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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魏忠贤、孙承宗、袁崇焕,谁最有可能拯救明朝? | 刘三解

 where5 2018-11-27

今天这个问题是一个综合话题,缘起是三解在头条问答上看到的几个问题:


为什么当年明月会说清兵的入侵,孙承宗是唯一一个能拯救明朝的人?


为什么会有“魏忠贤不死,大明不灭”的说法?


如果崇祯没杀袁崇焕,明朝会不会亡?


这里面,赞扬孙承宗、袁崇焕是一个序列,鼓吹魏忠贤是另一个序列,前者的观念结构比较传统,源自《明史》的评价,对这两位文臣行武事的人物的命运非常之同情,进而设置了一些假设命题。


后者则于近年来在网络上流行, 得益于对“公知”的批判,“书生误国”成了时髦词儿,明末书生的代表“东林党”就更是误国之尤,那么,他们的对立面“阉党”,自然就熠熠生辉了。


所有对于魏忠贤这个“权阉”的批评都应该重新考量,乃至于有了所谓“魏忠贤不死,大明不亡”的假设。


其实,哪有什么救世主,持久不变的只有中国人的“圣人崇拜”,希望有,就拼命向那个方向妆点罢了。


好吧,还是直接进入今天的答题环节:


魏忠贤、孙承宗、袁崇焕,谁最有可能拯救明朝?


文臣、太监,谁能拯救明朝? 来自刘三解freestyle 29:58

点击收听音频



下面附上三解在头条问答的文字和其他来源的解释文字,和音频内容完全不同,不习惯听音频的朋友可以阅读文字,事儿都说清楚了(原创的是音频和部分文字,摘录的其他文章写明了出处,各位读者朋友可以搜索关注):



一、孙承宗



当年明月的成名作是《明朝那些事儿》,整体来说其实是一本以白话文翻译《明史》为基础的通俗作品,而《明史》的成书,其实底本是明朝遗民万斯同等人的稿本,这一批修史遗民多数为东林党,对于明朝前期和中期的历史,他们的叙述,其实是有稳定的价值观脉络的,所以古文翻译工作就好做,也不会有太多的矛盾。


但是到了明末历史这一段,遗民们或者本人就是历史的参与者,或者他们的师长是历史的参与者,就开始有明显的价值观混乱和倾向。


而通俗历史作品,往往是很难把复杂的历史背景和利益关系梳理清楚的,那样读者看不懂,也很难进行习惯的“好人”、“坏人”判断,这时候,就需要去择其一端,说一些读者好理解的事儿,而不是去展示历史的本相。


现实问题是,孙承宗以天启老师、大学士身份出任督师的时候,辽东、辽西已经败坏不堪,几百万辽民落入敌手,数十万大军灰飞烟灭,他是守着山海关开始恢复辽地,形势不可谓不恶劣。


经过他的整顿,复地数百里,练兵近20万,由以辽西将门为核心建立了防御体系,另调客兵填充,又建立车营、铁骑营等,构成了看起来不错的辽西防线。


但是这些,都是建立在巨大的财政支出的基础上,在辽地消耗最多的时候扔进去700万两,哪怕裁撤客军,每年也需要耗费300万两之多。


这个成本带来了什么呢?带来的是养肥的辽西将门,明显出现了军阀化的倾向,这种倾向在袁崇焕以辽人守辽土的政策下愈演愈烈,在袁被杀后,祖大寿甚至带兵一路奔逃,这在大明朝之前纲纪仍在的时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结果,孙承宗一封信招抚了祖大寿,祖大寿也终生不复入山海关一步,这群人,或许还没有降清,但也很难说还是明臣了。


这是结果之一。


结果之二:


明朝重金打造的辽西防线,实际上根本没有抵御后金大军的能力,与其说是他们的坚城、火炮挡住了后金兵,不如说是从沈阳到辽西漫长的补给线和彻底残破的辽地挡住了后金兵的步伐。


因为无论是孙承宗的铁骑营还是车营,还是祖家的家丁,在真正的大规模野战中,对后金军完全没有胜利的能力,所谓守城,没有援兵,最后就成了守死。


军队不能胜利,仍旧需要海量的银子养着,也就不能裁军,那么明朝脆弱的财政,就只能长期的拆东墙补西墙,之所以那么多西北边军加入农民起义军,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当兵也得卖儿卖女才能避免饿死,那么当流寇总还有一口饭吃吧?


说孙承宗能救明朝,他怎么救?


这老爷子作为资深文官的能力不容置疑,比如协调关系,震慑下属,甚至战略谋划,都不差,最牛的是他的个人气节和天子的关系,尤其是天子的信任,让他不至于重蹈熊廷弼的覆辙。


但是,资深文官也没有具体练兵带兵的能力,还是得依靠下面的人,事实上,下面的人在这个系统里,多数养成了“油子”,目的也不是救国家危亡,而是捞钱。因为天启二年的时候恐怕没谁觉得大明会亡。


孙承宗如果说挽救明朝,唯一的机会就是编练一支精锐兵力,用银子堆出来,能够在野战中打败清朝的白甲兵,而不是撒胡椒面似的建立一个镇的架子。


这支精兵存在,则可以逐步扩充,甚至裁汰无用的辽兵,最终缓解朝廷的财政压力,但是他恰恰是反其道行之。


所以,孙承宗不可能挽救明朝,他的路子就是错的。



二、袁崇焕



天启二年(1622年),广宁(今辽宁北镇市)一战明军惨败,熊廷弼被逮下狱,传首九边,辽东局面一片暗淡。正值此用人之际,袁崇焕以外官赴京朝觐,被破格提拔为兵部主事,紧接着便出任山海关监军佥事,奔赴前线。当时的辽东经略王在晋主张退守山海关,大学士孙承宗视察山海关时,袁崇焕便请求驻守宁远,说明他已注意到宁远重要的战略地位,而他所坚持的修筑宁远、锦州等城为山海关外围防线的策略,相比当时流行的退守山海关的防御主张,在战略上更为积极,明军可进可退,存在更多活动空间。


天启六年(1626年)袁崇焕固守宁远孤城,击退努尔哈赤,辽东迎来一场罕见的胜利。此役之后,袁崇焕趁机请旨,修筑锦州、中左、大凌三城,加强防务。经过此次布置,又成功抵挡住从朝鲜回师的皇太极。天启七年,明熹宗褒奖袁崇焕“十年积弱,今日一旦挫其狂锋”,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天启年间,袁崇焕在辽东的成功表明,他一定程度上具备扭辽东颓势的能力。


袁崇焕在辽有年,兼具实战经验与战略眼光,因此,崇祯元年被重新起用时,仍被寄以厚望。他所提出的“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以守为正着,战为奇着,款为旁着”、“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三条基本方略,切合当时辽东的实际,并且逐一付诸实现。


崇祯二年(1629年),袁崇焕擅杀毛文龙一事,举措失当。


当时袁崇焕甫担大任,为避免掣肘,请求崇祯皇帝先后取消辽东巡抚和登莱巡抚的建制。毛文龙在皮岛拥兵自重、调遣不灵,袁崇焕此举,应当主要出于事权统一的考虑。


袁崇焕虽然也承认“东江一镇,乃牵制之必资也”,但他擅杀毛文龙一事及事后的布置,显得对这一地方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东江为皮岛别称,靠近鸭绿江入海口,介于辽东、朝鲜和登莱之间,毛文龙兵强势壮,能从海上形成对后金的有力牵制,时人誉之“海上长城”。


毛文龙死后,清军少了这一后顾之忧,同年十月,皇太极率兵与漠南蒙古诸部,绕开袁崇焕在宁远、锦州一带的防御线,从喜峰口以西防御薄弱的长城边隘打开缺口,长驱直入,威胁北京,酿成“己巳之变”。袁崇焕也因此被逮下狱,至罹极刑。


关于这一时期处置的失当,王在晋这样评价:“向使袁崇焕不使吊通奴,西夷必不复叛,夷不叛则西路不可行;不杀岛帅则奴顾巢穴,必不敢长驱而入犯。”作为袁崇焕的政敌,王在晋的说法不无偏见,但袁崇焕的一些“盟友”们,同样也未能给出合理解释。


可以说,即便袁崇焕不死,其生前杀毛文龙之举,也是辽东战略版图上明廷的一大bug。


《明史·袁崇焕传》中,有“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之语,然而这是后人的评断,不仅崇祯年间之人不会做此想,在许多经历明清易代之人的笔下,也鲜有这样的论断。


随着皇太极“反间计”被证实,以及乾隆、嘉庆两位皇帝对其褒奖,清代中期,袁崇焕被塑造成“孤忠之臣”,但此时对其评价中仍存在不同声音。真正将此人与“国运”联系起来的,则是清末康有为、梁启超等人。


明末清初,由于史实尚不清楚,各家记载也不统一,但大多为持中之论。《明季北略》关于袁崇焕的记载一共四则,分别为天启年间守宁远、崇祯元年陛见提出“五年复辽”、谋杀毛文龙、被逮论死四事,并且详细记载当时京师出现“百姓怨恨,争啖其肉,皮骨已尽,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而止”的奇闻。谈迁在《国榷》里几次论及袁崇焕之事,也只是为其鸣冤,认为以“通敌论死”不公。


此外,还有较为极端负面的评价。张岱在《石匮书后集》为袁崇焕作传,毫不客气地指出此人:


短小精悍,形如小猱,而性极躁暴,攘臂谈天下事,多大言不惭。而终日梦梦,堕幕士云雾中,而不知其着魅着魇也。五年灭寇,寇不能灭而自灭之矣。


张岱否定了袁的能力与数年之边功,嘲笑其“五年复辽”计划似痴人说梦,不仅不认为他能挽救明朝,还把他与秦桧并列,肆意调侃:


秦桧力主和议,缓宋亡且二百余载,崇焕以龌龊庸才,焉可上比秦桧;亦犹之毛文龙以么魔小卒,焉可上比鄂王?论者乃取以比拟,不特开罪鄂王,亦且唐突秦桧矣。


(本文摘自:凤凰历史,作者:一点资讯·新华社瞭望智库,原题:如果袁崇焕不死 能阻止清兵入关挽救明朝国运吗?)



三、魏忠贤



边饷:负责沿边n镇的军费年例银,每年开支300多万两。

新饷:辽事兴起后,负责辽东及周边防御支出,每年开支400-700万白银不等。


魏忠贤主政之前的家底


要了解魏忠贤主政时期(天启四年—天启七年)辽东及其他边军的军饷情况,不妨先了解其主政前夕明廷的财政情况。


记录这一时期财政状况,有四种史料很重要,分别是《明神宗实录》(万历朝历史)、《明熹宗实录》(天启朝历史)、《三朝辽事实录》以及《度支奏议》,其均属档案资料汇编,各色财政数据多能相互印证,其中《三朝辽事实录》的作者是王在晋,《度支奏议》的作者是毕自严,二者均有丰富的军政经验。上述史料都比较可靠,本文的诸多财政数据,均来源于此。


天启朝初年的财政储蓄,自然继承自前朝,尤其是万历一朝,在这一时期,财政还是比较充盈的。即便是经过前朝“万历三大征”的折腾,朝廷的财政压力也不大。


据学者刘利平的研究①,以及《三朝辽事实录》、《明神宗实录》等文献的记载,三大征花费的白银总共在1000万两上下。从1591到1600年,三大征前后耗时十年,平均下来每年耗费100多万两,并不算一个特别大的数目,和宫里每年收上来的黄蜡、白米、瓷器、毛皮价值(卢象升认最少有200万两②、黄仁宇估算为400-500万两③)相比,不值一提。


所以,“万历三大征”并没有将明朝的国库耗尽,银子还是有,万历留下的内库就至少有700万两。但在万历四十六年春,明清战争开始之后,更多银子被作为军饷投入到辽东前线。第二年春,明廷出兵10万攻打后金,耗费500-600万两;开原丢失后,先后有18万明军出山海关;沈阳辽阳丢失后,先后有15万左右明军出关。大兵需要大饷,从万历四十六年到天启元年的三年间,明廷发给辽东军费2018万两白银④,当时的辽东经略熊廷弼还制定了耗时八个月,用兵十八万,需饷2160万的战略计划。⑤


户部出的军费耗掉2000多万两银子,这其中还不包括皇帝拿出的近千万两银子,而且兵部、工部的小金库也支出不少。而这时期的国库(户部)收上来“辽饷”不到1500万两。

不足的银子哪来的?显然是前期所积累下来的,万历朝以来的老底,能支撑起辽饷的花费,三年能拿出近三千多万两白银,九边也并不欠饷,足以说明魏忠贤主政前夕,明朝的家底还算丰厚。


魏忠贤主政之后的军饷


但是到了魏忠贤主政时期,包括辽东在内的边饷就捉襟见肘。


天启二年,明军在广宁大败于后金,自此,明军基本不再大规模进取,采取守势,且筑且屯,步步蚕食。之所以如此,因为:1、军饷不再像过去那么充足;2、野战能力、军队信心大损。万历四十六年春以来的那些战役,花掉三千多万两军饷,真的伤到朝廷财政的筋骨了。


然而尽管如此,魏忠贤主政之前的军饷,还是不缺。据学者林美玲统计,天启三年辽东之外的边饷尤能支出347万两白银⑥,辽饷支出628万两白银⑦,天启四年,魏忠贤主政之后,辽饷等边饷数额急转直下,天启五年、六年、七年,辽东之外的边饷分别是298余万、104余万、146余万两白银⑧,而天启四年,朝廷发给辽东的军饷是499余万两(缺额127余万两),天启六、七年,这部分缺额高达几百万两,欠饷应该是常态。


因此,说魏忠贤主政时期的辽饷充足,显然不合史实。可为什么辽东士兵没有兵变呢?因为魏公公在辽饷不够的情况下,优先保证士兵的工资,而用于军队的其它耗费,基本不管,而且基本无视其他边镇的军饷需求。


辽东局势较为平稳,乃是他本人对辽东情有独钟,但这牺牲了其它边镇士兵的利益,因为缺饷,战斗力严重下降,让西迁的蒙古林丹汗随随便便就抢了大同(崇祯初有“虏与夷并重”的说法),陕西三边不少士兵加入“流寇”,内忧更忧。


魏公公主政时期留下的遗产,是大明王朝咽下的一颗毒果。


被严重夸大的征税能力


《为什么杀了魏忠贤不久,大明朝就垮了?》还称,魏忠贤主政时期征收了大量商税、海税,保证了辽东军饷的供应,这一观点同样是想当然,毫无根据。


和田赋、盐课等正项相比,晚明朝廷所征的商税、海税属于杂项,包括“内陆关税”、“地方商税”、“番舶抽分”、“房地契税”、“竹木抽分”、“矿银”、“渔课”等,事实上,商税和关税加起来,也不过五六十万两(崇祯时期的关税、商税反倒高于魏忠贤主政时期),对于动辄几百万两的军费消耗,这点税如同杯水车薪。


况且,爆款文也想当然地高估了魏忠贤主政时期朝廷的收税能力,据《度支奏议》记载,天启六、七年到崇祯元年六月的两年半时间内,朝廷有489万余两白银的旧饷没收上来,而专用于辽东边防的“新饷”,则有328万余两白银的税被欠着。


这么多税没征收上来,朝廷还指望怎么发钱?天启五、六、七年完全撑不住。财政外解不到,内库空虚,欠饷成为常态,边饷数额迅速下降,辽饷只能靠搜刮杂项、挪东挪西维持。所谓魏公公重视商业税,其实是病急乱投医,其征税能力被爆款文严重夸大。


崇祯初稳住了崩溃的财政


爆款文的结论是魏忠贤死后,东林党上台搞乱了明朝财政,朝廷缺饷,但事实恰好相反。

崇祯上台后,接过了魏忠贤主政的烂摊子:八百多万两没征收上来的新、旧(边)饷银。财政空虚,三年内边饷发了不到额定的一半,专用辽东防务的新饷也开始欠着,于是只能坐等兵变与被打。崇祯元年,蓟州兵变、宁远兵变,蒙古林丹汗寇大同⑨,财政危机引发军事危机,朝廷急需整顿。


崇祯元年八月,毕自严到北京任户部尚书(他的弟弟就死在上个月的宁远兵变中),经过一番调研,认为财政危机的症结在于“一没储蓄,二多开支,三外解不到”,他和皇帝几番讨论后,最终确立“清冒裁弱,缩兵旧饷”的方略。各边尽量节约,内陆加紧催征。


据曾美芳⑩博士的研究以及《度支奏议》的记载,经过努力,崇祯元年、二年、三年辽饷基本得到保障;边饷发放额已完成百分之九十⑪,基本上扭转了魏忠贤时期接近崩溃的财政,勉力维持了收支平衡,让大明可以多坚持几年。这不得不说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所谓东林党人恶化了魏忠贤主政时期的财政,纯属无稽之谈。


余话


综上,本文的结论是:晚明财政家底不错,万历三大征的消耗并未如后世想象的那样大,明清战争中的萨尔浒战役到广宁战役,几乎耗尽国家积累,之后就是勉力维持,魏公公主政把财政折腾得更差了,留下一堆问题;崇祯初,毕自严的上下整顿为明朝续命,崇祯帝最后能走多远,端赖历史进程。与阉党相比,东林党人鱼龙混杂,其行为的确问题不少,但把明朝垮台归因于魏忠贤的政策没能为东林党人、崇祯帝贯彻,则既想当然又荒谬。


注释


①刘利平:《明代“播州之役”军费考》、《三朝辽事实录》,卷3,数字为2387000两。关于这些数字的出入,在于每个人的统计标准有区别,这里不做叙述。

②卢象升:《卢象升奏牍》,卷4。

③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74页。④《明熹宗实录》,天启元年正月乙亥条。

⑤熊廷弼:《杨嗣昌集▪敬陈战守大略疏》。

⑥林美玲:《晚明辽饷研究》,18页

⑦林美玲:《晚明辽饷研究》,33页

⑧毕自严:《度支奏议》,堂稿卷3。

⑨李华彦:《崇祯朝蓟辽兵变与饷税重整》,博士论文。

⑩曾美芳:《晚明戶部的戰時財政運作──以己巳之變為中心》,博士论文。

⑪毕自严:《度支奏议》,边饷卷7


(本文摘自:彰考局,作者:张磊,原题:魏忠贤主政时期,明朝财政到底有多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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