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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Art（艺术）一词，来自古拉丁语Ars，其本义是指“技艺”艺术”有许多含义，但其最原始的含义或者称之为本义的“艺术”指的就是“技艺”。德国美学家、哲学家黑格尔在所著《美学》第3卷上册中曾指出:“就存在或出现的次第来说，建筑也是一门最早的艺术。”这里所谓“艺术”，即指本来意义上的“艺术”，也就是“技艺”。 任何建筑物，从史前最原始的茅屋，到现今最巍峨的高楼，无一例外地都是“人对自然的加工改造”，体现出一定的人为技术与技艺。所以说建筑本身是具有本义“技艺”的“艺术”而“艺术”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主要是满足人们多方面的审美需要，从而在社会生活尤其是人类精神领域内起着潜移默化作用的多种形式，这就包括文学、音乐、绘画戏剧等。  当建筑由原始步步走向成熟时，出于多方面需要而进行的各种装饰，所体现的正是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的“艺术”，如壁画彩塑、琉璃雕刻、碑碣经幢、楹联匾额等。这一切“艺术”的应运而生，使得古代建筑闪耀着艺术的光芒，变得更加令人瞩目，变得愈发引人入胜。山西古代建筑的丰富宝藏，正与这些“艺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壁画是我国民族文化中绚丽多彩的艺术之一，而山西的古代壁画现存就有24000多平方米，主要保存在寺观、祠庙之中以及出土于陵墓之内。  壁画与这些古代的建筑相互依存，相映生辉。所绘壁画的年代始于唐而延续到明清，不仅数量居全国榜首，而且还以内容丰富、风格多样、技艺精湛，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其中价值最高的要数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的唐代壁画、繁峙县岩山寺的金代壁画和芮城永乐宫的元代壁画。太原北齐娄睿墓壁画，是上承魏晋、下启隋唐的佳作，填补了我国美术发展史的一页空白。山西的雕塑主要有石窟和彩塑两类。  石窟部分最著名的就是大同云冈石窟，它与甘肃敦煌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并称为我国三大石窟。始凿于北魏和平初年（460）的“昙曜五窟”，是受凉州佛教艺术影响至深的典型遗存，造型雄伟、气魄非凡，为云冈石窟的代表作，在我国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太原龙山石窟是国内现存规模最大、题材最丰富、保存较完整的道教石窟群。太原天龙山石窟包含有东魏、北齐、隋、唐4个朝代近5个世纪的作品，反映了石刻造像发展演进的过程，在世界石窟艺术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山西现存古代彩塑12712尊，数量之多，实为全国之最。其中如五台山南禅寺和佛光寺的唐代彩塑、平遥镇国寺的五代彩塑、太原晋祠和长子法兴寺的宋代彩塑、大同华严寺的辽代彩塑、朔州崇福寺的金代彩塑、晋城玉皇庙的元代彩塑、平遥双林寺和隰县小西天的明代彩塑等，在技艺上继承了秦汉泥塑自然生动、富有生活气息的传统，又不断汲取佛教造像艺术的精华，不少作品造诣精妙，令人赞叹不已。  山西还是我国琉璃制品的主要产地，所以境内的古建除屋顶的吻兽、脊饰等用到琉璃外，还有琉璃所制的牌坊、寺塔、碑碣、影壁等。如大同市城区东街的九龙壁，建于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比北京北海的九龙壁大4倍，早350多年，是国内现存时代最早、结构最大、造型最美的琉璃照壁，堪称“龙壁之冠”。综上所述，山西古建遗存的丰富宝藏中，多为古建艺术的璀璨明珠，这就为山西赢得了“中国古代艺术宝库”的美誉，也为确立“古建瑰宝”这一文化品牌，提供了充分的依据和坚实的保证。 “科技”是“科学技术”的简称。“科学”是由英文 science翻译过来的名词，曾被译为“格致”。明治维新时，日本学者将其译为“科学”。康有为首先把日文汉字的“科学”直接引入中文严复翻译《天演论》和《原富》两本书时，也将 science译为“科学”。“技术”一词的希腊文词根是Tech，原意是指个人的技能或技艺。我国古代由“技”而组成的词甚多，如“技能”“技用”“技艺”“技巧”等。  后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技术”的涵盖面也扩大。“科技一词，包含着“科学”和“技术”两个概念。它们虽属于不同的范畴，但两者之间相互渗透，相辅相成，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放眼古今中外，人类社会的每一项进步，都是与科技的发展分不开的。恩格斯在《致符·博尔吉乌斯》一文中曾说:“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状况，那么科学状况却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技术的状况和需要。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古建科技的发展也是如此。 木构建筑离不开锯，相传锯是鲁班被锯齿形的草叶划破手指后灵机一动的伟大发明。殊不知，山西襄汾的丁村人在鲁班之前12万年前就有了锯的成熟创意—锯齿刃器。襄汾的“陶寺遗址”，以房址、窖穴、陶窑、墓葬等遗迹，说明了距今4000年前的先民已掌握了较高的建筑技术。墙是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版筑”，就是筑墙时在两块夹版中间放置泥土，然后用杵捣实。至晚在距今4000多年前的陶寺时期，先民们已经懂得版筑。  版筑法因提升了建筑功效，统一了建筑形制，而被视为建筑史上一项划时代的发明。我国的建筑历史虽然悠久，但是有关的专著出现得却较晚。第一部木结构建筑手册是北宋喻皓著的《木经》，可惜已经失传，只在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有简略的记载。传世最早最完备的建筑学专著是北宋崇宁二年（1103）刊印的由李诫编修的《营造法式》，所记多取自民间工匠的技艺和经验。1929年成立的“中国营造学社”，名字就由此而来。建筑学家梁思成曾负责“法式组”的工作。1933年9月，梁思成一行来到大同，对华严寺、善化寺、云冈石窟等认真考察，对斗拱、藻井、阑额、榫卯等建筑工艺特点做了详细的验证和记录。紧接着又考察应县木塔，梁先生勇敢地登上塔刹，将各部的尺寸一一进行测绘。 这一考察与指导，引起各界的重视，使人类木构建筑史上的奇迹——应县木塔得以完好的保护。1935年，梁思成和他的助手们走遍山西文水、汾阳、孝义、介休、灵石、霍县、赵城等地，收获巨大，“所参诣的古构，不下三四十处，元明遗物，随地遇见”。  最令梁思成一行高兴的是，1937年6月在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考察时，看到了过去只在唐代绘画中见过的双主椽结构，看到了过去只在《营造法式》上读过的人字形叉手承脊等，还找到了足以证明该殿重建于唐大中十一年（857）的唐人墨迹，从而击碎了“中国境内已无唐代建筑遗存”的言论。这一切都写进了梁思成先生的巨著《中国建筑史》中。如今，大同市在加强对古建修复和保护的同时，新建了一所“梁思成纪念馆”。当我们深情缅怀这位伟大的建筑家时，也能从展览中欣喜地看出，山西的确是“古建科技的长廊”，那犹如璀璨明珠的古建丰富宝藏，谱写出了古建科技永恒的锦绣华章。 大家喜欢小编的文章记得转发评论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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