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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与古代藏书楼有历史渊源。上海地区古代公私藏书，可上推至宋元，下及明、清、民国，产生过众多学宫（文庙）藏书、书院藏书和私人藏书家。
沪上最早的藏书家为宋末元初松江人庄肃，字恭叔，号蓼塘，松江（今属上海）青龙镇人，人称“江南三大藏书家”之一。庄肃仕宋为秘书院六品小吏，宋亡后，弃官浪迹于海上，隐居于松江青龙镇，于青龙镇建藏书楼“万卷轩”，收藏图书至8万卷。其藏书多为手抄本，经、史、子、集，下至稗官小说，均有收藏。
其后，元代的杜元芳、明代的郁文博、清代的李筠嘉等均为各时代有较大影响的私人藏书家。其中，清代的李筠嘉字修林，号笋香，一号吾园、近翁，是一名贡生。生平喜藏书，亲自校勘，藏书至6000余种，数万卷，建藏书楼“慈云楼”“古香阁”“红雨楼”“若云轩”等，楼中吉金贞石、碑帖书画，无所不有。
在书院藏书方面，今老南市文庙尊经阁旧址，始建于明成化二十年（1484年），为上海县知县刘琬专为贮藏图书供士子阅读而设。敬业中学的前身敬业书院，早在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即多有藏书，其后龙门书院、求志书院也是较大的藏书处。
进入明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松江、金山、青浦、嘉定一带逐渐成为人文极盛之地，出了一批颇有影响的学问家、藏书家。
有清一代，鉴于明末坊间印本渐滥的情况，以及当时文字狱的威势，很多有抱负的学者开始专注于校勘及考证，不少藏书家也就成了校勘学家、目录学家。如历史学家、经学家王鸣盛，不仅藏书丰富，学问渊博，而且非常重视目录。他认为：“目录之学，学问中第一紧要事，必以此问道，方能得其门而入”，强调目录学为读书入门之学，为后来学者所服膺。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上海作为东方大埠，五方杂处，藏书家队伍也发生很大变化。太平天国兴起之后，江南书业中心从苏州渐渐东移上海，一些人依仗雄厚的财力，甚至依仗权势大肆收书，不数年，往往插架万卷，蔚为大观。他们之中有的是大官僚，如丁日昌、盛宣怀、李鸿章；有的是实业家或大商人；当然其中也有许多是热爱藏书的学问家。
辛亥革命以后，许多世代书香之家、清末遗老遗少，在上海的租界里得到了庇荫，加上南北交通的逐渐畅达，使得上海这块人文荟萃之地具有了极大的凝聚力，很快发展成为江南最大的古籍聚散中心。伴随而来的是藏书家队伍进一步扩大，藏书聚散过程和聚散频率加快。整个民国时期，中间经过抗日战争，直到解放，其间藏书家是相当多的，当代的上海藏书家亦不少。但随着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大规模发展，如前人所经营、世代相传的私家藏书楼已不复见。
摘编自《上海图书馆事业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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