚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准低于十年甚至二十年前。但就在这一年迎来了转机。一月，驻日美军政府宣布，与其向处于饥荒边缘的日本索求赔偿，他们将寻求重建该国经济。四月，美国国会批准了后来被称为“马歇尔计划”的经济援助计划，向西欧提供亟需的美元以进口器械、运输设备、肥料及食物。六月，占领西德的美英法共同发行了德国马克作为新的货币，新央行将秉持保持低通胀和汇率稳定的原则对马克实施监管。 由此，战后动荡让位于稳定发展，饱受战火摧残的经济开始复苏。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如此迅猛持久，逐渐有了“经济奇迹”（西德）、“经济高速成长期”（日本）以及“辉煌30年”（法国）的说法。而在英语国家，这样波澜壮阔的一页被称为“黄金时代”。 是什么造就了黄金时代的斐然成绩？固然，部分原因是人们试图在经济上弥补失却的岁月：在经历了多年的萧条和战时紧缩后，对住房、消费品、农场、工厂、铁路和发电厂设备的巨大需求随时准备推动经济增长。但抛开这些被压抑的需求外，隐藏在黄金时代背后的促成因素还有许多。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有两大因素。 第一是福利国家的不断增多。第二次世界大战动摇了发达国家的社会结构，以要求平等为主导，从根本上改变了各国国内政治。随着社会的重建，所有人都不得不承认，那些曾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公民有权分享和平的胜利果实。工会几乎成了工人在战后和平年代主张权益的代表。可以看到，工会会员人数达到了历史巅峰，工会领导也能和政企干部分庭抗礼、共商政策。44年到47年间，各国接连制定了养老保险、全民医保、生育津贴、失业救济金等各项社会福利政策。这些政策给了普通家庭前所未有的安全感。穷人家的孩子终于可以看得起病。个人失业或家庭顶梁柱倒下也不再意味着陷入贫困。 除了福利国家不断增多外，第二个原因是，强有力的生产力增长带动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产力得以增长，也就意味着经济调用劳动力、资本和其他生产资料的效率得到提高，这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新技术和优化的商业运作模式需要经受经济的考验，所以生产力的提高往往耗费时日。二战之后的岁月里，生产力增长却十分迅速。这要归功于得天独厚的推动力。1945年，美国广袤的农田上还有三百万头骡子用于拉犁耕地。然而短短几年间，数百万人从生产力低下的田间地头涌入工地、车间，用上了最新式的机器。 1940年，西欧成年工人的平均受教育时间不足五年。战后，随着政府对高中和高等院校的巨额投入，大批有文化、有素养的劳动队伍被培养出来，他们具备了创造更多财富的技能。基础设施的完善直接提高了国家生产力。高速公路使得卡车长距离高速输送大宗物资成为可能，大大扩张了工农业市场。经过1947年至1967年间的六轮贸易谈判，最终涉及近50个签署国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GATT），实现了跨境贸易的大幅增长，迫使制造商向现代化生产转型。企业纷纷采用喷气式飞机和数控机械等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效率。 51年至73年间，在强劲的生产力增长的推动下，全球经济年均增幅高达5%。人们的生活条件大为改善，工作俯拾皆是。1966年，西德的失业率低至史无前例的0.5%。室内水电布线和电视机都开始走入寻常人家。煤炉被中央采暖取代，住房也日益宽敞。上千万家庭有了冰箱和汽车。生活水准的提升带来的不仅是物质水平的提高，65岁或更早退休成了常态，人口的预期寿命也大幅上升。最关键的是，无论西欧、北美还是日本，社会各级的民众都享受到了经济发展成果。辉煌的经济成就惠及的不限于都市的精英阶层，越来越多的人过上了好日子，而他们自身也意识到了这点。就在这四分之一个世纪的跨度里，人们的生活水平翻了一番；在不少国家，这生活水平还又翻了一番。 舒服日子过得久了，人们逐渐认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1948至1973年间，澳大利亚、日本、瑞典和意大利从未出现过经济下滑，西德和加拿大也差不到哪去。各国政府和担任顾问的经济学家们居功自傲。他们宣称，政府通过审慎的经济管控，杜绝了经济的周期性涨落。政府掌握了比以往都更为详尽的个人和企业数据，再利用计算机分析，方便决策者们更好地制定政策。沃尔特·海勒（Walter Heller）是肯尼迪政府与约翰逊政府的前首席经济顾问。1966年在哈佛大学的一场讲座上，他鼓吹所谓“新经济学”的成功。他宣称：“经济学的概念进步与定量研究，正逐步以理性取代非理性。” 人造繁荣不过镜花水月 卡尔·席勒是这些理论最具影响力的拥趸，他于1966年担任了西德的经济部长。彼时，西德是全欧最大的经济体。席勒是中立派社会民主党人，曾担任过汉堡大学教授。他的学生包括后来的西德总理施密特。他既不同于赞成工业国有化的左派，又不与支持市场绝对自由化的保守派类同。他给出的经济建议是“综合规划与竞争”。他如此定义自己的理论体系：“尽可能多的竞争，尽可能详尽的规划。” 最根本的是，席勒坚信政府应当致力于保持就业率、维持经济增长以及稳定物价，同时还要在自由市场的框架内兼顾国际收支平衡。这四大信条构成了他所谓“幻方矩阵”的四大根基。1966年十二月，他就任新联合政府的经济部长，这套幻方矩阵正式成了官方政策。根据席勒对凯恩斯经济学的阐释，他的部门专家基于精密的五年计划，建议联邦和州政府调整预算以实现“经济的整体平衡”。1967年春，财政部被要求更改税收和支出计划，以在放缓消费增长的同时提高商业投资。根据席勒的经济理论模型预言，这些举措将会令西德经济直到1971年都平均保持4%的经济增长、0.8%的失业率、1%的年度通胀率以及1%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
但仅靠政府调控，以私营为主的经济体是无法尽善尽美的。席勒每年有四到五次在经济部约见企业高管、工会主席和商业组织负责人。在会议室里，席勒向他们描述经济前景，并宣称了在不影响国家经济目标的情况下，工资和投资能够提高多少。当然，他会额外强调，虽然工资和投资的决定都是私事，但他希望政府的指导方针有助于“集体理性”。这种滴水不漏的统筹管理巩固了席勒的声望。1969年，社民党的支持率首次跃居第一。当年的选举被称为“席勒大选”。 席勒坚称，他的政策把西德带到了“阳光灿烂的丰饶高地”，永久杜绝了通胀和失业问题。然而，年复一年，经济并未能按照他的指示运行。1972年七月，当他被剥夺了汇率控制权后，席勒愤离内阁，永远离开了曾被拥戴上的宝座。 席勒离开的时候，西德经济正一路高歌猛进。但不到一年半，他曾宣称的政府稳定物价、维持经济增速和保持高就业率的职能就全都化为泡影。 1973年，石油危机成了头等大事。10月6日，埃叙联军袭击以色列据点，挑起了“赎罪日战争”。沙特阿拉伯、伊拉克、伊朗和其他中东石油出口国迅速支持了这两个阿拉伯国家，一致协定减产石油并提高油价，还切断了对美国、荷兰等支持以色列的国家的油运。 各石油进口国反应激烈。西方国家降低了限速，对柴油实行限量配给。从南部的意大利到北端的挪威，为了节省燃料，连续四个星期天禁止车辆上路。日本政府则关闭了部分工厂，并告诫市民关闭热水器的指示灯。美国的卡车司机封堵了高速公路抗议高油价，人们花费数小时排着长队加油。尼克松总统在电视讲话中警告美国民众：“我们正面临二战以来最严峻的能源短缺。” 终于，在高昂的油价面前，持续多年的经济增长在1974年戛然而止，全球经济迅速通胀。等到石油价格回落，全球经济却未能顺利反弹。两位数的通货膨胀严重抵消了工人的工资增长。从1973到1979年，工人人均收入增幅仅有1973年前的一半。招工广告消声匿迹，失业率也随之上扬。经济专家直到最近才确信他们的理性的数学分析带来了持久的繁荣，但当年他们只有困惑不解，眼看着经济形势由稳定增长变为剧烈波动。 事实证明，世界经济衰退的根本问题不是昂贵的石油，而是缓慢的生产力增长。在发达国家，强劲的年均5%的生产力增幅贯穿了整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期。然而1973年后，境况便急转直下。在20世纪之后的岁月里，发达国家的年均生产力增幅始终徘徊在2%以下。生产力增长低迷直接导致了经济增长停滞，生活水准年年高的好日子一去不返。随着好景不再，选民们只有将一腔怒火撒向政治领导人。事实上，任何西方政治家都无法让经济重回正轨。 为了重振萧条的经济，央行和政府本有一箩筐的工具可以采用：可以通过降息减低购车或建厂成本；可以通过减税刺激消费；可以扩大政府开支，为经济注入更多现金；还可以更改监管条例，便于银行放贷。但就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而言，生产力才是第一位的。抛开生产力，其他都是空谈。然而70年代早期过后，生产力增长就尽显颓势。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生产力增长放缓的原因与任何政府的经济政策都毫无牵涉。全球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历史性一幕再不可能重现。大量的小农、佃农一旦进入城市从事生产力更高的工作，进程就结束了。过去大批家庭主妇涌入劳动力市场的趋势已经结束。在六十年代，修建上千英里的超高速公路创造了显著的经济效益。但这些道路一旦建成通车，增添车道或出口坡道等工程带来的效益就大打折扣了。在发达国家，识字率已经上升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在这历史性的飞跃之后，大众教育水平的小幅提高影响也就相对有限。要让生产力恢复快速增长，就必须发展技术创新和新商业模式，并付诸合理运用使经济更为有效地运作。 政府无疑具备足够的能力去引导创新。对科研和教育拨款，对初创企业制定宽松政策便于其成长，都可以加速创新思维的发展。但对生产力起关键作用的并非创新的数量，而是创新对经济起效的速率。这几乎彻底超出了政府所能调控的范围。将创意转化为具有经济价值的产品或服务，往往需要耗费数载反复试验。常用移动电话的基础技术早在六七十年代就被开发出来，然而直到九十年代手机才开始普及。新技术通常只能随着旧建筑老设备淘汰，才能逐步扩展实施。此外，由于无法彻底探明的缘由，生产力增长和创新似乎以某种长周期的模式运行。比如在美国，二十年代到七三年间，创新发明带动了生产力迅猛增长；而在1973年到1995年里，创新所带动的生产力增长就有限得多。1995年至2003年间，生产力再次大幅提高，此后又大幅下降。 二次大战后，每当生产力的激增放缓，各国民众都不得不共克时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法国和意大利、八十年代后期的日本，都似乎发现了一些模式，让自身能够对抗全球生产力下降的趋势。但它们的经济复苏在生产力增速放缓的大环境下只能是昙花一现。工作岗位转眼又变得稀缺，生活水准的提升也日趋缓慢。九十年代末期的生产力增长低迷并不是由于税收、法规等某些政策导致的，而是全球趋势，没有国家能独善其身。 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广受欢迎的创新不同，20世纪晚期的创新具有代价高昂的副作用。当信息技术、通信、运费都变得廉价亲民且更加可靠，庞大的工业综合体成了垄断的巨兽，它们可以将工作机会广泛分配，以获取劳动力供应、运输设施或政府补贴的优势。被分派新岗位的工人发现，他们多年的经验和培训在其他行业几乎没有价值。一旦没有大企业提供就业岗位，社区也会陷入衰退。与此同时，由于经济繁荣不再，税收增长缓慢，财政遭受压力，民众赖以生存的福利国家开始恶化。上世纪中叶社会各阶层共享经济成果的盛况也不会再来。在上世纪末，生产力增长创造的财富主要都聚集在了高收入阶层。 对世上许多国家来说，黄金时代带来了非凡的繁荣。但它也带来了不切实际的期望，即政府可以采取措施确保充分就业、经济稳定增长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些期望仍然影响着今天的政治生活。79年到82年间，各国民众纷纷抛弃了主张福利国家政策的领袖，转而选出了一大波右翼政客：英国的撒切尔、美国的里根、西德的赫尔穆特·科尔、日本的中曾根康弘等等。这批政客都信誓旦旦要约束大政府，让市场力量、低税率和宽松管制重现昔日时光。如今，近40年过去了，选民们再次转投右翼，寄望于民粹领导人能带领增长缓慢的经济体实现伟大复兴。 然而就在近半个世纪前，撒切尔与里根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政策早被证明，并不比被他们取代的政策更能成功提高生产力、促进经济增长。所以没有理由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民粹主义者能够做得更好。黄金时代固然引人回味，却绝不可能重现。能让成熟经济体重振雄风的良方秘药假如存在，早就该被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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