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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备战购物节，想来不少小伙伴都开启了“蚂蚁花呗”“京东白条”的功能吧？还债的时候不要太痛苦哦~ 本文介绍了一个特殊名词——京债。但这绝对是个坑，和今人用的花呗&白条绝不是一个概念的，而且不是任何人都能借京债！ “京债 ”一词，始见于唐代，其后历代相沿，明清文献尤为多见，其含义主要指在京候选官员所借债务。清人焦廷琥《读书小记 》云 ：“今之候选于京者，窘乏则必借贷，期以得官乃还，谓之京债。”有些学者在论述京债时，扩大了其包容范围 ：一是把无论发生在何地的官吏债都视为京债，其例如 ：“曲阜孔生弘煦推择为令，从公（鲁府辅国将军朱观炊 ）贷二百金。命下而弘煦死，子侄以田及器物来偿。公愀然曰 ：‘所为贷而公者义也，而公不沾斗食以死，而吾收若田及器物，尔曹何用生 ?’尽却弗受。”二是把在京发生的所有官吏债都视为京债，例如：“京师富室专事放债，各卫指挥等官用度不足，辄往借之，名曰揭俸债。关俸之时，悉为债主所有，仍复借与，俟侯后偿还。岁月相延，以致军职日贫。”笔者认为，京债有其特定含义，不能把“京债 ”与“官吏债 ”完全等同。前一例借贷虽然与候选赴任有关，但其发生地在山东而非北京，恐怕不能归入京债范围 ；后一例借贷虽然发生在北京，但显然是作为北京常住居民的军官，为满足日常生活用度所借债务，恐怕也不能归入京债范围。 瞧瞧宦官刘瑾这嘴脸 当然，京债也并不完全限于听选场合。如正德年间，宦官刘瑾专权，“诸司官朝觐至京，畏瑾虐焰，恐罹祸，各敛银赂之，每省至二万馀两，往往贷于京师富家，复任之日，取官库所贮倍偿之，其名为京债 ”。明代地方官员三年一次入京朝觐，除路费和生活费用外，到京后还要广泛打点，耗资不菲。但地方官员一般都会做充足准备，正如海瑞所说 ：“今人谓朝觐年为京官收租之年，故外官至期盛辇金帛以奉京官。上下相率为利，所苦者小民而已。”只是因为刘瑾胃口太大，地方官员赍银不足，只能在京临时借贷。万历年间，沈长卿曾比较说 ：“选馆职者，皆贫士也，其钻刺资财，悉借京债，营运赴考 ；选科道者，大半贪巧有司也，其钻刺资财，悉地方百姓膏血，彼此竭力干办，谋得美官在手。”赴京考选庶吉士者，多系贫士，故需借京债 ；而赴京候选科道者，因系地方官员，故早搜刮充裕。朝觐官员的情况，与候选科道者相类，故其揭借京债，应属特殊情况。 此外，解户或漕军为赔补在京所借债务，也可称为京债。如嘉靖年间，扬州府申称 ：本府额养黄犍母牛 421 只，“每年将孳生牛犊解南京光禄寺、酒醋面局并珍羞署等衙门，专为挤乳拽磨之用。府属土地卑湿，水草不调，日多倒死，所产牛犊悉皆矮小，多致验看不中，退令换买，被揽头勒掯，犍牛一只用银二十馀两，母牛一只用银一十二两，原牛不过卖银一二两，牛户只得揭借京债，重包利息，至于鬻男卖女，方够赔补”。万历年间，赵士俊家被佥北运白粮，“以米亏，揭京债 ”。华亭聂绍昌讨论漕粮收兑时指出 ：“其在旗军，则利归旗甲，不过恣一时之浪费。及至兑米入船，中途浥烂，反累运官揭债赔补。回卫之日，累小军扣除月粮，以抵京债。”崇祯年间，嘉兴县乡绅针对粮解谈到：“向来车夫水脚，每单五两，赴柜对支，似为便益。近来解户开行已久，而此单未经对支，甚至游闸铺垫，给发愆期，此解户每揭京债典批。”或许解户或漕军偿还能力较弱，并非放贷者青睐的对象，这种类型的京债也不太常见。 文献中所说京债，绝大多数都与听选者有关。这种现象，自唐以降屡见于记载，明朝初年也已存在。洪武十年（1377），明太祖对中书省臣说 ：“官员听选之在京者，宜早与铨注，即令赴任。闻久住客邸者，日有所费，甚至空乏，假贷于人。昔元之弊政，此亦一端。其常选官淹滞在京者，辄经岁月，资用既乏，遂流为医卜，使贤者丧其所守，实朝廷所以待之者非其道也。自今铨选之后，以品为差，皆与道里费，仍令有司给舟车送之，著为令。”明太祖发现有在京听选者借债度日、常选官行医卖卜维生，遂谕令尽早授职并给与路费，所以当时虽已出现京债，但情况应当并不严重。明代中叶以降，法纪日益松弛，吏治日益腐败，京债逐渐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顾炎武遂有“赴铨守候，京债之累，于今为甚 ”之叹。 京债之所以日趋泛滥，从借方来说，是在京听选耗费甚巨，主要用途有四 ：一是生活费用。因候选时间一般较长，自带银两用完后，往往需要举债度日。弘治年间，给事中夏昂指出：“吏部听选官吏、监生人等，守候日久，往往称贷于人，名曰官吏债。”刑部尚书何乔新等也题称 ：“近年以来，官吏、监生人等，候选年久，多有盘缠罄竭，贫不自存，未免借钱举债，以救饥寒，以活妻子。”其后候选日期越来越长，所耗费用也越来越多。二是应酬费用。在京听选需要交往应酬，尤其新科进士，应酬费用不断提高。王世贞《 觚不觚录 》谈到 ：“ 余举进士，不能攻苦食俭，初岁费将三百金，同年中有费不能百金者，今遂过六七百金，无不取贷于人。盖贽见大小座主，会同年及乡里官长，酬酢公私宴醵，赏劳座主仆从与内阁、吏部之舆人，比旧往往数倍。”三是夤缘费用。为了早日获职或得到较好职位，“ 选人多贷于京，以夤缘诸司 ”。天启年间，御史李玄疏言 ：“近日谓选者无论正途杂途，人人站立不定。有墙壁者托居间以关说，无墙壁者行贿赂以钻求。打点既到，方上卯而得官；安排未及，既经年而守候。望选愈急，则卖求者愈力，京债成千成百不顾也。”四是行装盘缠费用。听选者获得任命后，又要耗费银两准备行装和盘缠。万历年间，沈长卿谈到 ：“州县长吏，初有讨缺之费。不讨缺则僻远寒陋，如同贬窜。既有到任之费，携孥十口，就道千里，水程治装犹省，陆路资斧无算。况家属有二三十口者，路途有四五千里者。贫儒筮仕，既无丹术，势必借京债以充之。”  而贷方愿意借债给听选者，主要基于两点 ：一是京债利率特别高。听选者为了尽快筹借到所需银两，往往自愿或被迫接受高利贷。弘治年间，陈实在部听选，因“缺少银两置办衣服及盘费等项使用 ”，托人向李纪借债，李纪先借与 10 两银子，却逼令写作本钱 25 两 ；后来又借与 5 两，写作本利银 10 两。陈实获选奉化县典史后，归还李纪银 23 两 5 钱，李纪将陈实吏部文凭掯勒，要其还银 60 两。从此案可知京债利息之高。小说《贪欣误 》第四回《彭素芳 》谈到 ：监生彭员外到吏部听选，该选主簿之职，自忖“若要讨一好缺，须得五百金 ”，遂向房东打听说 ：“此处可有债主？为我借些，便利银重些也罢。”《续金瓶梅 》第六回《沈富翁结贵埋金 袁指挥失魂救女 》描述 ：在锦衣卫当差的沈超寰，“一生得利的是放三样钱 ”，即官例钱、巢窝科子钱、响马钱，其中官例钱“选的新官取京账的，俱是六折，每六两算十两，每月十五分利。不消一年，只六十两，连本就该三百两 ”。二是预期偿还能力强。听选者除非遇到特殊情况，最终都会得到一个官职，上任后便可聚敛钱财，用以偿还京债。为了确保京债得偿，放贷者还往往先期或随同官员赴任，以助其敛财偿债。成化年间，吏部尚书姚夔等上疏言 ：“ 又有一等京城小人，专在部门打听举放官债，临行债主同到任所，以一取十，少者累年不足，多者终任莫偿。”万历年间，项应祥谈到 ：“臣每见新官未任，而京债主人先已蜂聚其邑。官至之日，攘臂出入，莫敢谁何，不可不曲处以偿之。” 具体的借款数额，当然因人而异，不少人都达到数百两。如陈九成万历末中进士，获授南直隶定远知县，到任月馀，就有京人来县讨债，本县快手朱合与库吏包选替还京债 700 两。左都御史邹元标上疏指出 ：“计偕诸士子，登第入官，宜先树之鹄，示之俭。近来一进士至揭债千金而出都门，欲为清白吏，难哉！”面对沉重的京债，官员到任之后，首要任务便是“剥民财以偿京债 ”。正如项应祥指出的，官员偿还京债的银两，不可能“神输而鬼运 ”，只能是“多方局设以巧取于民，柔者犹醵饮箕敛以阴吮其血，刚者则罗钳箠楚以强扼其吭，小民皮骨于是乎空矣！”崇祯皇帝也曾对吏、兵二部尚书说 ：“近闻选官，动借京债若干，一到任所便要还债。这债出在何人身上？定是剥民了，这样怎的有好官肯爱百姓。”小说《醉醒石 》第十一回《惟内惟货两存私 削禄削年双结证 》谈到，魏进士得授江陵推官，遇到一件强盗案，其妻收受贿赂 600 两，魏推官得知后道 ：“这人饶他不得，我正要拿倒他，立个名。”其妻道 ：“图名不如图利，你今日说做官好，明日说做官好，如今弄得还京债尚不够。有这一主银子，还了他不成？”魏推官受人钱财，只得“捉生替死 ”，做成一桩大冤案。 笔者翻检晚明奏疏，发现不少贪敛以偿京债的事例。如万历年间，四川平武知县陈尚贤到任后“借富民以偿京债 ”。镇守保定总兵官李勇“营升专阃，至则急偿京债，因而卖放军人，每月纳班者各三钱，一时歇役者以千计 ”。广东会同知县叶中声“初到任后，索京债者盈座，差人持帖向富户称贷以偿，豪民如黄益宇，即有乘机关说，为债户害者 ”。前揭定远知县陈九成，因快手朱合、库吏包选为其还债，遂“溺二恶为腹心，凡事任其诈骗，该县贫富无不受害 ”；海门知县高斗墟，“因京债逼迫，托腹吏毛凤起等，往富民赵尅、富监崔见洲家，各借银二百两偿债 ”。四川夹江知县董继舒“京债逼迫，贷僧因准、因罗不遂，而生事拷毙 ”；丹稜知县叶日新“法律不束于居常，公私偕饱于囊笥，到任取库银五百两填还京债，锁拿收头王中秉等无端夹打逼令代赔 ”。成都府同知管中江县事钟文焰“少京债 ”，得知“重犯盛加栢积有家财，借银三百两还债，本犯不与，登时取出打死，申报监故 ”。夔州府通判李心得“讨京债客至州，用图书帖与州民李南廷、熊以泽、谢南实、刘时爱、唐蛟等二十馀名，每名借银一百两，或送五十两，或二三十两不等 ”。崇祯年间，北直隶任县知县梁某“身为溪壑，尽竞刀锥，修城浚河借以开骗局，轿夫库吏剥以充私囊，御马取之寒生，京债填以富户 ”。 前文曾谈到，为防止官员揭借京债，明太祖谕令缩短候选日期，并按品级给予赴任官员道里费。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一是随着时间推移，获得任职资格者不断增加，听选时间越来越长，生活费用随之增加 ；二是朝廷所给道里费有限，无法满足获职者置办行装和路费之需。更何况除这两项外，听选者还要交往应酬、夤缘贿买，其费用也是与日俱增。到了明代中叶，京债问题已很严重，朝廷便试图通过制定禁令加以限制。如成化年间，吏部尚书姚夔等建议出榜申明禁约，“ 其有借人财物费用，及与债主同赴任所取偿者，官与债主，并发口外充军 ”，得到皇帝批准。弘治年间制定《问刑条例 》也规定 ：“听选官吏监生人等，借债与债主同赴任所，取偿至五十两以上者，连债主俱问发口外充军。”天启年间，针对“一登科第，怒马鲜衣，日赁钱债 ”的现象，给事中吴国华建议“严禁债保人等，举放官债不得过五十两，违者入官，债主、保人悉照《大明律 》治罪 ”，皇帝令“该部即与覆行 ”。可惜的是，明朝的许多法条禁令都很快沦为具文，关于禁止京债的法条禁令，似乎从发布时就没有起到多少作用，以致很多官员都是负债出京，到任搜刮，严重败坏官场风气，迄明亡而未已。 古代官场一窥  原文载于《文史知识》 2017年第9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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