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毓灵：殷墟近十年发掘的收获与思考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考古学于殷墟摇篮中，在李济、梁思永、石璋如、郭宝钧等第一代殷墟考古人精心呵护下，由嫩芽到小苗，由稚嫩到成熟，砥砺前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在郑振香、杨锡璋、刘一曼、唐际根等又一批考古人的浇灌与培育下，殷墟考古与中国考古一样，已长成参天大树。每隔十年，一代又一代从事殷墟考古发掘与研究的考古人都会回望来路，思考前程。《中原文物》作为殷墟研究的重要阵地，以研究为根本，视担当为己任，“纪念殷墟发掘90周年”专栏应运而生。承蒙《中原文物》抬爱，作为长期坚守在殷墟田野发掘第一线的考古人，于此简要回顾一下殷墟近十年发掘的新收获，并对今后的工作提出一点想法。

　　布局始终是殷墟都邑考古的重任，从最初的宫殿区、王陵区等这种点状平面的认知，到如今的立体时空的梳理与构建，对殷墟都邑布局的探究已经取得重要成果。十年前，在宫殿宗庙区以南一公里的刘家庄北地，发现殷墟时期的大型道路系统（图一），开启了殷墟布局研究的新征程。道路是城市的经纬与骨干，是连接不同遗存的纽带与桥梁，甚至是区隔不同遗存的屏障与界线。以道路为线索，是解决布局问题的关键钥匙。2012年始，在洹河以北区域的大司空村东发现大型道路，随之进行了钻探；2017年至今持续的发掘让我们对洹河以北道路走向，道路周边的聚邑都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为今后探索该区域的布局指明了方向。

图一　2010-2011年发掘的刘家庄北地道路（下方为北方）

　　2003年在殷墟西部发现孝民屯大型铸铜作坊之后，又于2006年发现铁三路大型制骨作坊，2008年发现刘家庄北地大型制陶作坊，大大激发了学术界研究殷墟手工业生产的工艺流程、生产技术、组织管理等诸多相关问题的兴趣，并取得了丰硕成果。2015年，在刘家庄北地发现一座埋藏近300块、总重量达3.32吨铅锭的贮藏坑，此贮藏坑东距苗圃北地铸铜作坊约300米，时代为殷墟文化四期晚段。显然，这是铸铜作坊内重要的备料贮藏坑。如此堪称世界第一的铅锭贮藏坑的发现，无疑会极大地促进青铜原料来源、铸铜手工业生产规模等相关问题的研究。

　　为了深入研究铸铜技术、手工业生产及其原料供应等问题，近些年来，实验考古成为解决之道，岳占伟、荆志淳、李志鹏等学者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重要收获。手工业作坊也是都邑布局的核心组成要件。综合分析殷墟历年发现的铸铜、制骨、制玉、制陶等作坊，发现这些作坊相对集中分布在一定区域之内，大体可以分为中、西、南、东四个“工业园区”。中部主要是指小屯宫殿区内发现的铸铜、制玉等作坊遗存；西部有孝民屯铸铜、北辛庄制骨作坊；南部有苗圃北地铸铜、铁三路制骨、刘家庄北地制陶作坊；东部有大司空东南的铸铜、制骨作坊；这些作坊集中分布应该有利于技术的传承与王室管理与控制。

　　许多学者研究认为，殷墟时期基层组织为族邑，单个族邑以血缘为纽带，生产、生活甚至是墓地都相对集中于一处独立的区域范围内，称其为“居葬合一”模式。2009年，在殷墟王裕口南地首次发掘了甲骨贞人族墓地，在殷墟文化二期的M103、殷墟文化三期的M94中均发现有字铭文的青铜礼器，结合甲骨文献可知族正是活动于殷墟二、三期之时的贞人族群之一。这是首次在殷墟发现此特殊人群的家族墓地，对于研究殷墟时期贞人集团的来源、地位提供了最直接的资料。刘一曼先生进一步辨析了殷墟其他墓葬主人为贞人的可能性。由于实行居葬合一的族邑模式，因而在手工业作坊内，不仅能够发现大量与手工业生产相关的遗存、遗物，同时还有大量同时期的墓葬，许多墓葬会随葬与生产相关的工具，显然，墓主生前从事手工业生产。《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周公二次东征后，把众多手工业家族分封给诸侯国。近些年来，在周原遗址手工业作坊区内，也发现较多所谓的“殷遗民”墓葬，应该是被迁徙为周王室服务的殷墟手工业家族。

　　上述的发掘工作均集中分布在所谓的传统殷墟保护区范围内。近些年来，在传统殷墟保护区之外的考古新发现引起了广泛关注，其重要性值得每一位研究者深思。

　　多年考古发掘表明，殷墟遗址越往南埋藏越深，小屯宫殿宗庙区内，殷墟时期的遗存距现今地表约50厘米，但往南2公里左右，遗存距地表就深达2米，再往南甚至会深至3米。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这些被划定在殷墟保护区以外的区域内发现了大量的重要遗迹。孟宪武先生曾梳理了南部区域的重要发现，并大体绘制了殷墟南部区域的范围。2016年，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距小屯宫殿宗庙区以南2.5公里处，发现了一处大型铸造青铜礼器的作坊，出土大量与铸造相关的遗物，其生产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铸造青铜礼器等级之高，均是之前不可想象的。如此众多的新发现，不仅仅是促使研究者重新考虑殷墟都邑的布局、手工业生产等考古学问题，更为殷墟的保护提出了新的挑战。

　　如果说殷墟南区由于地层堆积连续不断，尚可认为是殷墟范围向南扩展，那么2016年，在殷墟东北、直线距离小屯宫殿区10公里的安阳县辛店村西发现的又一处规模空前的青铜礼器铸造作坊，解释其与传统认知的殷墟都邑是何关系，就更具有挑战性。此次发掘共发现商代墓葬40座，灰坑63处，商代房址5处，商代窑址2处，商代道路2条，商代铸铜相关遗迹多处。遗址内出土近千件陶范、磨石、窑壁、炉壁等与铸铜相关的遗迹遗物，“包括一切与铸造青铜器有关的遗迹，如烘范窑、范块阴干坑、疑似大型青铜器铸造工作间、祭祀坑、铸铜遗物废弃坑，以及与铸铜活动相关的房址、灰坑（窖穴）、水井，铸铜工匠的墓地等。还出土了大量与铸造青铜器有关的遗物，其中有陶范……坩埚（将军盔） 残块、熔铜炉壁残块、磨石、铜针形器、骨针。从出土的鼎、簋、觚、爵、斝等青铜礼器的陶范残块来看，这个铸铜作坊与殷墟已发现的铸铜遗址相同，都是当时青铜礼器重要的生产基地”。发掘者认为，诸如此类的殷墟外围大型遗址与殷墟中心文化遗址共同构成了“大殷墟”文化，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邑商”。如此认识无疑为研究殷墟时期的王朝统治模式、军事防卫、青铜礼器的生产与分配等诸多问题打开了新的闸门。目前，该遗址的调查与发掘工作仍在进行之中，遗址的规模还有待进一步确认，与传统殷墟遗址之间有多大距离的间隔，目前尚不可知。但相信辛店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对于殷墟研究来说，将是革命性的。

　　1999年发现、随后进行钻探与发掘的洹北商城是近20年商代考古的最大收获。种种原因，2008年，为纪念殷墟科学发掘80周年发掘二号宫殿之后，洹北商城的考古工作一度陷入停顿。2014年，克服重重困难，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重启洹北商城的调查与发掘工作，首先是确认是否存在于2007年钻探所知的城址西南部同期小城，结果发现原被认为是夯土城墙的遗迹应是两条洹北商城时期的水沟。2015年起，安阳工作队移师至洹北商城遗址内韩王度村东区域，该区域位于洹北商城北宫墙以北约470米处。以前的调查认为这里有规模巨大的夯土建筑，但未进行发掘确认。经过两个季度的发掘最终确认，原被认为是体量最大的单体夯土基址实际是一处水沟。令人惊喜的是，在发掘过程中，意外发现水沟北部有大量与铸铜、制骨相关的遗物。基于作坊遗址的发掘要求，立即调整了发掘方案，以操作链理论为指导，整体揭露同时期与铸铜相关的遗存，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发现了料礓石夯土平台、青铜冶炼与浇铸区、相关废料集中填埋区，甚至是随葬有陶范、刻刀等铸铜工具的工匠家族墓地。（图二）

图二　2017年发掘的洹北商城手工业作坊区内工匠墓地

　　洹北商城铸铜与制骨作坊的发现与发掘，填补了中商时期王室手工业生产的空白，其独特的生产技术，对于进一步认识洹北商城的性质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同时也为研究整个商代铸铜、制骨工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殷墟近十年也是殷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十年，其突出、普遍的价值得到了世界的公认。为了保护这处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各级政府制定了相关的法规、条例、办法，并有多层级的保护单位负责殷墟的安全。近期，殷墟保护工作逐步达到前所未有的力度，相信使殷墟世界文化遗产得到切实保护的同时，也会对殷墟的发掘与研究工作带来深远的影响。

　　殷墟本处于明清时期安阳老城西北五里的农村，清末、民国时期的盗掘活动主要是在小屯宫殿区附近盗掘甲骨，以及在周边村庄范围内盗掘墓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种盗掘行为得到了根本治理。但随之而来的是风起云涌的以安阳钢铁厂（安阳钢铁公司） 为代表的各种企业、市政工程建设。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为了配合当地的基本建设”这样的表述频繁出现在殷墟的发掘报告、简报中。有限的考古力量每年都奔波于各个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发掘工地，而为了解决某一学术问题而进行的主动式、课题型的考古发掘屈指可数。这种状况不仅仅在殷墟存在，在全国的多数都邑遗址中也是常态。当下殷墟的治理与保护工作已取得初步成效，基于目前的大好局面，我们对未来殷墟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提出几点建议：

　　（一）在殷墟保护区内，特别重点保护范围内，严格限定被动式的配合基本建设发掘考古工作。应依照相关规定，经充分论证，制订科学合理的“殷墟考古发掘规划”，有计划、分步骤地开展殷墟主动式发掘，逐步解决殷墟研究的瓶颈问题、关键问题。

　　（二） 针对目前在所谓的殷墟保护区外围诸如任家庄南地铸铜遗址、安阳县辛店铸铜遗址等重要发现，应重点梳理以往的发掘资料，并制订专门的调查、钻探与发掘计划，从而对殷墟的范围（特别是南部区域）、年代、性质进行更为深入的了解，为理解“大邑商”“天邑商”的真实内涵提供充分的材料。

　　（三） 殷墟发掘至今虽已90载，但学术界对于殷墟的宫殿区、王陵区的研究多数还是建立在早年的发掘基础上。结合新的发现与发掘，特别是地形、地貌、路网、水系等重新认识宫殿区与王陵区的范围、内涵、联系成为当务之急。结合洹河北部区域道路的新发现， 从布局的角度，重新探讨、解读殷墟都邑成为必然。

　　（四） 2019年，洹北商城将迎来发现20周年。虽然对洹北商城有了一定的认识，但尚有大量的问题亟待解决，目前对城壕（城墙）、城门、道路、水系均所知甚少，宫城城墙、城门及位置尚待确认，宫城内宫殿建筑形制与布局还有待更进一步揭露，城址以外同时期遗址还需要调查。诸如此类的问题需要在“殷墟考古发掘规划”框架内逐步得到解决。

　　（五） 在大规模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发掘中，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很多重要的遗存在现场不具备精细清理、提取信息的条件，只得套箱搬运出来。这些遗存急需进行实验室考古。同样，结合考古发掘与研究，通过复原试验的方式，深入了解铸铜、制骨、制玉、制陶等多种手工业生产技术，也是未来殷墟工作的重要方向。

　　（六） 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主动性、精细化增强，采用多种科技手段全方面提取信息成为必然。由于殷墟发掘时间长，资料全，可以说目前已知的科技考古方法基本上都在殷墟或多或少地进行过。在未来殷墟发掘工作中，需要科技考古更加深度介入，相关人员走入田野一线，充分地沟通与协作，如此才能真正解决考古学问题，推进殷墟研究走向深入。

　　（七） 长期以来，殷墟发掘资料整理工作滞后也是影响殷墟研究深入的重要因素，原因是多方面的，希望在被动式基建考古工作大大减少的情况下，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切实推进发掘报告的整理与出版。

　　（八）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殷墟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国际合作研究始终是殷墟研究坚持的方向，殷墟也受到国际学者的高度关注，国外学者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极大地推动了殷墟研究。在现有的基础之上，希望殷墟的国际合作研究更上一个新的台阶。

（作者：何毓灵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中原文物》2018年第5期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