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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蒙古人。早在17世纪中期，卫拉特、喀尔喀蒙古王公们制定的《蒙古—卫拉特法典》就曾明文规定，男子格斗若“毁坏帽缨、发辫，罚二五畜”。因此，清代蒙古人本就有蓄发辫的习俗，这种传统甚至延续到清朝灭亡后。1923年，民国学者王华隆探访内蒙古各地时，特别注意到除喇嘛与尼外，一般蒙民皆有蓄发辫之风，故内陆人（剪发者）甫至蒙境，就被当成喇嘛问以宝刹之所。 其次是新疆的回子们。清朝要求这些人保留原有的生活习俗，不得轻易“蓄留发辫”，只有少数的伯克家族才享有留辫子的权利。道光八年（1828年），清廷为奖赏在张格尔之乱中立功的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伊萨克，准许他及子孙“蓄留发辫”，随即各城伯克、回子“纷纷请留发辫，以表爱戴之忱”。 然而，清廷却认为“漫无区别，转不足以示优奖”，故特别规定：“各城回子王公以下之有世职，及尽忠有功伯克之子孙，愿留长发辫者，准其蓄发。 其余伯克之中，如有愿留发辫者，阿奇木及伊什罕伯克之官至四品者，亦许蓄发，四品以下概不准蓄留发辫，以示限制。” 由此可见，清朝将“蓄留发辫”视为一种对伯克回子们的恩惠和奖赏手段。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样生活在新疆的汉人、汉回，清朝严令这些人不得随意“剃去发辫”，避免他们与回子界限不分。 最后是西藏。清朝前期对西藏的控制是较为松散的，乾隆时期才发生根本性改变，但是整体的政策风格还是“因俗而治”，所以并不存在问题所说的这种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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