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Capitalism from Below: Market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China（by Victor Nee and Sonja Opp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431pp. $45.00 cloth. ISBN: 9780674050204.）一书，对过去30年中国蓬勃发展的私营制造业的增长情况进行了极具创造性和说服力的分析。20世纪80年代初，私营企业还只是局限于小型家族企业的边缘角色，目前约占国民产出和就业的70%。维克多·尼(Victor Nee)和索尼娅·奥珀(Sonja Opper)发现，对这种演变的现有解释是片面的，因为这种视角过于专注于政治领域内的演变。 这是社论前沿第S1140次推送 微信号：shelunqianyan 1 作者用另一种微观分析视角，专注于制度建设的草根内生过程，即创业家在产品和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的背景下，建立网络，发展信任。这些反过来又改变了政府的选择，为制定支持规章和法律创造了压力。Nee和Opper并不质疑国家的重要作用，但他们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即任何对中国民营企业的出现和增长的描述，如果忽视了这些微观层面的进步，都将是片面的、不完整的。
过去30年有关中国经济发展的文献，一直以对国家及其各级政府机构的分析为主。然而，这一理论并不是建立在国家必须首先创造明确和可执行的产权和规章制度，以便使市场经济繁荣的前提下的。相反，对国家行为者的关注是出于同样的困惑，这也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如果没有经济理论某些分支所强调的私营企业的明确和可执行的产权，一个繁荣的市场经济怎么可能实现呢?最常见的方法，主要由政治学家采用，也许更准确地描述为“政治经济学”，而不是“以国家为中心”。 2 政治经济学文献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中国市场改革初期。与Nee和Opper一样，它也强调“自下而上”的市场经济建设，尽管它经常强调基层政府官员的行为——在村庄、乡镇、城市——而不是中央政府设计的正式机构。政治经济学文献本质上力求将基层官员视为地方经济中的重要角色，并试图解释驱动他们行为的激励约束，而在许多方面，这种约束在以前是没有预料到的。为什么地方官员没有有效地阻止小型私营企业，并阻止其规模和范围的扩大，特别是因为他们有能力这样做?为什么地方官员从容忍转变为积极促进地方私营企业的进入和投资?为什么在市场改革的早期，地方官员积极投资和推动由村、乡、县政府拥有和经营的面向市场的小型企业(农村“乡镇企业”)?后来，他们为什么要对他们所建立的部门进行广泛的私有化呢?
第二种解释是宏观经济视角下的市场竞争对中央计划经济的影响，作者没有直接提到这一点。国有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统性地过度投资于生产者而非消费品，这种失衡在市场转型之初就创造了一个巨大的、服务不足的市场。现有的国有企业不能对这种被压抑的需求作出充分的反应——消费品工业不发达，生产劣质产品，不能足够迅速地进行重组，以满足消费者对增加品种和改进设计的需求。在制造业部门，这种需求最初是由渴望增加财政收入和就业的地方政府建立的靠近城市的小城镇和农村地区的企业采用的。地方政府企业的产出迅速扩大，削弱了国有企业的利润，而且随着新企业挤入这些市场，给以市场为导向的新地方政府企业的利润带来下行压力。小型政府辖区无力为这些日益亏损的企业解决困难。私有化浪潮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并在未来10年加速。由于地方官员放弃了最初几年的直接参与，并自愿将大部分制造业交给规模大得多的私营企业，这使得国有企业的规模大大缩小，规模也得到了巩固。
3 本书的实证重点是长江三角洲的七个城市，在中国的东部中部沿海地区，包括东南部的江苏省，浙江省，和上海市。这是人均制造业密度最高的沿海地区。另一个是广东省，更靠南，与香港接壤。从保存在当地公司登记册的完整名单中，仔细抽取了700多家私营企业的概率样本。抽样的公司反映了私营部门本身的结构:以消费者为导向的制造业(纺织、汽车零部件、机械制造、制药、电子产品)的小型企业。在抽样的公司中，只有超过9%的公司被归为“大”类(超过300名员工)，而超过50%的公司被归为“小”类(少于100名员工)。 4 虽然作者所称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分析有其局限性，但对制度变迁内生“自下而上”过程的分析也有其局限性。这一分析的范围条件是什么，我们从一个主要是小规模制造业的增长和成熟中获得的变化的理解，将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经济领域某些相关问题的的进一步演变? 本书研究的“自下而上”内生变化过程，与之对应的是明确无误的自上而下、国家主导的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最初占主导地位的大规模国有部门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被缩小规模并进行重组。这造就了占主导地位的企业巨头，其中许多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它们在就业和产出中所占的份额似乎稳定在25%至30%左右。资本密集程度越高，它们在总资产中所占的比重就越高，远高于它们在就业中所占的比重。他们完全受政府控制，他们的最高管理层是公务员制度的一部分。这些行业包括民用航空、电信、重工业、造船、海外航运、银行业、采矿业、能源生产，以及一系列其他战略性行业，这些行业对私人竞争的进入壁垒仍然几乎是禁止的。许多最大的公司实际上是经过改组和转变为现代公司形式的前工业部门。目前还不清楚这本书中探讨的内生化过程将如何适用于这种截然不同的环境。Nee和Opper是否提供了回顾分析，告诉我们如何在竞争性的私营部门和垄断性的大型国有企业部门之间建立平衡?或者，他们是否确定了预示着国家单一职能部门进一步转型的过程?作者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需要重新注意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这提醒我们，变化的内生过程也发生在国家本身的结构中。 文献来源：Andrew G. Walder（2014）.Spontaneous Capitalism: An Entrepreneur-Centered Analysis of Market Transition.American Sociological.Association.Contemporary Sociology, Vol. 43, No. 1 (January 2014), pp. 40-44 文献编译：任美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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