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与《国史大纲》

1960年，钱先生曾远游纽约，恰碰上他的老朋友，另一位史学大师蒋梦麟先生。蒋从台北赴美，两位老朋友在斯坦福大学一图书馆相遇，聊了一阵。

蒋梦麟说，我已经连读您的《国史大纲》到第五遍了，似乎书中对中国历史的叙述，优点太多了，而不足之处又讲得太少。钱穆反问他，里面所说的优点可有不当之处？蒋说没有。

钱穆先生说，既然没有，那不妨多写写。并感慨道：“现在国人好批评中国旧传统，却绝不一道其优处，拙著亦以矫国人之偏，君谓有未当否？”蒋梦麟再三点头称是。

今日大多数人知道钱穆二字，且对其人有稍深一点的了解，可能都是从《国史大纲》开始的。这部书的写作，正值日寇侵华、国难方殷之时，它的学术分量于史学界如国之重鼎，自有定论，在此不必多说。

尤其值得珍重的是，钱穆先生以一种传统读书人——士人的自觉，在当时生活处境异常窘迫，国家前途命悬一线的情况下，自觉地以一腔热忱，对民族命运进行了深刻的思考。……

困扰当时读书人的是在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时，传统文化的所有优点，能不能激励国民向上，引导国家走上正轨。而其时某些学者亦抛出了自己的答案。

过分地疑古或者尊古，正由此分歧。如此学者要么对传统文化只有表面的涉猎，人云亦云；要么缺乏足够的天赋去探得此种文化的贵重处，丧失了作为本国人，对己身传统的自知与自信，认为当下所有困厄的根源，都是祖先的基因不好。而由此作出的种种“学问”，竟恰迎合了世人多喜新异、恶古旧的心理，正好声名鹊起。

不过千夫诺诺，不如一士谔谔。钱穆先生与此迥异。他在《国史大纲》所阐述的观点、陈列的史实，给国人还原了本国历史中被掩盖或抹杀掉的真实。这些真实，恰恰也是蒋梦麟所说的“优点太多”。

钱穆先生这样的通才大师，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值得后进学者敬重。不独因为钱先生在史学、乃至传统文化的建树，他的眼界、胸襟与品格，都足以为后世景仰。这样的人，根本不需要特地强调“纪念”，但凡每一位自觉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个体生命，都不可能忽略之、陌生之、忘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