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阀士族与东晋南朝杂传和谱系

安徽枞阳人。1999年9月至2002年6月 就读安徽师范大学获历史学硕士学位。2006年9月至2009年6月 北京师范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同年7月，任职于安庆师范学院人文与社会学院，11月，晋升为副教授，2011年6月为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硕士研究生导师。 

一、问题的提出

众所周知，士族兴起与史学繁荣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两个突出的时代特征。学界关于士族研究与史学研究两方面的各自成果均是十分丰富，不胜枚举，但门阀士族与史学的关系似乎一向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同门阀士族与史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特殊地位，同士族与史学长时期、多层次、多范围的互动都极不相称。门阀士族有着鲜明的文化属性，积极参与这一时期的史学建设，成为当时史学撰述的主力军，并在史学撰述中深深烙上自身的印记，推动了魏晋南北朝史学独特发展道路的形成。门阀士族与史学发展的关系，对治士族或治魏晋南北朝史学来说，都不应小觑。

杂传和谱系，实际上均非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新出的史学撰述类别，但在这一时期都出现前所未有的兴盛。《隋书·经籍志》（以下简称《隋志》）著录杂传撰述有217部，合亡书计219部，部数列史部13类之首。谱系撰述见录于《隋志》的有41部，合亡书计53部，在史部13类中也居于中流。这些杂传与谱系撰述绝大多数属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成就。作为时代记忆的史学，无法回避其所处时代的影响。杂传与谱学撰述的兴盛，都不纯粹是一种学术自身的变动。有意者也往往将杂传、谱牒撰述视为探讨士族与史学关系的接筍之处，其观点可以瞿林东为代表，即认为“家史、谱牒和别传的发展，都是门阀的政治要求和意识形态在史学上的表现形式”。有学者认为杂传和谱系撰述在东晋南朝呈衰兴相替这一有趣态势，谓“撰写杂传最盛行的阶段是东汉到东晋”，“进入南朝，由于皇权的加强，由于门阀士族制度的凝固，士人不再热衷于人物品评，与此相适应，杂传的撰写明显减少，代之而起的则是谱牒之书日渐增多。”又谓：“晋宋以后的基本趋势是杂传减少，谱牒日盛。”这个结论，无疑也注意到了东晋南朝史学发展与士族旨趣存在着密切联系。那么，东晋南朝史学发展中是否真的存在杂传与谱系撰述交相兴盛的状况？换言之，南朝时期杂传撰述是否确乎已经衰落？东晋谱系撰述成就是否真的远逊色于南朝？门阀士族与东晋南朝杂传和谱系撰述的关系又究竟具体如何？对这些问题进行重新思考和全面审视，正是本文的主旨所在。

二、东晋南朝杂传撰述及其与门阀士族的多重联系

1、东晋南朝时期杂传撰述的持续繁荣

对于《隋志》著录的杂传，逯耀东经过研究认为：“不论在著作的数量，或对于杂传形成的概念方面，都显示出杂传是魏晋时代新兴而又非常流行的历史著作形式。”这个结论有其合理性，但似乎也有尚待商榷之处。同样是《隋志》，其“杂传”小序详考杂传之源流，曾明白说道：“又汉时，阮仓作《列仙图》，刘向典校经籍，始作《列仙》、《列士》、《列女》之传，皆因其志尚，率尔而作，不在正史。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作。”又言：“鲁、沛、三辅，序赞并亡，后之作者，亦多零失。今取其见存，部而类之，谓之杂传。”由此可见，至少是在两汉之际，杂传撰述即已出现，后来也是有一些继作问世的。若只是因为这些作品亡佚便否认其存在，断言杂传为魏晋时期新出的史学撰述形式，这种说法似乎有些勉强。另外，就杂传写作形式来说，也显然不可能与正史传记人物方式有太多的出入，何况逯先生自己也承认杂传实是正史发展所出的一个旁支。不过，从《隋志》著录唐初可见的杂传撰述来看，这些杂传撰述大部分出自魏晋南北朝史家之手。据章宗源和姚振宗考证，《隋志》尚未著录的魏晋南北朝时杂传不在少数。又，逯耀东曾考证刘孝标所注《世说新语》，也发现其中所征引仅别传一项就有89种是《隋志》所未著录的，沈家本则考证刘孝标共引魏晋时代杂传143种，而其中有91种不存于《隋志》，这些都进一步说明了这一时期杂传撰述之盛。杂传在魏晋时代相当流行，这个结论是没有问题的。近年来学界对魏晋杂传的持续关注，也是对此的充分肯定。

如前所揭，由于逯耀东以为杂传主要是在魏晋之时盛行，南朝以降则走向衰落，所以他的研究也以魏晋杂传为重点，这一观点和研究视角得到了一些学者的呼应。那么，在综合考察东晋南朝杂传撰述与门阀士族关系之前，对南朝各时期杂传撰述发展情况进行简单梳理，显然是有必要的。南朝各断代王朝正史中未见的经籍志，今均已有学者整理补辑，弥补了古人之缺憾，也给南朝杂传撰述考察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仅就撰述部数而言，聂崇歧《补宋书艺文志》所见刘宋时期杂传撰述有22部，在刘宋史学各门类中部数居第二；陈述《补南齐书艺文志》所见萧齐时期杂传撰述共有8部，在萧齐史学各门类中部数居第三；李云光《补梁书艺文志》所见萧梁时期杂传撰述达49部，在萧梁史学各门类中部数居首；杨寿彭《补陈书艺文志》中所见陈时杂传撰述有6部，在陈朝史学各门类中部数居第四。由此看来，整体而言，杂传撰述在南朝史学撰述中仍然占有相当比重，杂传撰述并未显现衰落之态。邱敏对东晋、宋、齐、梁、陈的杂传撰述有较为细致的考察，就其所录来看，南朝杂传撰述与东晋时期大体相当。如果将南朝各时期杂传与谱系撰述进行比较，更是值得寻味，自上述南朝各艺文补志来看，刘宋时期谱系撰述2部，萧齐时有8部，萧梁时有7部，陈时有2部，除萧齐时谱系部数与杂传相当外，其他各时期谱系撰述均逊于杂传撰述，梁时杂传部数甚至达到谱系撰述的七倍。即便考虑诸家辑补时阙误存在的可能，若说南朝时期谱系撰述代替杂传撰述而兴盛，似乎也是有进一步斟酌之必要。由上所述可见，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自东晋至南朝，杂传撰述实际上是保持着持续繁荣之态势。

需要指出的是，“杂传”在东晋南朝本非专指一种史学撰述部类。《隋志》史部“杂传”类中还列有任昉撰《杂传》36卷、贺纵撰《杂传》40卷、陆澄撰《杂传》19卷及佚名撰《杂传》11卷等4部史著。其中陆澄为南朝萧齐时人，可见萧梁阮孝绪在《七录》中设“杂传”为一史书部类前，作为书名的杂传是另有其特定含义的，可惜《隋志》所著录4部《杂传》已不可详考，难以追寻其“杂传”的具体内涵。阮孝绪所指的“杂传”与《隋志》之“杂传”当都是多种形式史学撰述的统称。检寻《隋志》，杂传实包括郡书、高士传、高隐传、僧道传、止足传、孝子传、忠臣传、良吏传、名士传、家传、童子传、列女传、神仙传、祥瑞记等多种撰述类别。逯耀东将杂传如此纷繁类别分合为郡书、家史、类传、别传、佛道与志异六种，于集中分析杂传的性质颇有裨益。逯耀东的分类是以各类杂传撰述内容为基本依据，所以他认为“杂传”之“杂”当与《隋志·子部·杂家类》所谓“杂者兼儒墨之道，通众家之意”意义相近。这样，他就将杂传由具体撰述部类上升到思想层面进行解读，发现杂传最能表现出魏晋史学脱离儒学羁绊这一特色，从而为探讨杂传与士族门阀意识的关系搭建了桥梁。

2、东晋南朝杂传撰述与门阀士族的多重联系。

杂传与门阀士族的密切关系在多方面多层次上都有充分表现。首先，门阀士族广泛参与了杂传的撰述。《隋志》史部杂传类著录人名且可考之史家并不很多，其中可见东晋南朝时期士族撰述之作的有彭城刘义庆的《徐州先贤传》、《江左名士传》、《宣验记》、《幽明录》，清河崔慰祖的《海岱志》，济阳江敞的《陈留志》，会稽虞豫的《会稽典录》，太原孙绰的《至人高士传赞》、《列仙传赞》，陈留阮孝绪的《高隐传》，会稽虞孝敬的《高僧传》，汝南周弘让的《续高士传》，琅邪王韶之的《孝子传赞》，荥阳郑缉之的《孝子传》，兰陵萧绎的《孝德传》、《忠臣传》、《丹阳尹传》、《怀旧志》、《全德志》、《同姓名录》、《研神记》，颍川钟岏的《良吏传》，顺阳范晏的《阴德传》，吴郡陆澄的《杂传》，谯国曹毗的《曹氏家传》，顺阳范汪的《范氏家传》，丹阳纪友的《纪氏家传》，济阳江祚的《江氏家传》，河东裴松之的《裴氏家传》，平原明粲的《明氏世录》，琅邪王巾的《法师传》，河东裴子野的《众僧传》，会稽虞通之的《妒记》，平原刘昭的《幼童传》，会稽孔稚珪的《陆先生传》，彭城刘敬叔的《异苑》，南阳刘之遴的《神录》，范阳祖冲之的《述异记》，范阳祖台之的《志怪》，北地傅亮的《应验记》，太原王琰《冥祥记》，吴郡陆琼的《嘉瑞记》，高阳许善心的《符瑞记》等。由士族撰述而《隋志》未著录的杂传，也应不在少数。《隋志》著录杂传撰述并不全面，但在反映当时士族参与杂传撰述、成为杂传撰述主要群体之一的这一基本情况上，还是可以参考的。士族史家广泛参与并撰述众多杂传之作，当然会在东晋南朝杂传撰述上烙上自身的印记。

其次，杂传以士族为中心直接记录门阀士族的相关史迹。杂传对门阀士族的专门记载有两种形式：一是为士族个别人员作传，二是为某个士族整个家族作传。《晋书·职官志》云：“著作郎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刘湘兰认为这是从制度层面上保证了两晋时期杂传制度的兴盛。但《隋志》杂传类专记一人之传仅见有《东方朔传》、《毋丘俭传》与《管辂传》，难以看出两晋著作（佐）郎的撰述成果。章宗源钩隐抉沉，补辑了184家别传。这些别传除《陆机云别传》为兄弟合传，其他均是一人独传，可见有琅邪王导、王敦、王献之、王胡之、王彪之，颍川庾亮、庾翼，谯国桓彝、桓温、桓豁、桓冲、桓石秀，陈郡谢鲲，太原王述、王恭、高平郗鉴、郗超，范阳祖逖、祖约，顺阳范宣、范汪，吴郡陆玩、顾和等侨吴士族，他们都是对东晋历史进程有着一定影响的名臣，疑诸人之别传多是当时著作制度影响下而产生的杂传撰述。另从章氏辑补别传来看，传主几乎都是南朝以前的贤士名臣，《宋书·百官志下》云：“晋制：著作佐郎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宋氏初，国朝始建，未有合撰者，此制遂替矣。”明白道出著作佐郎职责要求自东晋至南朝有着明显变化，这恰可与上述考察这一时期名臣传情况相参佐。

门阀士族全家或阖族为传的称为“家传”，《隋志》杂传类自《李氏家传》起至《何氏家传》止共收录了25部《家传》。胡宝国将杂见于这些《家传》中的《明氏家训》、《明氏世录》、《陆史》与《新旧传》等异名之作也归于家传。从《隋志》收录各《家传》撰者情况来看，除《周、齐王家传》为姚氏撰、《尔朱荣家传》为王氏撰两部例外，其他著录撰者均出自传主家族。刘知幾《史通·杂述》曾说：“高门华胄，奕世载德，才子承家，思显父母。由是纪其先烈，贻厥后来。”他称此类撰述为家史，可见家传正是家史，突出反映了士族自矜门阀之心态。除《隋志》所录29余种家传外，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又补充了21种家传。综合《隋志》与章宗源的辑补，琅邪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颍川荀氏、陈郡袁氏、陈郡殷氏、济阳江氏、阳翟褚氏、庐江何氏、顺阳范氏、太原孙氏、吴郡陆氏、吴兴沈氏、吴郡顾氏等一些活跃于江左的侨吴士族均有家传撰述，显示出东晋南朝时期杂传撰述与门阀士族的关系尤为紧密。另外汤球辑佚《晋诸公别传》中突破了别传以记个人的限制，也收录了《荀氏家传》、《裴氏家传》、《陶氏家传》、《华峤谱叙》、《庾氏谱》、《温氏谱序》、《袁氏谱》、《袁氏世纪》、《虞氏家记》、《王氏世家》、《嵇氏世家》等记家族群体的家传与家谱。综上来看，杂传中无论是写个人的别传还是以士族家族群体为单位的家传，多以士族为撰述对象，集中反映出杂传与门阀士族的独特关系。

再次，杂传还在思想上充分地表现出士族重名、尚人物、强调门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追求。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曾解释“杂传”说：“杂传者，列传之属也，所纪者一人之事。然固有名为一人之事，而实关系一代一时之事者，又有参差互见者。”逯耀东以为这个概念与《隋志》的杂传范畴相去甚远。不可否认，马端临所说杂传与《隋志》确实有些不同，但在认识杂传传述人物这一本质上，是与《隋志》一致的。《隋志》所见杂传诸书，从郡书到佛道，甚至大部分志异撰述，也几乎都是以单个人物或群体人物为中心。钱穆对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辑录诸多别传曾给予评析：“然当时所谓一人专传之数量，已几与杂传一门之全部卷帙之总数相埒，此事尤堪关注。凡此皆见此时代人重视人物，实为此一时代之特殊精神所在。”逯耀东认为其原因即在于个人意识的觉醒，并且认为杂传最能反映这一时代特质。钱穆与逯耀东都站在时代精神的高度来审视杂传撰述。作为这个时代文化的领军群体，士族的史学活动也同样充分地反映了这一时代独特精神风貌。他们不仅撰述了大量杂传，而且也使杂传撰述对象走向更为广阔的社会。从司马迁的《史记》到班固的《汉书》，在入史人物上都有严格的遴选标准，致使许多历史人物难以在史册上留下印迹。个人意识的觉醒，则使昔日入史的严格标准开始松动。留名于史成为一般士人的普遍价值追求，有别于正史的杂传恰好给这些士人提供了载入史册的历史空间。东晋南朝许多所谓的名士、高士实际上一生并无业绩可书，但亦得以写入杂传。这种情况在家传中表现为一种典型，刘孝标注《世说新语》曾引《荀氏家传》云：

隐祖昕，乐安太守。父岳，中书郎。隐与陆云在张华坐语，互相反覆，陆连受屈。隐辞皆美丽，张公称善。云世有此书，寻之未得。历太子舍人、廷尉平，早卒。

荀昕与荀岳，并无特别事迹可书，即便是荀隐，此中所见除清谈见长外，也无所称道。这一类人在魏晋以前的史书中并不多见，而在魏晋杂传中则极为常见。从另一方面来说，荀昕与荀岳得以入史，显然是与荀隐有关。门阀观念是士族的核心价值理念之一，论者往往只注意到士族子弟因父祖门荫而得势留名，而对这种因子孙出色反使平庸之父祖得以留名入史现象则颇是疏忽，其实这在士族此起彼伏、升降不休的历史浪潮中是常见的。

杂传的风行，对正史的撰述也产生了潜在的影响和有力的渗透，西晋陈寿作《三国志》已注意对传主家世的交待，南朝诸史之中类似于上述荀氏家传的写法不难找到更是明证。又如范晔在《后汉书》中《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等列传的取材特色，也不完全是“范晔个人卓越的创见”，而实与当时杂传撰述风行及其特色有关，反映出当时门阀士族思想观念对正史撰述的影响。

三、东晋南朝谱系撰述的发展及其对门阀士族利益的维护

   1、东晋南朝谱系撰述的平稳发展

《隋志》史部“谱系”类收录史著有41部，360卷。其中除《竹谱》、《钱谱》与《钱图》三种属实物类图谱外，其他均与家族群体相关。所以《隋志》将此类撰述统称为“氏姓之书”。氏姓之书，或称谱书、谱牒，与杂传一般，实际上也是一种古老的史部撰述类型。谱系原出于“周家小史定系世，辩昭穆”的需要，最初之作多是帝王侯伯之家，发展相对缓慢。汉魏以降，世家大族开始兴起，百家谱系撰述规模日盛，逐渐形成专门之学即谱学。其中，最富盛名的又莫过于贾氏谱学和王氏谱学。东晋南朝谱系撰述发展的历史地位，也因贾、王谱学而确立。

贾氏谱学兴起于东晋孝武帝年间，由平原贾弼之创立。贾弼之谱系之作，诸家晋书艺文补志中均有见录，丁国钧《补晋书艺文志》有贾弼《晋姓氏簿状》；文廷式的《补晋书艺文志》有贾弼《十八州士族谱》712卷，其自注云贾弼撰《姓氏簿状》712卷；吴士鉴《补晋书经籍志》收录有贾弼《姓氏簿状》712卷；黄逢元《补晋书艺文志》有贾弼之《百姓族谱》712卷。诸家所据材料均出自《南齐书·贾渊传》、《梁书·王僧孺传》、《南史》的《贾希镜传》与《王僧孺传》、《新唐书·柳冲传》等正史及唐宋人纂录之书如《通典》、《元和姓纂》和《玉海》。从各书著录卷数来看，诸家所录虽然书名略有异同，但可能是同为一书。贾弼之谱系之作，“广集百氏谱记”，不同于此前所常见的帝王谱、姓名谱、家族谱和地区谱，而实具有全国总谱的特征，突破了“家乘谱牒，一家之史”的局限，这是东晋谱学在种类上的新发展，丰富了谱学的内涵。贾氏之作部帙之大，也属罕见，《隋志》见录谱系之书部帙最大者是《梁武帝总集境内十八州谱》，达690卷，然尤逊于贾弼之书。贾氏自贾弼之后，子贾匪之传其学，贾匪之似无谱牒撰述，对贾氏谱学的发展未见有新的贡献。贾匪之又传于子贾渊，贾渊在宋世以谱学知识渊博而见遇，敕注《郭子》。后萧道成又嘉其世学，取为骠骑参军，武陵王国郎中令，补余姚令，未行。齐永明初，“竟陵王子良使渊撰《见客谱》”，《南齐书》本传还称贾渊“撰《氏族要状》及《人名书》，并行于世。”《见客谱》卷数已不可考，《氏族要状》，章宗源考为15卷。

王氏谱学起于南朝。刘知幾《史通·书志》篇说：“谱牒之作，盛于中古。汉有赵岐《三辅决录》，晋有挚虞《族姓记》，江左有两王《百家谱》，中原有《方司殿格》。盖氏族之事，尽在是矣。”刘知幾所说的两王，周一良认为即是指齐之琅琊王俭、梁之东海王僧孺。王俭的谱系之作，不见载于《南齐书》本传，不过，《南齐书》本传给我们理解王俭修撰《百家谱》和刘知幾何以看重王俭的《百家谱》提供了隐情。王俭卒于永明七年，年仅38岁，但自齐台建以来，王俭多次参掌选事，前后达十余年。众所周知，南朝选官的重要依据之一即是谱牒，谙熟谱牒是参掌选事的基本要求。萧齐时期还曾出现因不谙谱牒而未能居领选之职的事例，《南齐书》卷四十二《王晏传》载：“上欲以高宗代晏领选，手敕问之。晏启曰：‘鸾清干有余，然不谙百氏，恐不可居此职。’上乃止。”可见居选职者虽是清干有才，但仍须在谱学上有相当专精的水平。王俭素以文士风流名闻遐迩，又行事稳健，这些都使王俭治学居官均有着相当的自律精神，他在第一次表请解选时即以“臣亦不谓文案之间都无微解，至于品裁臧否，特所未闲”为理由，可以想见王俭对自己精悉谱牒当是有着很高的要求。王俭用功于谱学的成就，在他临终前的一次上表中可以窥见，王俭在此表中谈到自己参掌选事以后说：“至于品藻之任，犹惧其阻。夙宵馨竭，屡试无庸。岁月之久，近世罕比。”如此看来，王俭撰《百家谱》当不会与史实相违，《隋志》即录其作为《百家集谱》，明确为10卷。同样，也由上可知，王俭谱学为刘知幾所重是有道理的，这在和当时的一些谱系撰述比较中，亦可得到明证。刘宋时期参掌选曹的刘湛也撰有《百家谱》，但“伤于寡略”，而王俭《百家谱》则“得繁省之衷”。王僧孺之谱系撰述，《隋志》明确著录的有《百家谱》30卷、《百家谱集抄》15卷，其中载录为亡书的《梁武帝总集境内十八州谱》690卷，实亦为王僧孺入直西省知撰谱事时所集。另据《梁书》，王僧孺还撰有《东南谱集抄》10卷。王俭与王僧孺的谱系撰述，代表了南朝时期谱学的最高成就。

论者往往强调南朝谱学之盛，而轻忽东晋的谱学成就，这恐怕与《隋志》有关。《隋志》谱系小序在介绍魏晋南北朝谱学时，提及了西晋挚虞《族姓昭穆记》，而对东晋贾氏谱学是予以忽略的，其胪列谱系之作中也未见录贾弼之之作，甚至亡书中也未曾提及。唐初史臣对贾弼之谱学不置一词，不能不说对后世认识东晋谱学成就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如果我们由此忽视贾弼之谱系之作，不能注意到其中蕴含新的全国总谱的性质，自然也就无法对贾弼之谱学成就给以适当的评价。实际上，无论是就前揭贾弼之谱系之作本身的性质和卷帙而言，还是就贾氏谱学与王氏谱学的渊源关系而言，贾氏谱学在整个魏晋南北朝都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王俭谱学成就即受惠于贾氏谱学，《南齐书》卷五十二《贾渊传》云：

先是谱学未有名家，渊祖弼之广集百氏谱记，专心治业。晋太元中，朝廷给弼之令史书吏，撰定缮写，藏秘阁及左民曹。渊父及渊三世传学，凡十八州士族谱，合百帙七百余卷，该究精悉，当世莫比。永明中，卫军王俭抄次《百家谱》，与渊参怀撰定。

比较《南齐书》，《新唐书》对王氏谱学与贾氏谱学的关系揭示得更为清晰，明言“王氏之学，本于贾氏”。由此，我们在肯定南朝谱学盛行的同时，显然也不能低估东晋时期的谱学成就，实际上，结合前述对南朝谱牒撰述的考察，至少是在东晋孝武时期，直至南朝末叶，谱牒撰述繁荣发展的水平和程度，似乎未现出明显的波动变化。

2、谱系撰述对士族门阀利益的维护

谱牒实是一种古老的史学撰述类型，那么，这种古老史学撰述类型何以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盛行开来？这自然需从谱牒撰述本身来进行历史思考，但若考量其发展之快、涉及之广，则不能不从门阀士族与谱牒的关系来寻找解答。

魏晋南北朝谱牒撰述种类，李传印将其主要概括为皇族家谱、士族家谱、庶族家谱、总谱和郡谱。皇族家谱、士族家谱与庶族家谱是依社会阶层的高下来划分的。关于士族家谱，毛汉光曾提出“大凡士族之家，都有家谱”之说，何启民对此也大体上予以认同。庶族家谱当然别于士族家谱，但从可考谱牒来看，庶族家谱实属少数；而皇族谱，就东晋南朝各帝王而言，归其为士族家谱，该不会引起太大争议。总谱虽是全国性的，应包括士族与庶族，但亦是以士族为主体，贾弼之、贾匪之、贾渊三代所传之全国性总谱，其名称即是《十八州士族谱》。郡谱在收录士族与庶族的各自分量上当与全国性总谱相仿佛，也是以士族为主体。

既然士族是东晋南朝时期谱牒撰述中的主体，那么我们分析这一时期士族高度强化的家族理念，显然极有益于理解这一时期谱牒的盛行。东晋王导在咸和九年（334）重修了琅邪王氏谱，他在《琅邪王氏宗图序》中自述道：

但以历世绵远，虑乖次序，予总机务之暇，考阅谱图之详，乃命区分，别为卷轴，上自灵王，次及侯祖，高曾积善，德厚流光，棣萼既繁，兰芽转茂，切虑百代之后，流派愈多，难穷始宦之由，有坠祖宗之业。今则先图本宗像影，次传血脉世系，并序先贤遗迹，粗明纂袭之风，永奉蒸常尝之道，传示来世，勿坠箕裘。咸和九年正月裔孙导谨撰。

别昭穆、辩族姓、明世系、论亲疏，是谱牒的传统社会功能。王导修订家谱，“虑乖次序”，“次传血脉世系”，同样体现出这一点，但王导特别关注的是“高曾积善，德厚流光，棣萼既繁，兰芽转茂，切虑百代之后，流派愈多，难穷始宦之由，有坠祖宗之业”。宣扬祖宗之美业、家族之高贵，强调传承家风遗绪、追溯先辈功绩之使命，这才是王导重新修订王氏族谱的直接动因。这种门第观念已大别于论亲疏与别昭穆了。由王导自述可见，正是家族观念的强化，或者说，正是谱牒撰述能迎合士族门第观念的需要，直接推进了这一时期门阀士族谱牒撰修浪潮的高涨。

士族热衷谱学，与谱牒对士族门阀利益的维护也有关联。谱牒的功能，从周汉至魏晋南北朝隋唐再至宋元以降凡两变，即“从社会功能到政治功能再回归到社会功能”，家谱政治功能即是主要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体现。《新唐书·儒学中·柳冲传》云：

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为之，以定门胄，品藻人物。晋、宋因之，始尚姓已。然其别贵贱，分士庶，不可易也。于是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故官有世胄，谱有世官，贾氏、王氏谱学出焉。

前述谱学名家王俭参掌选曹，以及萧鸾不谙谱牒而失去领选职官事，都是柳冲论述的有力例证。柳冲所言作为选官依据的谱牒，主要是官谱。不过士族私谱对官谱有补充之功效。郑樵的《通志·氏族志·序》言及于此：“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状者则上之，官为考定详实，藏于秘阁，副在左户。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郑樵在强调谱牒的政治功能时，将官谱与私谱一并考量在内，指出二者有互补之效，并以此解释了何以民间私谱得以盛行。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在强调魏晋南北朝谱牒的政治功能成为有别于前后各时期谱牒功能这一显著特征时，我们仍然不能忽视这一时期谱牒的社会功能，郑樵指出的“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就是谱牒社会功能表现之一。由谱牒撰述的兴盛而至谱学的出现，正是在士族走向衰落的晋宋之际。唐长孺论晋宋之际“士庶之别”时说：“那只能是表示士族集团业已感到自己所受的威胁日益严重，才以深沟高垒的办法来保护自己。”谱学在这一时期形成并持续发展，正是因为谱学不仅具有保障门阀士族起家入仕的功能，同样也具有保障士族的社会地位之功效。齐梁之时，门阀士族虽继续保有起家的优先权，但政治地位则日益下降，而与此同时，则是贾、王谱学进一步发展。这种历史现象，显然说明谱学的繁荣并未能确保门阀士族旧有的政治地位。既然如此，那么仅从谱学的政治意义来思考谱学的繁荣，恐怕就离历史的真相愈走愈远。南朝谱学繁荣的原因恐怕也在于其社会功能的发挥上了，即谱学能相对有效地保障门阀士族在社会上的尊高地位。梁末元帝萧绎在《金楼子·戒子》中也谈到谱牒，说：“谱牒所以别贵贱，明是非，尤宜留意。或复中表亲疏，或复通塞升降，百世衣冠，不可不悉。”言语中也突出强调了谱牒明贵贱、别亲疏等社会功能了。

在发挥谱牒的社会功能上，南朝私谱相对而言表现得尤为充分。婚与宦正是士族保障自己家族利益和门阀地位的两大支柱。东晋南朝许多私谱记载在内容上就充分反映出对士族这两大支柱极力标榜的特色。早在汉代，家谱就往往以碑刻的形式出现，“有的专门刻碑记载家谱，有的将家谱专门刻于墓碑背后，有的则在墓碑中详录其家族世系”。这种形式的家谱在魏晋以降浸染成俗。现今出土的大量六朝江左区域的墓碑与墓志，充分展示了当时江左这一别具特色的社会风气。自裴松之上表宋文帝禁断擅立私碑后，埋于地下的墓志取代了墓碑渐为流行开来。兹节录勒铭于宋末的“宋故员外散骑常侍明府君（昙憙）墓志铭”（元徽二年刻）为例，以见其详：

祖俨，州别驾，东海太守。夫人清河崔氏，父逞，度支尚书。

父歆之，州别驾，抚军武陵王行参军苍梧太守。夫人平原刘氏，父奉伯，北海太守。后夫人平原杜氏，父融。

伯恬之，齐郡太守。夫人清河崔氏，父丕，州治中。后夫人渤海封氏，父恬。

第三叔善盖，州秀才奉朝请。夫人清河崔氏，父模，员外郎。第四叔休之，员外郎东安东莞二郡太守。夫人清河崔氏，父湮，右将军冀州刺史。

长兄宁民，早卒。夫人清河崔氏，父凝之，州治中。

第二兄敬民，给事中宁朔将军齐郡太守。夫人清河崔氏，父凝之，州治中。

第三兄昙登，员外常侍。夫人清河崔氏，父景真，员外郎。

第四兄昙欣，积射将军。夫人清河崔氏，父勋之，通直郎。

君祎昙憙，字永源，平原鬲人也。……晋徐州刺史褒七世孙，苍梧府君歆之第五子也。君天情凝澈，风韵标秀，性情冲清，行必严损。学穷经史，思流渊岳。少摈簪缙，取逸琴书。非皎非晦，声逖邦宇。州辟不应，徵奉朝请。历宁朔将军员外郎带武原令。……夫人平原刘氏，父系民，冠军将军冀州刺史。后夫人略阳垣氏，父阐，乐安太守。

墓志上溯至七世祖，而详述则自祖辈以下，仅止三代，是典型的家谱而非族谱与宗谱。铭文对墓主明昙憙的介绍，与杂传乃至一般正史所传人物的基本笔法并无二致，特别是铭文还详述了墓主祖、父辈系列与同辈系列的职状，并及各自外家之职状，内容集中在婚与宦上，正是当时家谱记述核心的体现。平原明昙憙的墓志铭，与陈直在《南北朝谱牒形式的发现与索隐》一文中所引用的“宋散骑常侍临沣侯刘袭墓志”（泰始六年刻）从形式到内容均相近，两个墓志刻石时间上也仅相隔四年，共同反映了当时墓志铭的流行形式。陈直称刘袭墓志“谓之门阀式史书也可，谓之家谱式史书也可”。无疑，这种墓志属于私修之士族家谱，它以刻石形式记录士族家族的婚与宦这两大支柱，以此见证家族的郡望。墓志这种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私谱，显然并不具有多大政治意义，它的功能更多的是体现在重申和维护门阀士族在社会地位上族望与声威。

至此，我们可以对此前提出问题作出回答，正是对士族门第观念的迎合，以及对门阀士族政治与社会地位的维护，推动了谱牒撰述在东晋南朝的盛行与发展。

 

综上所论，自东晋至南朝，杂传与谱系撰述均保持着持续盛行发展的态势，并未明显呈现波动变化的轨迹。杂传撰述整体上保持着对谱系撰述的优势，而且这种优势自东晋至南朝，也未发生根本性改变。东晋南朝士族是杂传撰述的主要参与者，也是当时杂传撰述中的主体，并在杂传撰述中烙上自身重名、尚人物、强调门第的思想印记。东晋南朝时期门阀士族热衷谱牒撰述，在于谱牒既能迎合士族门阀观念的需要，又能发挥其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来维护士族门阀利益。这些就是我们考察门阀士族与东晋南朝杂传和谱系撰述关系所得。至于论题可能旁及的一些其他问题，如这一时期杂传内部的分化起伏，以及谱牒盛行何以未能挽救门阀士族衰落的历史颓势，则并非是本文所能回答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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