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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律对“公室告”与“家罪”之不同处理方式，反映了秦律在限制父权的同时，又为父权保留了一定的空间。但是由于秦简本身对这两个概念的解释过于简略，要想准确地了解秦律与父权的关系有一定的困难。围绕这一问题所提出的各种观点，韩国学者金烨先生已做了很好的概述。[①]张家山汉简中大量西汉初年的法律条文，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秦律，这些资料的公布，对我们理解“公室告”与“家罪”的含义颇有帮助。本文就结合睡虎地秦简、张家山汉简及相关文献资料，对这一问题作一探讨，并考察这些规定所体现的立法精神，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对秦简有关资料的解读 1．“公室告”与“非公室告” 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对“公室告”和“非公室告”的含义有明确的定义： “公室告”[何]殹（也）？“非公室告”可（何）殹（也）？贼杀伤、盗它人为“公室”；子盗父母，父母擅杀、刑、髡子及奴妾，不为“公室告”。[②] 根据上述文字的后半部分可知，家庭成员之间的侵害行为，包括子女盗窃父母的财物，父母擅自对子女及奴婢施以杀、刑、髡等刑罚，[③]不为“公室告”，亦即属于“非公室告”。与此相对应，前半部分中的“它人”应当主要指家庭以外的人，也就是说，针对家庭以外的人的侵害行为，包括故意杀人、伤人或盗窃，属于“公室告”。 那么，秦律区分“公室告”与“非公室告”的目的何在？根据下面这段文字可知，官府对两种性质的侵害行为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家庭中尊长的权力： “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可（何）谓“非公室告”？·主擅杀、刑、髡其子、臣妾，是谓“非公室告”，勿听。而行告，告者罪。告[者]罪已行，它人有（又）袭其告之，亦不当听。[④] 这段文字包含一条法律原文以及对这条律文所做的解释。其中的“主”，应当既包括男主人也包括女主人——相对于子女而言，他们是父母；相对于奴婢而言，他们是主人。 如果没有后面的解释文字，对“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这条律文的理解可能出现如下两种情况： （1）根据前面所引述的第一条简文对“非公室告”的定义，只有家庭成员之间的侵害行为——具体而言，本条律文主要是指父母对子女及奴婢的侵害行为——才不允许子女及奴婢对尊长提出控告。 （2）不论父母的侵害对象是家庭成员（包括奴婢）还是家庭以外的人，都不允许子女及奴婢控告，也就是说，凡是“子告父母，臣妾告主”的行为，都属于“非公室告”。[⑤] 将“·”号前面的律文和后面的解释文字结合起来，就会发现，并非“子告父母，臣妾告主”的行为都是“非公室告”，此条律文中的“非公室告”仅限于“主擅杀、刑、髡其子、臣妾”这样的侵害行为，这与前述第一条简文对“非公室告”的定义是大体一致的。如果把家庭中子女和奴婢对尊长的控告都认定为“非公室告”，则不但使此条律文与其后面的解释文字不一致，而且也与前面所引述的第一条简文对“非公室告”的定义相抵触。因此，律文中的“非公室告”与“子告父母，臣妾告主”是并列关系，二者互为条件，互相补充，两个条件同时具备，才会导致官府不予受理（“勿听”）的结果。上述（2）的推论是不成立的。 至于这里的“告者”及“它人”，当指律文中所提到的“子”及“臣妾”，即家庭中的卑幼，而不是指家庭以外的人。理由是，其一，“·”号后面的文字是对前面律文的解释，鉴于律文只提到“子”和“臣妾”，因此，不论是“告者”还是“它人”，应不会超出这一范围。其二，家中尊长要想杀、刑、髡其子女及奴婢，必须征得官府的同意，否则即为“擅”，要承担法律责任，例如：“擅杀子，黥为城旦舂”；[⑥]过继弟之子为后子而擅杀之，则处以弃市之刑；[⑦]“擅杀、刑、髡其后子，谳之”；[⑧]父家长要杀、刑或髡其子及奴婢，必须征得官府的批准。[⑨]试想，如果家长对子女、奴婢的侵害行为既不允许子女及奴婢控告，也不允许家庭以外的人控告，那么，官府将如何追究家长随意侵害子女及奴婢的法律责任？秦律中的有关规定又怎能得到落实？如此明显的自相矛盾，当时的立法者又怎么可能熟视无睹？如果我们把这里的“告者”与“它人”理解为家庭中的子女及奴婢，法律禁止他们对家长的“非公室告”行为提出控告，以维护家长在家庭中的地位，同时又允许家庭以外的人检举告发，使官府能够对有“非公室告”行为的人处以较普通人之间的同类侵害行为轻的惩罚，以限制家长滥用权力，从而维护国家机器的权威，这样一来，上述矛盾就不复存在了。 商鞅变法所颁布的秦律，是以李悝的《法经》为蓝本的，到秦王朝建立前后，又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实践，此时的秦律，已经是一部比较完备的法典，无论如何不应低估秦立法者的专业水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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