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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难忘的1644年

 三平斋 2018-11-29

中国历史上难忘的1644年

洞庭福翁的博客



​中国历史上难忘的1644年

(一)

 

    1644年,用中国的计年法正好是“甲申”年。这一年,中国大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极赋戏剧性的变化。这一年,许多引人瞩目的历史人物黯然失色,还有许多改变了中国历史的重要人物纷纷粉墨登场。

    《红楼梦》第一回里,甑士隐对跛道士“好了歌”的解说,恐怕是对这一年里所发生的事和人是最好的解释。为此,本人姑且先摘录如下: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陇头埋白骨,今宵红绡帐底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择膏粱,谁乘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纱帽小,致使枷锁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作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在中国,这一年的元旦日,有一个皇帝郁郁丧丧,有一个皇帝悄然登场,还有一个皇帝烈烈惶惶。

 

    死气沉沉的紫禁城

    这一天,是大明朝崇祯十七年的元旦日。

    明朝最后一位皇帝朱由检比平日起来得更早,梳洗完毕,穿着带有补丁的龙袍直接上朝。早朝的钟声立刻响起,在沉闷的紫禁城上空来回飘荡。同时,平日按文东武西为朝臣列班入朝的东西两扇大门慢慢开启。手执金吾的礼官随帝进入太和殿,等候朝臣们对皇帝新年的朝贺。

    钟声响了,朝门也开了,皇帝也端坐在龙椅上了。但,平日里那些诚惶诚恐,鱼贯而入的朝臣们一个也不见了。崇祯皇帝只能是一声长长的叹息,心中升起了无限的悲凉。按照明朝的惯例,元旦这天早晨,皇帝是必须要去太庙拜谒祖先的。于是,他谕旨礼仪官,先去太庙吧,回来再接收百官的朝贺。

    礼仪官奉旨急忙跑到长安门外,但看到原来为皇帝准备外出的御驾马匹和仪仗队的百多匹马儿,却毫无动静,依然还在马厩里安然地休息。他急中生智,将缓缓而来上朝的文武官员所乘之坐骑全部赶到端午门里,想以此代替銮驾。但这些马匹从受收到过如此高规格的约束,于是整个端午门内马匹的嘶鸣声、人的叫喊声乱成一团。看来,以此代替銮驾的想法根本不可能了,为了皇帝的安全,只能放弃。

    崇祯似乎还有耐心,那就等等吧,待朝臣们朝贺后再去太庙。

    早朝的钟声持续不断,折腾了大半天,这些饱食俸禄的百官们才匆匆忙忙,慌慌张张,毫无次序地跑到太和殿下胡乱跪拜一气。突然,一阵狂风席卷着黄沙将整个北京城搅得昏天黑地。就连太和殿前都难以立足(估计是强沙尘暴)。面对如此混乱的局面和恶劣的环境,崇祯皇帝早已没有了丝毫元旦的喜气和吉祥之意。于是,他决定不去太庙,也不再理朝政,宣谕退朝。

    他满怀忧伤地回到寝宫,屏退妃子和所有太监,沐浴更衣,焚香秉烛,虔诚地请求苍天和先祖、神仙临乩以示国事。这是他走上皇帝宝座以来,凡遇到逆境和烦事、大事的惯例。

    果然,乩笔飞动,快速地在乩盘里写下了一首神仙诗,以示国事:

    帝问天下事,官贪吏要钱;

    八方七方乱,十爨九无烟;

    黎民苦中苦,乾坤颠倒颠;

    干戈从此起,休想太平年。

    爨:(cuan)烧火做饭,居家之意。

    崇祯看着这篇乩示,颓然坐下,口中喃喃地念道:“君非亡国之君,何以臣皆亡国之臣?”

    这一天,离崇祯皇帝走上煤山自缢仅剩111天。

    这一年,也就是自1368年朱元璋创建大明帝国267年以来的最后一年。

    崇祯,在位十七年。但他确实是大明朝自开国以来十四个皇帝的最后一位倒霉皇帝。

    这一年的三月二十一日,李自成攻占北京,进驻紫禁城。崇祯逃到紫禁城的后山,煤山上自缢。在他走上绝路之前,还在自己的衣襟上写了一段话。明史载:“帝崩于万岁山,王承恩从死。御书衣襟曰‘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

    清朝的张廷玉在编写《明史》时,对这位明朝末位皇帝的评是:

    “帝承神(万历)、熹(天启)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场,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才,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祚讫运移,身罹祸变,岂非气数使然哉。迨至大命有归,妖氛尽扫,而帝得加谥建陵,典礼优厚。是则,圣朝盛德度越千古,亦可以知帝之蒙难而不辱其身,为亡国之义烈矣。”

    我认为,张廷玉的这个评价还算是比较正肯的,但他并没有说到问题的根本。

    1944年,郭沫若老先生在《甲申三百年祭》里,对这位皇帝的评价,恐怕就值得斟酌了。他老先生认为“在历代改朝换姓的时候,亡国的君主每每是被人责骂的。崇祯可算是一个例外,他很博得后人的同情。”

    如果崇祯是一个好皇帝,那么,他确实值得后人同情。但是,崇祯是一个好皇帝吗?

    客观地说,他在位十七年,确实办了一件也是唯一的一件非常漂亮的大事,那就是在极端困难的时期,他凭借着个人的小聪明消除了魏忠贤奸党集团,结束了明末多年来宦官奸党专权的黑暗历史。但是,他却“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他在位期间,太监多达十万之众,这是一个庞大的特务组织。他只是将魏忠贤的位置换成了自己,但对政府及军队的监督和控制比魏忠贤时期没有丝毫改变。试想,当一个国家的所有执政机关和人员都成为了被监控的对象,这样的国家离灭亡也就不远了。

    万历、天启两代昏君留给崇祯的确实是一副烂摊子,而且是烂得再也不能烂的摊子。奸党当权,官僚腐败,军心涣散,民不聊生,“国将倾也”。亡国的气数早已显露出来。崇祯在位十七年,本可有一番作为的,他非常俭朴,勤奋。但是,他却极度的刚愎自用,依赖宦官,自作聪明。

    在处理国家大事上毫无政治远见。对外,面对后金多年的骚扰和掠夺,他没有一点对付的章法。当后金正式建国,将国号为“清”时,他仍没有意识到这将是对国家的巨大威胁,可以说,他毫无政治敏感力。对内,则是采取超乎常态的镇压。

    在用人上“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从而导致他经常冤枉好人,滥杀无辜。他在位十七年间,就撤换了五十个大学士,十四个兵部尚书(其中五人被杀,四人治罪)。杀死总督十一人,杀死巡抚十二人。而当他在位时,也正是国家内忧外患之时,正是急需用人之际。

    在处理西北地区连年巨大的天灾时,他不仅没有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赈灾方案,任其发展。一旦灾民为了活下去不得不被迫造反,并由天灾酿成人祸时,他除了只会弄几篇《罪己诏》忽悠老百姓外,依然还是采取强大的军事力量予以镇压!镇压!由于灾害和杀戮,十多年来致使中国大地上饿殍遍地,尸骨成山,兵刀相见,阴魂迷漫。

    可以说,崇祯皇帝算是一个倒霉的皇帝,但绝不是一个值得后人同情的皇帝。

    大明朝从永乐到隆庆共一百二十年间,确实有一个将中国走上兴旺的辉煌时期。自万历以后,统治者就不断地为自己挖着坟墓。只不过到了1644年,即甲申年,才走到自己的尽头。但这个朝代的灭亡比起以前的历史来说,有更多值得后人深思和借鉴的东西。

中国历史上难忘的1644年

(二)

 

     烈烈惶惶的秦王府

    1644年元旦,也是大顺朝永昌元年的元旦。

    这一天,“闯王”李自成早早地起床梳洗完毕,在文武百官的簇拥下,进入新顺王府(即原秦王府)内。当他端坐在龙椅上后,底下百官齐齐下跪拜呼“万岁!万岁!万万岁!”随后,军师宋献策、丞相牛金星、尚书宋企猷、侍郎黎志陞、张麟然等文官及刘宗敏率李岩、李过等大批武将朝贺这位开国皇帝。

    这一天,皇帝李自成向全国颁发《登基诏》,宣布一个新的王朝正式成立,其国号为“大顺”,年号为“永昌元年”。皇帝将自己的“自成”名号,改为“自晟”。其意为光明、兴盛。

    大顺开国皇帝登基的第一件事,即追尊其曾祖李继迁加谥号为“太祖”,以下先祖各加谥号,以显皇家的尊严。

    然后,确立国都。由于李自成是陕西人,而且又是从此地起家,故他将大顺的国都定于西安,改国都西安为改“长安”。大凡中国的皇帝都对自己的故乡有着格外的情怀。如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后,就将自己的家乡凤阳县升格并大肆修建。现在,大顺皇帝也将自己家乡米脂县称曰“天宝县”,将延安改称为“天宝府”。

    接着,开始建立大顺政府。首设“天佑殿”大学士,相当于一品宰相官职。如下,将明朝政府机关稍加改称即是。如,将六部改“六政府”,一把手称尚书,司官改称“从事”,六科改称“谏议”,翰林院改称“弘文馆”,太仆寺改称“验马寺”,十三道改称“直指使”,知府、州、县改称“尹、牧、令”。有了官职,于是就大封功臣。宋献策为军师,牛金星为天佑殿大学士。以下设五等爵位。其中,“侯”九(如大将军刘宗敏封汝侯、李过封亳侯、李岩封岳侯),“伯”七,“子”三十,“男”五十五,“公”暂缺。

    这时,大顺王朝共有步兵四十万,马兵六十万。一百万的兵马,足可将大明王朝彻底粉碎。

    这时的大顺帝都长安是何等的热烈,大顺帝的心情是何等的兴奋。从此,他将可直指京城,鼎足中原了。

    朝臣们朝贺完毕,新皇帝接着谕旨,效仿唐太宗,大修长安城。然后,乘着自己的极度兴奋,离开皇宫(原秦王府)出巡。他依然身穿蓝布袍,戴着毡帽,骑着自己的战马。只是身后多了一顶黄盖和威严的仪仗队伍。西安市的百姓见了黄龙旗帜,都伏地高呼“万岁”。这时,他俨然感觉到了自己是当之无愧的当代帝君。

    元旦过后,大顺皇帝将矛头直指北京,御驾亲征。其主力部队度过黄河,进入山西。之后,夺平武,占太原。一路上势如破竹。

    在宁武,他遇到了麻烦。守将周遇吉夫妇与守城将士及城内百姓誓死不屈,以一当百,顽强抵抗大顺军的进攻,战斗打得十分悲壮、惨烈。最后,整个宁武城内无一活口,城门之下血流成河,尸体成山。后人根据这段历史,编写了一曲感人的京剧《宁武关》,用戏曲的形式来赞颂周遇吉夫妇及将领们的英勇悲壮。然而,大顺军队大部分是无业游民和无家可归的农民,平时没有经过战争的训练,伤亡也是十分惨重的。

    大顺军经过了宁武关,基本上没有遇到抵抗。各路原由崇祯皇帝派遣的剿匪军队,还没来得及抵抗,都被那些由担任军队监军的太监大开城门迎接大顺军队。这真是对崇祯皇帝一个极大的讽刺。

    三月十日,大顺军进抵宣府城郊。十一日早晨,崇祯的亲信,监军太监杜勋和总兵王承胤大开南门,“绯袍八驺,远迎三十里请降”,一时“满城张灯结彩,百姓焚香跪迎”。

    三月十五日,大顺军进入居庸关。太监监军杜之秩、总兵唐通开关请迎降。

    三月十六日清晨,大顺军进入昌平。大顺皇帝谕旨,派军队焚毁明朝自永乐之后历代十二位皇帝的陵寝和享殿,砍伐陵墓周围的大片松柏。

    三月十七日,大顺军队抵达北京城下。整个京城内笼罩在一片肃杀的气氛之中。

    三月十八日,原崇祯的太监杜勋由王承恩将其用绳子缒上城,以大顺皇帝的特派使者身份向原来的主子崇祯转述大顺皇帝的“议和”条件,即扔下一条白绫和一段琴弦,然后在原先的主子面前气宇盎然地挥去而去。

    傍晚,大太监曹化淳打开彰仪门,紧接着,德胜门、平则门随之洞开,大顺军蜂拥而入。一时,整个北京城内浓烟滚滚,杀声一片。这时,内城已陷。紫禁城里宫中太监大都离去,唯一仅有崇祯最亲近的提督太监王承恩和少数宫女们,紧随崇祯皇帝及周皇后、袁贵人之后,后面还有太子、永、定二王和长公主一行。他们先上万岁山,站在山顶,见满城封火,悲惨之状无以忍受,故转回乾清宫。在此,崇祯命皇后、妃子及二王和公主进酒。几杯之后,他泪流满面地拉着太子的手,对二王和公主泣道:

    “尔等今日是太子、是王。破城,即小民也!各自随身去吧,不必恋我。朕必死社稷,怎奈无面见祖宗于地下。尔等切要谨慎小心,若逢做官的人、老者当呼为老爷,幼者呼为相公;若遇平民、老者呼为老爹,呼幼者为老兄,或称为长兄;呼文人为先生,呼军事为户长,或称长官。”到此,他愤激高呼:“尔三人何不幸而生我家也!”

    接着,他对皇后说了一句“大势去矣!”周皇后满脸泪水若有所怨地呢喃道:“妾事陛下十有八年,从不听一句,致有今日。”言罢转回坤宁宫自径而死。崇祯听后轻声道“好。好。”之后,崇祯要永、定二王逃往国丈周奎和皇亲田弘遇府中避难。再将长公主叫到面前,以左袖掩面,右手抽出宝剑向公主砍去。公主举左手抵挡,整条左手臂被砍了下来,当时昏厥在地。这时的崇祯已近崩溃,他手持宝剑将所有曾被他“临幸”过的妃子一一亲手杀死,再将上吊未断气的袁妃补上三刀。这一天,崇祯是在极度的悲痛、疯狂和恐惧中度过的。

    三月十九日清晨,崇祯象往常一样,于“五鼓天明临朝”御驾太和殿前,跟随他的只有唯一一位忠实的太监王承恩。他手提木槌,用尽浑身力量敲打那座平日百官上朝的“景阳钟”。五十四响,平日里不知使多少人为之振奋。而今日,轰鸣的钟声却象死一样的寂静。敲打完后,他将手搭在王承恩的肩上,一步步向内苑万岁山走去,登上寿皇亭。这时,一阵寒风裹着一片黄沙向煤山袭来,直透骨髓。他此时心中已空无一念,慢慢地摘下皇冠,打开自己的长发,将自己整个头部掩盖起来,又解开身上长长的腰带,将其挂在一株海棠树的横枝上。他最后仰望着天空,带着无限的忧愤和悲凉,将自己的头伸向那用腰带结成的圆圈,借着假山上的乱石,用力登向前方。他最后也是最忠实的追随者王承恩也悬挂在假山的对面。这已宣示着一个朝代的终结。

    正午时分,大顺皇帝李自成在文武百官的簇拥下,从德胜门缓缓入城,绕道从大明门(1912年改为中华门)进入紫禁城。一切都来得那么顺利,那么自然。“百姓焚香跪拜,战士刀不刃血”。

    这里只能先交代崇祯最后的遗事了。二十一日午时,大顺军才发现崇祯的遗体。原宫廷的太监用两扇门板把大明最后一位皇帝和皇后的遗体抬到魏国公坊的树荫下,露天摊放着。根据计六奇(明末清初名士)记载,躺在门板上的崇祯皇帝是长发覆面,上身穿黑色镶边的蓝色短裙,白绵绸背心,白绸裤,左脚赤足,右脚套绫袜,红色的鞋子,衣襟上有御笔血诏(上篇已交待)。

    是日午后,大顺政府发钱两贯,要明朝的太监到城里买了两副柳木棺材,以土块为枕,将崇祯和皇后尸体收敛,停放在东华门外的旋茶庵,临时搭了个草棚遮盖。前朝百官都不敢也不愿去吊祭。只有原奉命守内城的襄城伯李国祯、原兵部郎成德和主事刘养贞抚棺大哭。开始,大顺皇帝连最起码的基本葬礼仪式都不准举行。不过,最后还是出于“大度”,批准以“帝礼葬,帝礼祭。”明代最后一位皇帝和皇后葬在了昌平明陵。当时,“哭而拜之者仅三十人,拜而不哭者六十九人。”如此而已!

    大明王朝经过最后十七年的折腾,就这样毁灭在了大顺王朝的手中。

中国历史上难忘的1644年

(三)

     悲凉冷清的崇政殿

    1644年元旦,亦是大清王朝顺治元年的元旦。

    这天早晨天没亮,刚满六岁的小皇帝福临在睡梦中被母亲孝庄皇太后叫起,在宫女们的围绕下开始了精心地梳洗打扮,然后更衣戴冠,在母亲的牵引下进入沈阳的崇政殿,登上龙椅。大清朝开始了新皇帝正式登基和庆贺新年元旦的仪式。

    大清王朝的先祖们原是北宋政和年间北方“金”完颜阿骨打的后裔。南宋端平元年(234年),“金”的最后一位皇帝完颜承麟被灭后,金国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消失。但其后裔一部迁居长白山东俄漠惠之野俄朵里城,号其部族曰‘满洲’。‘满洲’自此开始。元于其地置军民万户府,明初置建州卫”。

    数世之后,这个民族一位“仪表雄伟,志意阔大,发生若钟,睹记不忘,延揽大度”的伟大人物脱颖而出,他就是大清的开国先祖努尔哈赤。他出生于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年满26岁的努尔哈赤开始了对整个东北、蒙古及其北部的征伐和掠夺,并驱逐了明朝政府在建州卫的官员。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在满洲国土上建立起了一个新的国家“后金”。

    1618年二月,后金正式开始了对明朝的征伐。“以七大恨告天,祭堂子而行。分兵左四旗趋东州、马根单二城,之下。上帅右四旗兵趋抚顺。明抚顺游击李永芳降,以为总兵官,辖辑降人,毁其城。明总兵张承胤等来追,回军击斩承胤等,颁师。”之后,明朝边城屡遭侵犯。但,这种侵略战争的目的主要是掠夺财物和骚扰明朝的边防。奇怪的是,每当后金来犯,明朝的官兵大多逢战必降,战逢必逃。而像沈阳守军将领袁应泰这样的人太少太少!如此,使得后金的胆量越来越大。后金也从单纯地掠夺物资转向了争夺城池。天启元年(1620年)三月,经与明沈阳守军袁应泰等将领激烈争夺战,终于彻底击败明军,后金正式进入该城,从此,以沈阳为后金的国都。

    明天启六年(1626年),后金这位“天锡智勇,神武绝伦”,在马上征战了42年的开国皇帝努尔哈赤终于驾崩。享年68岁。当年九月,努尔哈赤的第八位儿子皇太极即位于沈阳。尊号为“太宗”,“诏以明年为‘天聪’元年。”当年34岁。

    据《东华录》载:“太宗文皇帝,太祖努尔哈赤第八子也。状貌奇伟,面目如赤,龙行虎步,举止异常。严寒不栗,不用暖耳,天愈寒,面愈赤。又勇力绝伦,步射骑射矢不虚发。恭孝仁惠,和顺聪叡,言辞明敏,威仪端重。耳目所经不忘,一见即识。料敌制胜,用兵如神。”虽充满了溢美之辞,但这位太宗皇帝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战神。他从明朝天启七年(1627年)一直打到崇祯八年(1635年),九年时间基本上打得明朝军队无还手之力,可以说是十战九胜。

    明崇祯九年(1636年)四月,皇太极“祭告天地,行受尊号礼,定天下之号曰‘大清’,改元崇德,群臣上尊号曰‘宽温仁圣皇帝’,受朝贺。”从此,中国北方满洲国的土地上一个崭新的誓死想吞并大明王朝的“大清”王朝开始走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这时,中国长城以北的大片土地以及现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整块面积和蒙古国土全属于大清的国土。这位太宗皇帝完全了解大明王朝政府内部腐败、国内民变的混乱局面,随时伺机而动,一举挫败大明王朝。

    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丙寅日的晚上,这位一直威胁大明王朝的大清太宗皇帝无疾而终于沈阳大清朝国都的崇政殿内。

    由于太宗皇帝死得太突然,“储嗣未定”。当即由和硕礼亲王代善召集诸王、贝勒、贝子及文武群臣“定议”,决定由还未满六岁的太宗第九子福临即皇帝位。母为孝庄皇太后。由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小皇帝的两位叔叔)辅政。正式登基朝拜仪式定于第二年(1644年)元旦,年号为“顺治”元年。到了1644年的元旦日,便拉开了顺治皇帝登基的序幕。

    由于先皇尸骨未寒,人们还沉浸在十分的悲哀和追思之中。所以,整个仪式活动不可能过于铺张和喧嚣,许多礼仪都免了。因此,大清王朝的元旦朝拜显得格外的冷清。但与大明王朝紫禁城内元旦朝拜的凄凉情景却有着天壤之别。

    按照后金女真族特有的习俗,凡出征、凯旋归来或皇帝登基及新年元旦等重要大事、节日,皇帝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诣堂子”,即由皇帝率领诸王、贝勒、大臣等人员到“堂子”里祭拜天地和祖先。这一天,摄政王多尔衮早早来到了后宫,专程接待嫂嫂孝庄皇太后和小皇帝准备赴“堂子”。

    多尔衮何以能直接进入后宫?因他与孝庄皇太后既是叔嫂关系,更是青梅竹马的儿时伙伴。由于有了这层关系,所以,当皇太极薨逝后,在皇位的争夺战中,他们自然成了统一的联合战线。经过他们惊心动魄、细心慎密的一系列诡异的行动,终于将孝庄六岁的儿子推上了皇帝的宝座。由是,多尔衮与孝庄皇太后和顺治皇帝的关系非同一般。在后来的经历中,多尔衮也表现出了非凡的才能和勇气。同时,由于这层关系,也使多尔衮遭到了顺治皇帝无情地鞭挞(这是后话)。

    这天早上,在母亲和叔父的精心呵护和众文武百官的簇拥下,六岁的顺治皇帝首次以皇帝的身份率百官去“堂子”拜祭天地和祖先。这天的“堂子”里,空荡荡的,没有往日的诸佛菩萨和雕像,也没有响彻云霄的金鼓和绕钹的敲打声。堂子上方插满了代表各旗的军旗——正黄、镶黄、正白、鑲白、正蓝、鑲蓝、正红、鑲红等“八旗军旗帜”。皇帝入堂子时,象征蒙古人和满族女真族人出征时的牛角号、海螺号声同时吹起。一切都进行的十分简朴和具有浓烈的女真族的祭祀风味。接下来就是接受诸王大臣的朝贺。然后,是外藩(朝鲜、蒙古)使节的敬拜。余剩的新年国宴、进表、进贡等程序一律皆免。整个登基和新年朝贺仪式就此结束。

    这一年的前三个月,大顺王朝彻底地推翻了大明王朝。接着,在吴三桂的引请下,大清王朝以“为大明崇祯皇帝扫除流寇请命复仇”为名,十分顺利地解决了大顺王朝。一个在中国东北方隅居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女真族王国,被中国内陆自己反复痛苦地折腾了百多年后,还是由大明王朝的重臣请进了紫禁城。

    1644年的九月初九日,六岁的大清顺治皇帝的车驾缓缓地进入后金与明朝军队争夺近半个世纪的三海关。

    九月十二日,銮驾进入永平。

    九月十四日,大清在北京建立“堂子”,预示着大清王朝的祖先们将一同进入京城。

    九月十七日,銮驾进入通州,百官向皇帝和皇太后行三拜九叩大礼。

    九月十八日午时,御驾从正阳门进入紫禁城。

    十月一日,大清世祖福临顺治皇帝在紫禁城内正式登基。“上诣南郊祭告天地,即皇帝位,遣官告祭太庙、社稷。”一切仪式非常庄严、隆重、繁复。在整个登基仪式中,全部按照中华历代帝王登基大典的仪式举行,毫无半点女真族的风格,与元旦日在崇政殿举行的登基仪式决然不同。

    十月二日,顺治皇帝将孔子六十五代孙孔允植谕封为“衍圣公”,“其五经博士等官袭封如故。”

    十月十日,“上御皇极门,颁诏天下,大赦。”其诏曰:

    “我国受天眷佑,肇造东土。列祖创兴宏业,皇考式廓前猷,遂举旧邦,诞膺新命。迨朕嗣服,越在冲龄,敬念绍庭,永绥厥位。顷缘贼氛荐炽,极祸中原,是用倚任亲贤,救民涂炭。方驰金鼓,旋奏澄清,用解倒悬,非富天下。而王公列辟文武群臣暨军民耋老合词劝进,恳请再三。

    乃以今年十月乙卯朔,祗告天地宗庙社稷,定鼎燕京,仍建有天下之号曰‘大清’,纪元‘顺治’。缅惟峻命不易,创业尤艰。况当改革之初,爰沛维新之泽。亲王佐命开国,济世安民,有大勋劳,宜加殊礼。郡王子孙弟侄应得封爵,所司损益前典以闻。满洲开国诸臣,运筹帷幄,决胜庙堂,汉马著勳,开疆拓土,应加公、侯、伯世爵,锡以诰劵。

    大军入关以来,文武官绅,倡先募义,杀贼归降,亦予通行察叙。自顺治元年五月朔眛爽以前,官吏军民罪犯,非叛逆十恶死在不赦者,罪无大小,咸赦除之。官吏贪贿枉法,剥削小民,犯在五月朔以后,不在此例。

    地亩钱粮,悉照前明《会计录》,自顺治元年五月朔起,如额征解。凡加派辽饷、新饷、召买等项,俱行蠲免。大军经过地方,仍免正粮一半,归顺州县非经过者,免本年三分之一。直省起存拖欠本折钱粮,如金花、夏税、秋粮、马草、人丁、盐钞、民蔴、牧地、富户、门摊、商税、鱼课、马价、柴直、枣株、钞贯、果品及内颜料、蜡、茶、芝麻、棉花、绢、布、丝绸等项,念小民困苦已极,自顺治元年五月朔以前,凡属补征,慨予豁除。

    兵民散居京城,实不获已,其东、中、西三城已迁徙者,准免租税三年;南、北二城虽未迁徙,亦免一年。丁原有定额,年来生齿凋耗,版籍日削,孤贫老弱,尽苦追呼,有司查覆,老弱废疾,并与豁免。军民年十七以上者,许一丁侍养,免其徭役;八十岁以上者,给予绢、棉、米、肉;有德行著闻者,给予冠带,鳏寡孤独、废疾不能自存者,官与给养。孝子顺孙、义夫节妇,有司咨访以闻。

    故明建言罢谪诸臣及山林隐逸怀才抱德堪为世用者,巡按荐举,来京擢用。文武制科,仍于辰、戌、丑、未年举行会试,子、卯、酉年举行乡试。前明宗室首倡投诚者,仍予禄养。

    明国诸陵,春秋致祭,仍用守陵员户。帝王陵寝及名臣贤士坟墓毁者修之,仍禁樵牧。京、外文武职官应得封诰荫叙,一体颁给。

    北直、河南、山东节裁银,山西太原、平阳二府新裁银,前明已经免解,其二府旧裁银,与各府新旧节裁银两,又会同馆马站、驴站馆夫及处运所车站夫价等银,又直省额解工部四司料银、匠价银、砖料银、苘蔴银、车价银、苇夫银、苇课银、渔课银、野味银、翎毛银、活鹿银、大鹿银、小鹿银、羊皮银、夫银、椿草籽粒银、状元袍服银、衣粮银、砍柴夫银、搬运木柴银、抬柴夫银、芦课等折色银、盔甲、腰刀、弓箭、弘条、胖袄、裤、鞋、狐麂兔狸皮、山羊毛课、铁、黄栌、榔、桑、胭脂、花梨、南枣、紫榆、杉条等木、椴木、桐木、板枋、冰窖物料、芦席、蒲草、榜纸、瓷坛、槐花、乌梅、栀子、笔管、芒帚、竹扫蓆草、粗细铜丝、铁线、镀白铜丝、铁条、碌子、青花棉、松香、光叶书籍纸、严漆、罩漆、桐油、毛、紫、水斑等竹、实心竹、棕毛、白圆滕、翠毛、石磨、川二朱、生漆、沙叶、广胶、焰硝、螺壳等本色钱粮,自顺治元年五月朔以前补欠在民,尽予蠲免,以苏民困。后照现行事例,分别蠲免。

    京师行商车户等役,每遇佥役,顿失流离,嗣后永行豁免。运司盐法,递年增加,有新饷、练饷杂项加派等银,深为厉商,尽行豁免,本年仍免额引三分之一。关津抽税,非欲困商,准免一年,明末所增,并行豁免。直省州县零星税目,慨行严禁。曾经兵灾地方应纳钱粮,已经前明全免者,仍与全免,不在免半、免一之例。直省报解屯田司助工银两,亦出加派,准予豁免除。直省领解钱粮被贼劫失,在顺治元年五月朔以前,一并豁免。

    山(西)、陕(西)军民被流寇要挟,悔过自新,慨从赦宥,胁从自首者前罪勿论。巡抚以访拿为名,听信衙蠧,诬罚良民,最为弊政,今后悉行禁革。势家土豪,重利放贷,致民倾家荡产,深可痛恨,今后有司勿可追比。越诉诬告,败诉伤财,大赦以后,户婚小事,俱就有司归结,如有讼师诱陷愚民入京越诉者,加等反坐。赎鍰之设,劝人自新,追比伤生,转为害民,今后并行禁止,不能纳者,速予免追。

    惟尔万方,与朕一德。播告遐迩,咸使闻知。”

    十一月,大清政府设满洲司业、助教等职,强制满洲官员子弟进入国子监,学习《五经》等中华国学。从此,一代新的王朝在中华大地上演出了一幕新的历史剧。

国历史上难忘的1644年

四)

 

    一个短命的王朝

    1644年三月十九日午时,大顺皇帝在文武百官的簇拥下缓缓地由正阳门进入紫禁城后,并没有像其他小说里形容的那样,阳光灿烂,风和日丽。而是天空阴霾沉沉,寒风呼啸,黄沙滚滚。

    当李自成来到紫禁城的正门承天门(今天安门)前时,仰望城门之上悬挂的一块“承天之门”的大匾,略有所思。他环顾周围,巍峨高耸的承天门似乎是为他所建。百官和百姓皆拜服于他,这心中的激动是难以用语言表达出来的。一时兴起,他弯弓搭箭,自信地对在场的众人言道:“我能为天下主,则一矢射中四字中心。”说完,一箭直发大匾之上,但箭头却堪入“天”字的左下脚。他抬头看着箭头之后,“俯首不乐”。一下整子,整个场面凝固了,悄然无声。还是宰相牛金星有能耐,马上跑上前去,满带笑容地对帝曰:“中其下,当中分天下。”众人皆附和,于是“自成喜,投弓而笑”,大家紧随着大顺皇帝继续朝太和殿上的御驾上走去。

    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紫禁城充充忙忙、慌慌张张地举行了所谓的登基仪式之后,一把火将整个皇城淹没在一片火海之中,然后仓皇向西逃窜。当年的十月,这位即位不到一年的新皇帝被当地人砸死在九宫山中。

    为何经历千辛万苦,奋斗几年的大顺王朝从进入紫禁城的第一天算起,到逃离北京城还不到四十天?到最后彻底灭亡还不到半年?这里,必须要弄清楚的是,大顺王朝究竟是在一个什么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以及这个王朝的内部是如何构成的。

    首先,必须了解一下“流寇”形成的原因。

    明朝自万历、天启两代皇帝精心豢养了魏忠贤一伙宦官、奸党,任其在朝廷专权。他们凭借着“东、西两厂”这个庞大的特务专政机构,肆意残害忠良,甚至直指皇帝和后宫。几十年来,一个偌大的国家就被几个人折腾得“骨架零落”。整个国家政府机关从上到下已经腐败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如果有人问我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最残忍的、最黑暗的历史是哪一段?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是明朝万历、天启年间!加之自1624年开始,西北地区连年旱灾和蝗灾,土地寸草不生,最后到了人吃人的地步,百姓完全无法活下去了。据《明季北略卷五》里载有崇祯二年(1629年)御使马懋才向崇祯皇帝上奏的《备陈大饥疏》,即使是今天读来,无不惊恐和伤心。

    其曰:“……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草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皮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最可怜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后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影。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籍,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几许矣。……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仅存之遗黎,止有一逃耳。此处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及秦中也。总秦地而言,庆阳、延安以北,饥荒至十分之极,而盗则次之;西安、汉中以下,盗贼至十分之极,而饥荒则档次之……”

    面对如此大面积且十分严重的灾难,朝廷不但没有予以及时有效的赈灾,反而因为战争的需要,还加强征粮征税。在这种情况下要老百姓不反,恐怕连神仙都没有办法了。开始是无法生存的百姓反,后来是没有军饷的军队官兵也参加到了反抗朝廷的行列。开始是秦中、汉中地域的老百姓反,后来是华北平原广大地域的老百姓跟着反。开始是“流民”纯粹是为了生存下去,东讨,西乞。后来就成了反抗朝廷的“流寇”。反抗朝廷的人开始是几百人,后来发展到了几万人,再后来是几十万人、几百万人。但是,无论几万人,还是百万人,这些人基本上是无家可归的农民和游民。他们没有经过专门的战争训练,更没有一个远大的政治抱负,只要不饿死,跟着谁都行。

    根据《明史》记载,自崇祯元年开始,陕西一带就“流贼”并起。当时最为著名的流寇首领估计是外号而留名的人物。如“飞山虎、大红狼、神一元、不沾泥、可飞天、点灯子、李老柴、混天猴、独行狼…… ”。而真正具有战斗力的武装力量是由李自成的舅舅高迎祥组成的军队。高迎祥自称“闯王”,李自成自然在其之中,被其舅封为“闯将”。李自成的“历史问题”,《明史》详记如下:

    据《明史 列传一百九十七 流贼》载:“李自成,米脂人,世居怀远堡李继迁寨。父,守忠,无子。祷于华山,梦神告之曰:‘以破军星为若子。’巳,生自成。幼牧羊于邑大姓艾氏,及长,充银川驿卒。善骑射,斗很无赖,数犯法。知县晏子宾捕之,将置诸死,脱去为屠。”

    李自成开始是在银川的一所小驿站里工作。在当时,连树皮都吃光了的情况下,只要有一口饭吃就很不错了。而整个明朝一直对驿站都很重视。因为,这是保证整个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主要通道。所以,所有驿站都能保证基本的生活物资。在这里工作的人也就有了生存的条件。但是,到了崇祯三年,国家财政越来越紧迫。面对国家内部的混乱局面和北方虎视眈眈的后金,政府必须增加军费和财政开支。强增税源已见底了,灾害又不断。崇祯皇帝批准给事中刘懋的建议,“裁减驿站”以资“节流”。这样,实际就端掉了李自成的饭碗。他本身就是一个“好事之徒”,于是,就毫不犹豫地参加到了他舅舅的造反队伍,在其麾下,当了一员裨将。

    崇祯九年(1636年),高迎祥军队被卢象升几乎全歼,高迎祥被杀,李自成逃跑。第二年,他召集大批流民,重启炉灶,与官军对抗。崇祯十二年(1639年),他自冠以“闯王”的名号,攻城略地,杀人无数,一时,成了流寇首领之中的威名显赫者。“自成为人高颧深颔,鸱(鹰)目蝎(子)鼻,声如豺。性猜(疑残)忍,日杀人斫(砍)足剖心为戏。”“所过之处,民皆保坞堡不下”。一句话,老百姓将其视为“杀人魔王”。

    崇祯十三年,杞县举人李信“常出栗振灾民”,广受老百姓的爱戴,被官府所囚禁。后被红娘子救出,参加了“闯王”的队伍,李信后改为李岩。同时,卢氏举人牛金星也因身犯重罪,参加到了这支农民起义的队伍。牛金星又推荐了一个街头算卦测字的占卜者宋献策一同加入到了闯王的队伍。他们的加入,对李自成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转折。

    牛金星颇具一定的战略眼光,要李自成从大局着眼,面向全国,收拾各部,以夺取明朝政权为目标。并“教以创官爵名号,大行署置”。俨然将这支乌合之众编造成为一只正规军。

    李岩是一个有着清醒政治头脑的知识分子。他看到李自成的残酷杀戮,十分不满。于是劝其曰“取天下以人心为本,请勿杀人,收天下心。”此,李自成才开始收敛杀人的本性。

    宋献策本是一个江湖术士,为博得闯王的欢心,即以签名,云:“十八子,主神器。”意谓李自成将来可成为皇帝,“自成大悦”。

    文盲刘宗敏等一批战将,成为了闯王队伍的主要将领。

    这些人物,就构成了大顺王朝的最基本骨干。如果不是明朝政府和军队的极度腐败、无能,那么,光凭着这支队伍要夺取中国政权,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说,大明王朝是自己把自己搞垮的。

    大顺军进入北京城之前,牛金星估计这批农民军一旦进城,恐难收拾。故请求李自成仿效汉高祖刘邦,以萧何之请“约法三章”的故事,先申军纪,然后入城。“自成遂拔箭去镞,向全军发三矢,约道:‘军兵入城,有敢伤人者,斩!以为令。’并传令各营:‘敢伤人及掠人财务妇女者,杀无赦!’”

    三月十九日午时,李自成进入紫禁城后,其果然“刀不刃血”。满城百姓真以为太平盛世之天子入主京城,故焚香跪拜,高呼万岁。

    开始几天,全军上下皆顾及军令,不敢随意擅自行动。到了第四天,这批从大西北最贫穷、最饥饿的死亡堆里跑来的穷苦农民和毫无纪律的游民,再也忍受不了这富贵和繁华世界的诱惑,便开始小规模的违纪行动。后来,自大顺皇帝所谓一、二品及其以下官员和文臣武将个个耽于声色,大肆敛财。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夺财运动在大明的首都尽情展开,李自成的所谓禁令早就抛到了九霄云外。更为有意思的是,大顺军队以筹措军饷为名,对明朝官员开始了最野蛮、最原始的“考掠吐金”。其刑罚的手段之残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一时,整个北京城成了人间炼狱。即使皇宫之中的宫女、太监以及原大明的所有皇亲国戚都无法幸免。后来,这种“吐金”刑罚延伸到了民间,连普通老百姓无论贫富都遭到了最残酷的迫害。跟着,这位大顺皇帝也参加到了这场浩劫之中。

    情况越来越糟,形势也越来越坏。大顺军队几十万人根本没有考虑战后的建设及可能要面对的复杂局面,都参与在抢劫财产的争夺战中。而大清几十万军队屯于关外,守关主将吴三桂本是处于观望的状态。到后来,他发现自己的父亲及亲人都被大顺军所囚,自己最心爱的人陈圆圆也被那个无知的流氓刘宗敏所劫。故而,他在中国历史的关键时刻,作出了最关键的选择——请“清”入关。

    这时,大顺军高层开始出现了极大的分歧。以刘宗敏为首的一伙所谓武将们,认为是筹措军饷和对富人的惩罚,越残酷越好。以李岩为首的清醒者,极力劝说李自成,“今主上方登大宝,愿以尧舜之仁,自爱其身,即以尧舜之德,爱及天下。”但此时的李自成早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根本听不见,听了也“不甚喜悦”。一时,整个北京城尸骨遍野,臭气熏天。就是在紫禁城内也是血迹斑斑,随时可见到被杀者的尸体。

    更为搞笑的是,此时的大顺王朝,一边忙于夺财,一边还在紧张地筹备皇帝正式登基的仪式。李自成虽然在正月元旦于西安正式登基,但,依照中华民族的传统,凡未在皇城内举行登基仪式者,似乎难被世人所公认。所以,大顺的群臣们真是煞费苦心地为其选择良辰吉日。几经波折,最后就将皇帝登基的时间定在四月十七日。大顺“礼政府”向全体百官和军队发布文告,曰:“百官十二日于午门演礼,十三日于皇极殿演礼,十五日颁诏,十六日幸太学举行释菜礼,十七日即位。”云云。

    但,到了四月十三日,大顺皇帝却御驾亲征了。征伐的对象是出尔反尔的三海关守将吴三桂及关宁铁军。

    四月二十一日清早,大顺军队抵达三海关城西。从上午辰时(上午9时)许,两军战鼓擂响,直杀到酉时(晚上7时),双方损失惨重,战斗进行得十分惨烈。

    第二天黎明,大顺军抢先布阵。双方又开始了激烈的战斗。这一天,李自成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在他战斗打得最为紧要之时,突然,三海关城门洞开,清军主力十万铁骑涌入关内。清军统帅多尔衮也无法想象,与大明王朝征战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梦寐以求的就是进入三海关。但付出了多少战士的生命却难以撼动,今天却不战而请,如此轻易地进入关来。   

    一时“炮声如雷,矢集如雨,清兵三吹角,三呐喊,一时突贼阵,发矢三巡后,剑光闪烁,是时,风势大作,一阵黄埃,自近而远,始知贼兵败北也。一食之顷,战场空虚,积尸相枕,迷漫大野。骑贼之奔北者,追二十里,至城东海口,尽为斩杀之,投水溺死者,亦不知其几也!”(此为朝鲜国世子陪臣在现场观看到的战场现状写给朝鲜王的报告)

    四月二十六日,李自成从三海关一路逃奔到了北京城。

    四月二十七日,清晨,李自成谕旨,将吴三桂的继母、弟弟、妹妹及所有亲属共三十余人,一并处死,暴尸于内城王府二条胡同。但,真正引起此事纠纷的陈圆圆却没有在内。

    四月二十八日,李自成与众百官商议,作准备登基和毁城的准备。

    四月二十九日,凌晨,李自成在大顺百官的推拥下,急急忙忙地举行了一个中国历史上最简单的皇帝登基仪式。只是当他一登上銮驾时,就感到头疼难忍,四肢沉重,不得不从宝座上滑落下来。午后,他命大批军士用骡马拖载大批木材进入紫禁城,又在上面浇上桐油和撒上硝磺。

    四月三十日子时,他一声令下,顿时,整个紫禁城火焰冲天,自元代至明代的辉煌宫殿,在冲天大火之下,化为灰烬。接着,他带领剩余的人马和抢劫的物质,仓皇地逃离北京城,向他的老家西安奔去。

    五月三日,吴三桂和清军联军追上了逃命的大顺军队,杀死大顺军数千人,夺回了陈圆圆及大批物质。

    之后,就是大顺军队内乱,李岩、李过等稍微具备政治头脑的将领被李自成杀害,刘宗敏被清军乱军砍杀,李自成在九宫山被当地的农民用锄头砸死。……。大顺王朝如昙花一现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从此再也一去不复返了。

中国历史上难忘的1644年

(五)

 

    出尔反尔的吴三桂

    纵观中国上下五千年,确有一些人是能够改变历史的。如“秦皇汉武”和那个“只识弯弓射大雕”的元太祖铁木真。然而,身处公元1644年,身为明朝的“平西伯”,由于出尔反尔之策而改写了中国历史的,却只有吴三桂一人。

    据《清史稿》载:“吴三桂,字长伯,江南高邮人,籍辽东。父襄,明崇祯初官锦州总兵。三桂以武举承父亲荫。初授都督指挥。”由于他父亲获罪而下狱,故“擢三桂总兵,守宁远。”

    这年年初,李自成的大顺军一路东指,势如破竹。到三月,已兵临京城之下。同时,崇祯皇帝封吴三桂为“平西伯”,谕旨他率关宁铁骑南下护卫京城。当时,吴三桂的关宁铁军号称五十万。他在三月十六日从宁远入关,准备一路南下,奔赴京城。二十日部队才进入丰润。而大顺军已于十七日攻陷北京城了。于是,这位平西伯眼望明朝已亡,只能将大军盘桓在永平、玉田一带,以待观望。这时的吴三桂,心情应该是十分复杂的。北方大清十万铁骑虎视眈眈,随时可吞灭他。南方大顺百万雄师已进入京城,随时亦可歼灭他。归降大顺是理所当然,只待时机而已。也就是说,主要看你大顺对我的态度,我可择机而行。

    但,此时的大顺军队已毫无张弛和顾及,整个北京城已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面对这样一片混乱的局面,稍具政治头脑的中营制将军李岩心急如焚。他曾于四月初九日四次向李自成“疏谏”,史称“疏谏四事”。其主要内容是:其一,国不可一日无君,敦促大顺皇帝早早登基;其二,“考掠追赃”适分三等,决不可滥杀无辜;其三,军队应立即撤出京城以外守寨,否则,造成军扰民心,“恐失民望”;其四,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吴三桂兴兵复仇,边报甚急。……主上不必兴师,招抚三桂,许以父子封侯。”但,李自成对李岩的建议表现得十分冷漠。而其他如牛金星、宋献策、刘宗敏等正在筹备大顺王朝的开张和搜刮民财,根本无暇顾及北方的大清和那个平西伯军事力量的存在。

    以李自成的想法是,纵然你吴三桂有着关宁铁军的威名,但自吴三桂撤兵入关,充其量也就只有三、四万人。而我大顺军队现在包括投降归顺的总共已达百万之众,加之在京城这些天考掠追脏的财物和后勤物资,足足可以将你关宁铁军压得粉碎。所以,他根本没把吴三桂放在眼里。只是由于以大将刘宗敏一伙反复向李自成大叫“力请”,不能再打了,也不愿打了,干脆招抚吧。于是,李自成才采取了招抚的办法。三月底,他特派吴三桂的好友,大明降将唐通赴吴三桂军营,表明大顺皇帝的谕旨,给予吴军四个月的军粮及白银四万两,另外,还将派遣两万军队协助吴三桂守关。并声明,到时候,一定给予升赏。意思是说,只要你吴三桂归顺我李自成,我保你照升官爵。这对吴三桂来说简直是雪中送炭啊。因为,大明已亡,军队的后勤及军饷已无来源。吴三桂当时确实也欣然接受了大顺的招抚条件,立即交出了守关重任,由唐通守关,准备入京“拜见新主”。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吴三桂先后收到了两封内容完全不同的书信。一封是由大顺朝文官之首,天佑殿大学士牛金星代吴三桂之父的名义写的一封文情并茂,以古喻今的家信,劝其以大局为重,归顺大顺王朝。目的是为了巩固前番唐通的招抚工作,使吴三桂顺利地归降。送信的人是前明的一位巡抚和另一位官员。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说,李自成是给足了吴三桂的面子的。而另一封则是吴三桂的家人送过来的一封密信。信众详告了吴三桂之父已被刘宗敏抓获,现在正受极刑,原因是大顺军队对其父正实施“考掠追赃”,逼迫其父必须交纳白银二十万两,而现在只交得出五万两。故,只能天天受到无以形容的酷刑。更为重要的是,信中说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亦已被刘宗敏所霸占。事实上,确实是刘宗敏将吴三桂全家三十余口关在一起以追赃为名严刑拷打。刘大将军也确实是将陈圆圆藏在自己的府中,视为“禁脔”在慢慢享用。于是,整个事件立即发生了急遽的变化。吴三桂立即将大顺使者绑上帐前,立斩一名来使,另一名将其割去双耳,并咆哮地令其向李自成传言:“李贼自送头来!”即刻起兵回师攻打唐通,夺回了三海关。而这一切,皆发生在四月九日前。也就是说,李自成三月十九日进入紫禁城,到四月九日,在短短的二十天时间里,整个事件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而由于吴三桂的反叛,必然导致了大顺王朝的昙花一现和清王朝的顺利“请入”。

    面对吴三桂的公开反叛,大顺军队高层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以刘宗敏为首的既得利益者,早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们只顾贪财,迷恋于酒色,已无心再在战场上拼搏。以李岩、牛金星、宋献策为首的基于战略的原因,主张暂缓冒进,不宜大举兵伐吴三桂。他们认为,如果立即进兵三海关,则“新得京师,人心震迭”,且关宁铁军素能善战,不可轻视。故,还是择机继续招抚为上。但,李自成却力排众议,下令亲征。四月十三日,大顺皇帝李自成亲率二十万大军东出京城,直奔三海关。其结果已如前所述,四月二十一日,李自成在关宁铁军和大清铁骑的夹攻之下,全线崩溃,而且败得十分惨痛。

    耐人寻味的是,当大顺军队于三月十九日进入北京城后的十多天,即三月底大清廷才稍有一点了解大明王朝已经灭亡的消息。于是,四月初七,大清摄政王多尔衮举行庄严仪式,向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神灵祭告出师征明。初八,年仅六岁的顺治皇帝驾临笃恭殿,大会诸王、贝勒及八旗将领,颁赐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敕印,以自己年幼,授权他“代统大军,往定中原,有关战守方略,一切赏罚,俱便宜行事。”初九日,多尔衮率十万大军缓缓地向大明方向无目的而行。直到四月十日,才证实李自成确实进入了北京城,多尔衮才率军过锦州、越宁远、直奔三海关。但一路都是按正常行军路线和速度前行。待四月十五日,清军到达一个叫“翁后”的地方,“三桂使至”,即多尔衮这天接到了吴三桂的《请兵入关函》。就是在不到二十天的时间内,吴三桂连续向外发出了他一生中至关重要的三个文书。第一个,是向大顺翻脸后,当即给他父亲吴襄的一封《父子绝情书》。紧接着,他向关内散发了大量的《讨贼书》,其中心内容就是为了给大明皇帝崇祯复仇。这两封文件都是为了与李自成翻脸而制造舆论所用。至于后人评说,吴三桂是因“红颜一怒”而不惜与大顺对着干,这是后话。这第三封文书,是直接以及其机密的形式秘密传送给与他多年征战在宁远和三海关之间的死敌多尔衮的。文章共分三段,第一段,无非是我以前之所以与你为敌,确实是因为身负皇命,不得已而为之。但在于你的多年交战中,我非常仰慕你的威望“王之威望,素所深慕”等等,总之,是为了套近乎。第二段,着重叙述了我当下的敌人绝不是你大清,更不是你多尔衮,而是“流寇逆犯天阙,”“贼首僭称尊号”。紧接着,也是最为重要的是第三段。现将部分摘录如下:

    “三桂受国厚恩,悯斯民之罹难,拒守边关,欲兴师问罪,以慰人心,奈京东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

    夫锄暴剪恶,大顺也;拯顺扶颠,大义也;出民水火,大仁也;兴灭绝继,大名也;取威定霸,大功也。况流寇所聚金帛女子,不可胜数,义兵一至,皆为王有,此又大利也。

    王以盖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会,诚难再得之时也。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直入中协、西协;三桂自率所部,合兵抵都门,灭贼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则我朝之报北朝者,岂惟财帛?将裂地以酬,不敢食言。”

    从以上文字中可看得出,吴三桂向多尔衮请兵,仅作权宜之计。按照他自己的打算,即使你大清帮我灭了流贼李自成,最坏的结果只不过是“裂地以酬”。但世界上的有些事情,都是以一个错误的开始,最后必然导致一个错误的结局。正式由于他的请兵,使得当时中国历史面貌出现了一个直转弯。也正是由于他的“请兵”,吴三桂在中国历史上成为了最铁杆的“汉奸”。

    虽然在大明与清廷四十多年的征战中,有不少将领归顺了清廷,但大多数是在战斗十分激烈和残酷的情况下,或被俘,或为了让老百姓少受苦,而不得已才放下武器的。如洪承畴、祖大寿等皆是大明著名的将领。他们都是在万般无奈之下才不得不归顺清廷。在这个十分复杂多变的历史时期,只有一个人是自愿为清廷效力而且为清朝力鼎中原,贡献出了毕生精力,他就是我们岳阳人民爱戴千年,《岳阳楼记》的作者范仲淹的后裔范文程。这也是后话。

    而吴三桂主动请兵入关,无论其动机还是手段,在当时确实很难分析。很多史学家认为他之所以这样做,纯粹是“冲冠一怒为红颜”。但到最后,陈圆圆在云南日子过的并不好,最后还是出家当了尼姑。倒是一个洋教士“旁观者清”,他对吴三桂有一个比较中肯的分析。这个人就是来自德国的天主教耶稣会神父汤若望。

    汤若望,原名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德国科隆人,出身贵族,早年就读于天主教耶稣会设立的三冕中学,十七岁被保送到了罗马日耳曼学院深造,以三年的时间修满了哲学课程,加入耶稣会为会士,后又经过了五年的学习和实习。在实习期间,受到了早年在中国传教十分成功的利马窦的影响,于1616年请求耶稣会派来中国传教。第二年他升为神父, 1618年从葡萄牙里斯本启程,经历了近十个月的旅程,于1619年7月15日抵达澳门。明天启三年(1623年)才经辗转来到了中国的国都北京城。崇祯三年(1630年),他经当时朝廷著名科学家徐光启的推荐,正式参与钦天监的工作。他除了观察天象和编写历书外,同时,还帮助崇祯皇帝铸造大炮,协助完成京城的防卫工作。清军入关后,孝庄皇太后同样尊称他为“师父”或“长老”。康熙皇帝继位,与他的力荐有着直接关系。当1644年中国大地上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变化,他是历历在目。20世纪初,一名叫魏特的学者,根据汤若望生前遗留下来的书信和回忆录以及临时记录的许多资料,整理成册,后来被翻译成中文,取名为《汤若望传》。以后许多学者研究明清交界的历史,大部分都来自于这本书的记载。在《汤若望传》里,这位神父对吴三桂作了一番评论。文章里说:

    “这个人(吴三桂)的心理,我们无法推究,然而他的军事才能确实毫无疑问的。至于说他对(明朝)皇帝和王朝所表现的不忠、不义和没有爱国心则似乎都是实情。支配着他性灵的主要成分,绝大多数是为了贪图尊荣富贵,其次则是不见得高尚的个人动机。”

    大清军队确实是被吴三桂“请了进来”,问题是,接下来的情况完全出乎吴三桂的预料。四月二十二日黄昏,从一片石到三海关一带,成了鬼蜮之地,显得格外的阴森寒冷。经过了近两天的鏖战,山上山下到处都是战死士兵的尸体和双方混战留下的军器。初更时分,吴三桂和大清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骑着战马,各自带领着“关宁铁骑”和“白旗战士”回转三海关,向距关城五里之遥的多尔衮的军营走来。这时,摄政王多尔衮全副戎装,立于中军帐外,八旗将士整齐排列,遍布整个山城上下,全然肃立,静候两位功臣的到来。当吴三桂和阿济格进入多尔衮的视野之中时,突然,整个山城和军营灯火通明,如同白昼,所有将士一片欢呼之声,响彻山关,久久不息。吴三桂随同阿济格翻身下马,急速向前,以军礼拜见多尔衮。之后,多尔衮携吴三桂进得帐来,自己径直走向中央首座。护军首领赞礼之后,一道宣旨如天雷从空中向吴三桂劈来:“吴三桂听封!”霎时,整个中军帐下哗啦一声跪满了大小将领和随同而来的明朝降将洪承畴等人。吴三桂大脑顿时一片空白。我听谁的“封”?凭何“听封”?我们不是讲好了你多尔衮帮助我灭了流贼之后,以地裂相酬吗?你不是帮我来剿灭流寇为大明皇帝复仇吗?我们难道就不平等了吗?这一切都已经由不得吴三桂多想。因为多尔衮的眼神直射吴三桂,满地的跪臣已如泰山压顶。稍有不慎,他将成为多尔衮刀下的肉泥。如此,他只好跟着跪下。吴三桂的这一跪,彻底地卸下了多尔衮心中多年来的石头和无以言表的压力。他满怀喜悦地宣召谕旨:“封吴三桂为平西王。”接着,以大清皇帝的名义,赏赐平西王玉带、蟒袍、貂裘、鞍马以及代表身份的玲珑伞和武器。从满族建立后金到大清两百多年的时间内,由清朝皇帝直接给汉族将领封为王爵的仅只四人。第一位是智顺王尚可喜(入关后改为平南王),第二位是恭顺王孔有德(入关后改为定南王),第三位是怀顺王耿忠明(入关后改为靖南王),第四位就是当下的平西王吴三桂。

    历史读到这里,不禁使人感慨万分。三海关一战,有人称为“三雄鏖战”,实际上是两个汉族高级首领被一个满族人玩于鼓掌之中。两个王朝相争,却被一个无法预料到的外族王朝平安进入紫禁城。从此,整个中国进入了近四万万人被一个不到几百万人的满人统治了近两百多年的历史。尤其到了慈禧专权的年代,这个王朝将整个中华民族引向了一个无以复加的深渊。

    而吴三桂降大顺后叛大顺,现在降大清,到康熙十三年又叛大清。如果说他先前叛大顺王朝是为了“红颜一怒”,那么,康熙十三年的叛逆,就绝不是为了“红颜一怒”吧。此时,我们再读汤若望对这位出尔反尔人物的评价,恐怕更为真实一些。

    但是,历史就是历史,他是无法更改的。如果说当时按照李自成大顺王朝的轨迹统治中国,那么,中国可能将是一个更加黑暗的朝代。后人要做的仅是以历为鉴,从中吸取教训,使以后的历史变得更好,更开明,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

中国历史上难忘的1644年

(六)

    “生荣死哀”的睿亲王——多尔衮(1

    睿亲王多尔衮虽只有短暂的三十九年生命,但,他却是有着一个非常灿烂辉煌的人生。如果说在中国历史上大清成为了最后一个封建君主王朝的话,那么,还不如说是多尔衮亲手缔造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君主帝国。公元1644年,是大明皇帝朱由检、大顺皇帝李自成和大明平西伯吴三桂等一批枭雄在残酷的窝里斗中,将这位满族英雄推上了历史的巅峰。

    《清史稿》载:“叡忠亲王多尔衮,太祖第十四子。初封贝勒。天聪二年,太祖伐察哈尔多罗特部,破敌于敖穆楞,多尔衮有功,赐号墨尔根代青。” 

    满族建立后金初期,满族贵族的封爵十分简单,“贝勒”等于王爵,其最贵者称为“和硕贝勒”。太宗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皇太极重定制度,“贝勒”位在郡王之下,其次序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当时,这种封爵也颁给蒙古贵族。由于多尔衮是太祖努尔哈赤的第十四个儿子,故其封爵当为“贝勒”。 所谓“天聪二年”即1629年,当时多尔衮才不满18岁,他就能在战场上有了大的作为。于是,皇太极封给了他“墨尔根代青”的极高荣誉。所谓“墨尔根”, 满语为“聪明、智慧”。“代青”,原是蒙古语,意为统兵首领(后来多尔衮汉语称为“睿郡王”、“睿亲王”,“睿”字是“墨尔根”的汉译)。

    后金天聪五年(1631年),皇太极根据战争和形势的变化发展,认定必须要改革朝廷的“集体议事体制”,即原来凡要决定后金重大事件或重大决策,必须经诸王、贝勒、王公、大臣等共同商议,并要全体同意后才能行动。每遇决定重大国策,这些王公贵族在一起,都是大吵大嚷,各说各的,很难形成统一意志。这本是游牧民族的一种“游戏规则”,根本谈不上具备“治国理念”。七月,皇太极召集所有贝勒和大臣们,决定要仿大明朝的国家管理机制,也学会设立吏、户、礼、兵、刑、工等六部。担任这六部首脑的皆是太祖皇帝努尔哈赤的亲生儿子或侄子,且都有着显赫的战功。同时,这些人也都是皇太极的亲兄弟或堂兄弟。

    吏部:墨尔根代青贝勒多尔衮

    户部:贝勒德格类

    礼部:贝勒萨哈廉

    兵部:贝勒岳托

    刑部:贝勒济尔哈朗

    工部:贝勒阿巴泰

    多尔衮在六部之首,这年,他才二十岁。当他二十二岁那年的六月,皇太极向他“诏问征明及朝鲜、察哈尔三者何先?”多尔衮毫不犹豫地回答“宜整顿兵马乘谷熟时,入边围燕京,截其援兵,毁其屯堡,为久驻计,可坐待敝。”可见,他是一个极具野心和有着雄才大略的将军。皇太极虽未完全采纳他的建议,但已经十分器重他了。在以后历次的入明夺关掠城之中,都表现出了他非凡的战争思想和战略思路。25岁那年,即崇德元年(1636年),多尔衮就进封为睿亲王。

    1643年的八月初九日午夜, “和顺聪睿”、“威仪端重”、“用兵如神”的清朝开国皇帝皇太极“无疾坐南榻而崩”。在位十七年,享年五十二岁。这个连国体尚未健全的王朝,其内部对皇位的争夺也是十分激烈的。好在他们还有一个“议事体制”,在关键的时候,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只是,是在多尔衮的操控之下完成的。

    皇太极的驾崩,真正具备可以争夺皇权资格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皇太极的长子豪格,另一个则是在军队中具有很高威望和指挥才能的皇太极异母弟弟睿亲王多尔衮。两人在八旗军队中,各自拥有相当的实力,双方在皇室中也有不少的拥护者。但在谋略和手段方面,豪格远不是多尔衮的对手。多尔衮的杀手锏是与皇太极的妃子孝庄文皇后精彩的联袂运作,再联合皇太极的兄长和硕礼亲王代善以自己不争皇位为代价,而顺利地战胜了豪格。之后,由资格最老的和硕礼亲王代善主持召集诸王、贝勒、贝子、王公及群臣,拥戴由孝庄文皇后所生的年仅六岁的福临继承大统。这个提议,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拥护,也避免了一场皇室内部的硝烟之战。同时,大家一致公议,因新皇帝年龄太小,由太祖皇帝努尔哈赤之侄、皇太极的堂兄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及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共同“辅理国政”。八月二十六日,小皇帝才正式昭告天下登基皇位。

    这年十月,在多尔衮的亲自指挥下,清军顺利地攻占了大明王朝在三海关外的最后一座城市——宁远。从此,整个东北及朝鲜、蒙古和现在俄罗斯远东大片土地尽纳入到了大清王朝的版图。这极大地唤起了多尔衮的权利膨胀欲望。为了独揽大权,在大军宁远之战后,他联合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以辅政王的名义召集诸王、贝勒、贝子及诸王公大臣,以战事紧张,统一号令,理顺国政等诸多名义,废除了“祖宗定制诸王共议国政”的体制,将原来皇太极定下的六部体制完全置于摄政王之下,“六部之首皆为王臣”。这为多尔衮独揽大权又扫除了一个极大的障碍。不久,在面对残酷的战争形势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无论在军事和政治上远不可与多尔衮相较,郑亲王则主动提出,自行退出“辅政”的位置。而睿亲王多尔衮在孝庄皇后的配合下,顺利地晋位为“摄政王”,后来,被顺治皇帝谕封为“皇父摄政王”。这一年,多尔衮不满三十三岁。

    1644年年初,多尔衮还是专心于治理自己的政敌,以巩固自己的权利。《清史稿》载“固山额真阿洛会等讦肃亲王豪格怨望,集议,削爵……”这里说的是皇太极之长子肃亲王豪格被部下“出首”即出卖,或者叫告阴状,即说“因王言词悖妄,力谏不从,恐其乱政,特讦(揭发别人的阴私)告于睿亲王、郑亲王。”所谓的“集议”,是摄政王召集诸王、贝勒、王公及大臣讨论处理此事。最后,因“会鞠俱实”,故决定“遂幽肃亲王”。但后来是“以其罪过多端。岂能悉数姑置不究,逐释之,夺所属七牛录人员,罚银五千两,废为庶人。”本来是对其实施幽禁的,但还未来得及“幽”,却搞成了“废为庶人”。从一个手握军权,且可直奔皇位的天下老大的王爷,一下子因其下属阴告,而废为普通老百姓,既不杀你,也不关你,让你活着毫无意义,其手段确实老到辛辣。整治得了豪格,还有谁不敢从?

    从此,多尔衮就可静下心来专门对付大明的江山了。只是当时不可能有现在这样的通讯条件,整个大明王朝已经被李自成搞得锅底朝了天,身处远东的清廷还没摸清头脑。直到1644年的正月二十六日,居住在鄂尔多斯草原上的一些牧民了解了内陆的关于李自成的情况,向清廷报告之后,才使得多尔衮万分惊讶。虽然当时的情况不是十分完整,但至少他明白了,原来连清廷都看不上眼的“流民”,现在已经发展到了百万之众,而且在不到一年的时间,这股力量已经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关内的形势确实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独揽大权身为摄政王的多尔衮不敢迟钝,得到这个消息后,于正月二十六日给“流寇”之诸帅写了一封目的明确但语气和缓和低调的信,让正白旗属下一个名叫迟起龙的中级军官,兼程绕道内蒙古草原向陕西方向“流寇”诸首领送去,而且,信的起头没有专属称呼,只以“诸帅”称谓。因为,当时多尔衮还不知道“流寇”的首领是谁。其信的主要内容如下:

    诸帅:

    朕与公等,山河远隔,但闻战胜攻取之名,不能悉知称号,故书中不及,幸毋以此而介意也。兹者致书,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区宇,富贵共之。不知尊意何如耳?惟速驰书使倾怀以告,是诚之愿也。

                                  顺治元年正月二十六日

 

    送书人迟起龙紧赶慢赶,在路上也花了一个月的时间。也就是说,他直到这一年的三月初三才赶到陕西榆林城,想找所谓的“诸帅”。而这时的大顺军队已经兵临京城之下,迟起龙只好将这封重要的信件交给了当时驻守榆林的守军将领一个叫王良智的人。这个王良智本是个农民出生,不是读书人,更不懂政治。他接到这封信后,看到信封的封口上钤印了两颗“皇帝之宝”印章,觉得好奇。他看信封上面写的是“诸帅”收启,于是就拆开了信封,请人念了一遍。于是他就请人当即回了一封信,至于回信的内容,至今在所有的历史文档中查不到。只知道,他将多尔衮的信又退了回去,并对迟起龙说:好!我知道了,请你回去。我会将你们送过来的信中的内容奏明主上的。迟起龙只得无功而还,但他还是很有收获。三月二十九日,他快马加鞭赶回到了盛京(现沈阳),直接面告多尔衮,将一路上看到和听到的情况告之了摄政王。这时,多尔衮才完全明白了整个事件的基本情况,知道自陕西至北京全部已经被李自成的大顺军队所占领,大明崇祯皇帝已经于三月十九日自缢于紫禁城内的煤山之上。

    事情发展得太突然,太不可思议了。多尔衮感到震惊、愤怒、焦躁。几十年来,后金军队与大明王朝征战无数,死伤无数。自皇太极登基改国号“后金”为“大清”之后,大清的军队多次曾兵临北京城下,弟子死亡数以万计但都无法攻下。现在突然间冒出了一个大顺王朝,毫不费力地占领了京城,那大清挺进中原的野心岂不成了泡影?他怎么也不甘心。但多尔衮确实是一位具备大战略家气质的统帅。冷静之后,他想起了一个人。只有此人方可为大清的将来道路指出一条方向。这个人就是现在清廷内身居“内院大学士”的范文程。

中国历史上难忘的1644年

(七)

    “生荣死哀”的睿亲王——多尔衮(2)

    据《清史稿》载:“范文程,字献斗,宋观文殿大学士高平公纯仁十七世孙也。其先世,明初自江西谪沈阳,遂为沈阳人,居抚顺所。曾祖璁,(明)正德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文程少好读书,颖敏沉毅,与其兄文采并为沈阳县学生员。天命三年(1618年),太祖既下抚顺,文程、文采皆谒太祖。太祖伟文程,与语,器之,知为璁曾孙,顾谓诸贝勒曰:‘此名臣后也,善遇之!’上乏明,取沈阳,度三岔攻西平,下广宁,文程皆在行间。”

    这段文字所记述的内容主要说明了一下几点:

    一、范文程是北宋庆历年间内阁大学士、《岳阳楼记》的作者范仲淹的嫡亲后裔。

    二、他与其兄是主动来到后金幕府,心肝情愿地为以后的大清朝贡献毕身心血的。也就是说,他是大明朝汉族知识分子率先归顺后金的第一人,而且也是在整个后金王朝政府机构中十分具有战略眼光和敏锐思想的第一人,当时他才二十一岁。

    三、他到后金以后,在与大明王朝的几次重大战役中,都是直接参与者和重要参谋者。其实,在整个后金的朝廷建设以及皇太极改后金为大清国号都是他提出的。

    更重要的是,他为了将一个游牧民族纯粹的军事集团如何改造成一个具有强大的政治集团和建立国体、国制等十分重大的问题,为太祖、皇太极及后来的顺治皇帝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建国方略和政治思路。太祖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对他倍加赏识和高度重视。在皇太极时期,本应由太宗皇帝亲自处理的许多重大事件,皇太极都交给范文程直接处理,而且还不许其他人过问。《清史稿》载:“崇德元年,改文馆为内三院,以文程为内秘书院大学士,进世职二等甲喇章京。......上重文程,每议政,必曰:‘范章京知否?’脱有未当,曰:‘何不与范章京议之?’众曰:‘范亦云尔。’上辄署可。”即使范文程在病期间,凡有重大决策,皇太极皆要等范文程病好或直接到养病的处所与他商议之后,再做决定。凡由宫廷出示的重大文件,皇太极都是先由范文程把关后,再自己看,后来,连看都不看了,全部交由范文程直接处理。范文程是历时后金到大清三朝(太祖、太宗、世祖)的元老,又是汉族知识分子中地位最高者。同时,他还是大清王朝努尔哈赤、皇太极两代皇帝和文武百官都对其非常尊重的“国师”。

    对于这样一个重量级的人物,本应一直在多尔衮身旁直接为其出谋划策的,但为什么多尔衮到现在才想起来去请教他呢?

    原来,在1633年八月,皇太极无疾而终之后,几乎全体清廷贝勒、王公大臣都沉浸在悲痛之中,并且为了继承人在进行十分激烈的地下斗争。到了十月份,多尔衮的亲弟弟,豫郡王多铎却十分不识世事,竟然打起了大学士范文程夫人的主意,并对其予以奸污,这下就创出了大祸,整个廷内哗然。范大人虽身为汉人,但也是朝廷重臣,而且还是当前不可或缺的重要思想家、战略家和政治家。他气愤之极,然又无法从何发泄,只好一气之下躲到了盛京(沈阳)附近的盖州汤泉温泉“养病”去了。这下真难住了摄政王多尔衮。一个是国家栋梁和重臣,一个是自己的亲弟弟和战功盖世的英豪。但这种桃色事件又太出格了,不处理弄得不好将毁了整个王朝的前途。处理重了吧,自己于心不忍。处理不重,又不能服众。当时,摄政王多尔衮主持了一个由诸王、贝勒、大臣集体参加的研讨会,讨论对其进行处罚的办法。据《清实录》载:

    “豫郡王多铎谋夺大学士范文程妻,事发,下诸王、贝勒、大臣鞠讯,得状。多铎罚银一千两,并夺十五牛录。肃亲王豪格坐知不发,罚银三千两。”

    在当时经济十分不发达的游牧区,一千两银子也是够重的。豪格因知情不报,罚得更重。但这些对多铎和豪格都并无大碍,关键是“夺十五牛录”。努尔哈赤在建立后金国时,创立了八旗制度。规定每三百人编为“一牛录”,其首领称为“牛录额真”,又称其为“牛录章京”。五个牛录为一个“甲喇”,其首领称为“甲喇额真”或“甲喇章京”。五个“甲喇”为一个“固山”,也就是一“旗”。其首领称为“固山额真”或“梅勒章京”。他是管理本旗的军事、刑罚、财政等最高统领。所谓“八旗”就是以黄、白、兰、红、鑲黄、鑲白、鑲兰、鑲红等八个不同颜色旗帜组成的八个“固山”。按后金当时的建制,一“固山”共有士兵七千五百人左右。努尔哈赤当时将各旗的首领分派给诸王、贝勒甚至由皇帝本人担任。当年,努尔哈赤分给儿子多尔衮、多铎的“牛录”不过就是十五而已,因为他自己也就只留下了十五牛录。现在,“夺多铎十五牛录”,即剥夺他四千五百人,近一“旗”的军事力量一半还多,这样的处分应该是够重的了。仅从这件事的处理上来看,当时无论是摄政王多尔衮还是其他诸王、贝勒等朝廷大臣,对范文程都是非常看重和尊重的。

    多尔衮面对中原突变的情况,确实很难判断和行动。处理好了多铎,老范也就平了心。于是,他即刻派专人到盖州,传达摄政王的谕旨,请他“即刻回(盛)京,共商大事。”老范明确了摄政王请他回沈阳的真正意图之后,他根据自己所了到的情况,从高度的政治视野,将大明王朝、大顺新政以及清廷未来的命运,进行了认真的分析,最后,给摄政王多尔衮写了一篇“说帖”。后人将这篇“说帖”与三国时诸葛亮的《隆中对》齐相赞誉。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这篇文章确实成为了清廷入关、定鼎中原及建立两百六十八年大清帝国的最高战略指导方针和战略思路。他尤其对一个小小的女真族从蒙昧时期走向后来的顺治、康熙、雍正、乾隆近一百三十年的中华鼎盛,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也因为这篇文章,将多尔衮推到了历史和权力的巅峰。现将这篇“说帖”全文转载如下:

    “乃者有明,流寇踞于西土,水陆诸寇环于南服,兵民煽乱于北陲,我师夑伐于东鄙,四面受敌,其君若臣,安能相保耶?顾虽天数使然,良由我先皇帝忧勤肇造,诸王大臣只承先帝成业,夹辅冲主,忠孝格于苍穹,上帝潜为启佑,此正摄政诸王建功立业之会也。

    窃惟成丕业以垂休万奕者此时,失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亦此时。何以言之?中原百姓蹇罹丧乱,荼苦已极,黔首无依,思择令主,以图乐业。虽间有一二婴城负固者,不过自为家计,非为君效死也。是则,明之受病种种,已不可治,河北一带,定属他人,其土地人民,不患不得,患得而不为我有耳。

    盖明之劲敌,惟在我国,而流寇复蹂躏中原,正如秦失鹿,楚汉逐之。我国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

    为今之计,我当任贤以抚众,使近悦远来,蠢兹流孽,亦将进而臣属于我。彼明之君,知我规模非复往昔,言归于好,亦未可知。倘不此之务,是徒劳我国之力,反为流寇驱民也。夫举已成之局而置后,后乃与流寇争,非长策矣。

    曩者弃遵化、屠永平,两经深入而返,彼地官民,必以我无大志,纵来归附,未必抚恤,因怀携贰,盖有之矣。然而有已服者,有未服宜抚者,是当严申纪律,秋毫勿犯。复宣谕以昔日不守内陆之由,及今进中原之意。而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其贤能,恤其无告,将见密迩者缓缉,逖听者风声,自翕然而向顺矣。

    夫如是,则大河以北可传檄而定也。河北一定,可令各城官吏,移其妻子,避患于我军,因以为质。又拔其德誉素著者,置之班行,俾各朝夕献纳,以资辅翼。王于议论中,择善酌行,则闻可广见,而政事有时措之宜矣。

    此行或直趋燕京,或相机攻取。要当于入边之后,山海长城以西,择一坚城,顿兵而守,以为门户,我师往来,斯为甚便。

    惟摄政王察之。

    文章开始就分析了大明王朝当下的处境,并反复说明,现在夺取中原是极好的机遇,这大好的天时不可失去。接下来,就讲明了河北一带必属他人,要夺取中原,则先取河北。而且,河北的老百姓受苦太久,“黔首无依,思择令主”,现在不取,更待何时?

    后面的内容就看出老范的功底了。他分析,清廷虽与明争天下,实际是与流寇争天下。当时,他虽然不知道大顺已经夺取了大明的江山,但凭他的睿智能分析出,大明必将亡于流寇之手,今后清廷必将是同流寇争夺天下了。而原来后金乃至清廷四次进入中原一带,都是以掠夺财物甚至是屠城为主,抢了就跑,实在与流寇无异,何以服众?现在,如果要真正入主中原,则就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任贤”“抚众”,成为“仁义之师”。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严申纪律,秋毫勿犯”。在政治上,要做到“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其贤能,恤其无告”。只有做到了这样,才能顺民心,服民众,才能得到老百姓的拥护。这些思想和战略思路对于一个游牧民族的军事集团,对于一个还没有健全的国家机制,确实提出了一个重大战略方针,对于清廷入主中原是一个重大的转折。

    如果清廷进入中原还是以原来游牧民族的习性对待中原百姓,那对中原人民来说,将是一场绝大的灾难。我们今天之所以说多尔衮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就在于他将范文程的这篇“说帖”全盘接受,并且在以后的一百多年内清朝三代皇帝基本按此方略执行。之所以说范文程是伟大的思想家,虽然他是以清廷的内阁大学士为大清指明了一条十分灿烂的道路,但他更是以一个汉人的身份,指出了女真族的本性,唯恐中原的老百姓遭受更大的灾难。紧接着,他与多尔衮进行了一次极为重要的对话。《清史稿》载:

        “文程曰:闯寇涂炭中原,戕厥君后,此必讨之贼也。虽拥众百万,横行无惮,其败道有三:逼殒其主,天怒矣;刑辱搢绅,拷劫财货,士忿矣;掠人资,淫人妇,火人庐舍,民恨亦。备此三败,行之以骄,可一战破也。我国上下同心,兵甲选练,声罪以临之,恤其士夫,拯其黎庶。兵以义动,何功不成?......好生者天之德也,固未有嗜杀而得天下者。国家止欲帝关东则已,若将统一区夏,非乂安百姓不可。”第二天,他“赴军中草檄,谕明(朝)(官)吏民言:‘义师为尔复君父仇,非杀尔百姓,今所诛者,惟闯贼。吏来归,复其位;民来归,复其业。师行以律,必不汝害。’”这样,就为摄政王的伐明,奠定了理论基础和行动纲领。

    四月初七,多尔衮代替顺治小皇帝统帅三军伐明。依照多尔衮的想法,当下,大明应该在三海关一带布下了严密的防卫力量。

    四月十三日,大军才来到辽河一带。这时,多尔衮真正了解到了李自成确实进入北京,崇祯皇帝确实已经自杀的消息。也就是说,中原已经大乱,清军下一步应该向何处进兵?这就涉及到了战争的战役问题了。这个时候,又一位关键性的人出场了。他就是大明原“三边总督”洪承畴。

中国历史上难忘的1644年

(八)

 

    “生荣死哀”的睿亲王——多尔衮(3)

    据《清史稿》载:“洪承畴,字亨九,福建安南人。明万历四十四年进士。累迁陕西布政使参政。崇祯初,流贼大起,明壮烈帝(崇祯皇帝)以承畴能军,迁延绥巡抚、陕西三边总督,屡击斩贼渠,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督河南、山、陕、川、湖军务。”在后来的剿灭流寇的战争中,他可以说是战功卓著。而且,李自成听到他的名字就感到恐怖。1641年,皇太极伐明,崇祯皇帝命他率十三万精兵,总督辽东军务,以抗击清廷的攻击,以解锦州、松山之危。战争从1641年六月,打到第二年的二月,十三万精兵只乘下不到六千人,他和留下来的将士被皇太极围在松山城内,准备还进行殊死的抵抗。二月二十一日,肃亲王豪格一举攻下松山城,将大明主帅洪承畴俘虏。崇祯皇帝当时闻洪承畴已经战死,感到十分悲伤,特在京城郊外亲自为其举行祭祀。表示对为国死难忠臣的追悼。后来,听说洪承畴投降了清廷,故只得作罢。当时,豪格将所有被俘将领移送到盛京。皇太极则将其余等等一一杀害,惟有将洪承畴留下并予以最高的待遇款待他,诸王及贝勒不解,曰:“上欲待承畴之重也?”皇太极笑着对诸王、贝勒说:“吾曹栉风沐雨数十年,将欲为何?”诸王、贝勒皆曰:“欲得中原耳。”上笑曰:“喻诸行者,吾等皆瞽者(盲人)。今获一导者,吾得不乐?”于是通过范文程乃至皇太极自己等人对其做细致的思想工作,使其受到了感化。还有的野史资料非常详细地描述了,最后是由皇太极的爱妃布木布泰,即顺治皇帝的母亲孝庄皇太后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深夜,持一碗燕窝汤专程到关押洪承畴的监狱看望他,并劝其归降,一下使洪承畴心地开朗,欣然接受归顺清廷。反正,洪承畴的归顺充满了戏剧性。但也给清廷夺取中原无疑增加了强大的力量。更重要的是,皇太极对人才的渴望之极和对人才的尊重也是中国历史上很难得一见的。我们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及多尔衮对待范文程的态度就可见一斑。最使洪承畴感到慰藉的是他第一次觐见皇太极的一段对话。从此,就立志死心塌地地跟着清廷。

    他归顺之后,皇太极第一次召他入朝进殿。“上(皇帝)命(洪承畴)上坐,赐茶。”

    然后,皇太极问洪承畴:“你们的皇帝很有意思。向你这样为国死战的国家重臣被俘,朝廷怎么置若罔闻呢?”

    将帅在外为国家效命死战,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不幸被俘虏了,朝廷不但不理解,还必须将所归降人的妻子和全家予以杀戮,或者充当奴隶。这是你们国家原来就有的老规矩,还是新规定?”

    洪承畴回答说:“这是新规定。主要是朝廷里那些在皇帝身旁的官吏,为了讨好皇上,为皇上出的叟主意。”

    皇太极仰望着宫殿的天花板,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沉重地说:

    “哎!这真是君昏臣蔽呀!这样下去,该要冤枉杀死多少忠良之臣啊!将帅在战场上拼命杀敌,确实因为力战被俘,说明他们已经很不错了,这不能责怪他们啊。充其量只不过将其家里一部分财产赎其过失而已,为什么还要追究他们家人的罪过呢?这样该有多少无辜之人受到残害呀!”

    洪承畴听到这里,忙从座椅上滚下来,就地叩拜,满脸垂泪,失声痛哭地说:“您的圣谕,就是真正的至仁之言啊!”

    从此,洪承畴就一直呆在皇太极身边。虽然皇太极没有立即给予他很高的爵位,但对他是十分看重的。尤其是对战役方面,总是征求他的意见后再作决定。

    实际上,当年清廷入主北京后,多尔衮即刻命洪承畴以“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的身份,同内院官佐理朝廷机务。顺治二年,即大清进入北京城后的第二年,他就被授予“招抚江南总督军务大学士”。顺治十年,又授予他“经略大学士”。康熙即位以后,授予他“三等阿达哈哈番世职”。康熙四年二月,卒。他的儿子洪文钦,于顺治十二年进士,官至太常寺少卿。

    现在,我们再来看在多尔衮遇到了难处的关键时刻,这位关键人物给出的关键高招。当时,多尔衮在这样的大变局中,他确实很难把握局面,尤其是在整体上,他对中原的情况确实不熟悉。这时,他想起他父亲在接纳洪承畴时说过:“喻诸行者,吾等皆瞽者。今获一导者,吾得不乐?”这段话,顿时想到,现在必须要征求洪承畴的想法和战役思路,更何况他一直跟着这位摄政王的鞍前马后。于是,他急召洪承畴进帐,向洪承畴问明白,现在中原究竟是什么回事?我们现在究竟应该怎么办?

    前面已述,李自成在陕西起事期间,被洪承畴打得很惨,而洪承畴对流寇的战术又十分清楚。这下,摄政王多尔衮确实问对了人。

    洪承畴首先给了多尔衮一颗定心丸,即曰:“我兵之强,天下无敌,将帅同心,部伍整肃,流寇可一战而除,宇内可计日而定矣。”因为这时多尔衮只知道大顺王朝进入北京其军队已达百万之众,以清廷十万之军,是无法与其抗衡的。这下,多尔衮心中至少有了必胜的信心。

    第二,洪承畴提出了与范文程一致的思路。他要多尔衮改变多年来清廷在中原老百姓心中的形象,进入中原之后,不得杀害老百姓,不得掠夺财产,不得焚烧庐舍。即使遇到了反抗,攻城之后,也不得杀害无辜,只处置少量十分顽固的官吏。军队一定要做到严明纪律,秋毫勿犯。

    第三,洪承畴明确提出了这次进入中原的指导思想,即绝不可以言“伐明”,此行应该以“特扫除乱贼,期于灭贼”为口号,只有这样,才能争取赢得关内老百姓的民心。

    第四,他根据流寇的人员组成及一贯作风和思想,认为李自成一伙绝无创建一个国家的政治纲领和方略,也没像样的领袖人物。如今即已占领北京城,当我军一旦进攻,则“不致死守,必劫掠府库,焚毁宫殿,向西遁逃。”那时,整个北京城将会让他们搞得一片狼藉,最后变成一片火海。而整个女真族的本性也是以掠夺财物为根本,现在,眼见到手的鸭子快飞了,多尔衮心中更加激烈。他追问,如何以最快的速度和最适宜的战术战胜流寇,直接赶到北京城下。

    洪承畴根据多年与李自成交战的经验,在战术方面和盘托出对付李自成的方法。他对多尔衮说:原来大明驻守边关的将领和士兵大多是老弱之兵,朝廷也无好马给边关将士。所以,清军凡与明军作战,大多数的时候都是清军占主动,一战必胜。现在,“流寇十余年来用兵已久,虽不能与大军(清军)相据,亦未可以昔日汉军(大明军队)轻视也。”那么,现在对付流寇的最好方法是:“今恐贼遣精锐,伏于山谷,以步兵扼路,我国骑兵不能履险。宜于骑兵内选作步兵,从高处觇其埋伏,俾步兵在前,骑兵在后,比及入边,则步兵皆骑兵也,孰能御之!若沿边仍空虚,则接踵而进,不劳余力。”可以说,洪承畴的这番话,与范文程的那篇“说帖”,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些,对于多尔衮指导当下的这场战争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但多尔衮还是十分的谨慎,以每天三十里的路程,缓缓地向山海关的方向移动。他的想法还是边走边看,不敢贸然盲目前进。

    四月十五日,军队离开盛京十天,才到达一个叫“翁后”的地方。也就是这一天,出现了连范文程、洪承畴即多尔衮想都不敢想的事件发生了,这就是大明山海关守关守关将领吴三桂给多尔衮送来了一封请清军入关的“请柬”。这时,无论是多尔衮,还是范文程、洪承畴都不知道,吴三桂是先归顺了大顺,后因陈圆圆之辱,已经怒火中烧,才开始反大顺。他们更不知道,李自成已于四月十三日率五十万大军向山海关挺进,准备一举消灭吴三桂。

    多尔衮收到吴三桂的“请柬”,倒是痛苦地琢磨了整个一晚。是吴三桂真有其意?这好像不合常理,因为吴三桂仅与多尔衮在东北战场上就打了多年的交道,双方都损失惨重。现在,吴三桂凭什么无缘无故地“请”我大清军队直入这个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关口?是李自成的阴谋?以吴三桂为诱饵,引诱我军赴山海关,实际上将他的军队直扑辽东,以捣毁我的根据地?这事搁在任何人身上,都会有许多的想法。尤其是当时信息十分不通,双方陈兵几十万,箭在弦上的时候,谁都不会向好的方向着想,天底下哪有真从天上掉下馅饼的事呢?

    直到第二天,多尔衮凭借着个人的智慧和胆略,认定吴三桂不会在这个时候跟自己耍小聪明。即使吴三桂做的是假戏,我也要将假戏当真戏来做。于是,他按照范文程、洪承畴的战略战术思想,立即整理了自己的思路,给吴三桂回了一封信。信中,基本上是根据范文程的思想和路线,向吴三桂阐明了这次大清军队是为了救民于水火,为了给大明皇帝复仇,才“率仁义之师,沉舟破釜,期必灭贼”。同时,他为了弄清事件的真伪,他即刻派遣了自己的心腹,直赴吴三桂的军营探明真像。

    四月二十日,军队来到一个叫连山的地方,多尔衮又接到了吴三桂第二次派人送来的加急文书,请求多尔衮即刻进军山海关,否则,恐怕来不及了。多尔衮派出去的人也回来向他讲述了现三海关目前的真实现状:李自成已经与吴三桂的军队鏖战了几天,吴三桂几乎难以招架,这次,确实是吴三桂“请”清军入关共同战胜大顺军队,以夺取中原。这时,多尔衮再无犹豫的余地,他想,如果山海关真正被李自成夺取,清军再入关掠夺中原恐怕就不容易了。于是,他命令十万骑兵部队以二百里的速度向山海关挺进。

    二十一日黄昏,部队赶到山海关下的欢喜岭,已经隐隐听到关内隆隆的炮声和双方战斗的厮杀声。他命十万军队不得懈怠,稍作休息,准备参加战斗。

    至于第二天清军联合吴三桂的关宁铁军如何一举击败李自成的五十万大军,就不再述了。

    总之,这场战争,使短命的大顺王朝彻底地崩溃,大明的平西伯在十万分无奈的情况之下,不得不归顺了大清王朝,成为了大清的“平西王”。再后来,就是大清的小皇帝顺治顺利地进入紫禁城,坐上了皇帝的宝座。

    然而,这一切却让摄政王多尔衮越来越走到了他人生的尽头。天下平定之后,多尔衮的权利欲望得到了极大的膨胀。那些曾经多年与他共患难同生死的亲王、贝勒们,大多在他的喜怒之间被罢免或闲置起来。他逼死自己的亲侄儿、肃亲王豪格,并将豪格的妻子纳为自己的妃子。他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且毫不顾忌皇权的威力。他将顺治小皇帝毫不放在眼里,多次戏弄或胁迫皇权。到了他生命的极限之时,他竟然产生了篡夺皇位的野心。正当他权倾天下,得意之时,于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九日,他突然因“风疾”死于他自己的夏宫喀喇城中,享年三十九岁。大清朝廷顺利进入北京城才六年,这位威及一时的“父皇”、摄政王就突然离开了人世。多尔衮的猝死,惊动了整个朝野。顺治皇帝下哀诏,谕旨全国臣民易服举丧。

    十二月十三日,多尔衮的灵车返抵北京城时,小皇帝亲率诸王、贝勒及文武百官“易缟服出迎于东直门五里外,上(皇帝)亲奠爵,大恸。各官伏道左举哀。由东直门之玉河桥,四品一下官员俱于道旁跪哭。至王第公主、福晋一下文武官命妇,俱缟服于大门内跪哭。是夜,诸王、贝勒以下及各官,俱守丧。同时,皇帝钦颁诏,追赠摄政王多尔衮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夫妻同附庙享。”皇帝还向全国谕旨,国丧日二十七日,官民人等一律戴孝,京城禁止屠宰十三日,全国音乐、嫁娶,官员百日之内不许,民间一月不许。这应该是清廷入关乃至在辽东时都没有过的最高哀悼形式,也是小皇帝对这位摄政王的最高肯定和志诚之心。这一切也似乎顺理成章,似乎完全体现了顺治小皇帝对“父皇”的极高尊重和深厚的怀念之情。

    然而,就在全国为其举行“国丧”之时,年方十三岁的小皇帝却派人将睿亲王多尔衮家中的所有“信符”即往来的公文和私人信件全部收入内库。六天以后,他命议政大臣们“会议”(研究)如何处理正白旗旗主、英亲王、多尔衮的兄长阿济格的罪罚。看来,顺治皇帝是准备要对这位“皇父”进行彻底地“清算”了。

    顺治八年(1650年)正月十二日,即多尔衮死后刚一个月,小皇帝正式对外宣布开始亲政。

    二月十九日,顺治皇帝以“逆谋果真,神人共愤”为由,公布了摄政王多尔衮的九条罪状,而且条条都是灭九族之大罪。看来,这位小皇帝是经过了精心的准备和长期的酝酿。最后,是将其尸骨从坟墓里挖出来彻底焚尸,将其骨灰撒向各方。小皇帝还将原来所有封给他的封号全部夺回。更为残酷的是还将原来追随他的将领和百官基本予以处斩或罢免。株连之广,史所罕见。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为争夺宫廷政治权利的残酷斗争。

      应该说,多尔衮在清廷入主中原之初,确实是为了整个满族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的。同时,也为整个中原地区早期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宁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但是,在他入关之后的几年内,他确实将女真族的本性基本暴露无遗,反过来又自己破坏了他原有的初衷。他放弃了范文程、洪承畴等人在入关之初提出的衷告,对汉民族采取极端高压政策,杀戮无数,致使整个清朝从开始到末尾都充满了其他民族极力反清的情节。他不顾刚获得胜利时基础未稳,还需大力对老百姓做“抚恤”和安宁的工作,却大张旗鼓地为自己新修“夏宫”,终日沉湎在声色犬马之中,致使自己耗费了全部的精力。同时,也给刚进入中原的新政权投下了难以磨灭的龌龊阴影。如果真正由这位摄政王来亲临皇位,恐怕中国的历史又要从新改写了。

    但,顺治皇帝对他死后的鞭挞和惩罚,既是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更是宫廷权利斗争的结果。顺治皇帝对多尔衮的这场斗争,确实在当时极大地稳定了十分脆弱的清廷统治。

    直到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高宗皇帝才为这位为满清建国的奠基人予以彻底平反。但,此时已经离多尔衮暴尸杨灰达128年了。

    无论怎么说,多尔衮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是一颗闪亮的明星。

    而中国历史上的1644年,给后人留下的精神财富是极其丰富多彩的。这一年在这个大舞台上轮换上演的历史人物之多,之奇,之趣,也令后人有着无尽的遐想。

    何处桃源话避秦,

    伤时泪洒欲沾巾;

    黄莺啼断辽西梦,

    赤骥飞驰冀北尘;

    万里风云趋海甸,

    千年烽燧警后人;

    城头怕听悲笳起,

    月黯关山鬼火新。

                                       2009年8月1日 于南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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