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洹北商城制骨作坊发掘方法的探索及收获

 历史探奇 2022-05-31 发布于河南

摘要:制骨作坊是洹北商城手工业作坊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详细介绍了该制骨作坊发掘方法,力图建立起制骨作坊发掘规范,更加全面、精确地收集相关信息,为制骨手工业考古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对洹北商城时期独特的“剥片式”制骨取料技术及其原因予以简要的分析。


  2014年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重启了洹北商城调查、勘探与发掘工作。2015年,在现安阳市殷都区韩王度村东,即洹北商城宫城北墙以北约570米处发现洹北商城时期的手工业作坊遗址。经过持续7年的勘探与发掘,对该作坊遗址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遗址区内陆层堆积深厚,与手工业生产相关的遗迹、遗物十分丰富,特别是与青铜铸造、骨器制作相关的遗存最为显著。与铸铜作坊相关的材料陆续有所披露[1],而与制骨作坊相关的材料鲜有报道。
 
2015年发掘之初,就发现与铸铜作坊遗物同出的还有大量的制骨作坊的骨料、半成品、成品(包括成品的残次品)等,也发现有专门打磨骨器的磨石等与制骨有关的工具。(图九)这些制骨作坊遗物与其他生产、生活废弃物相混杂,填埋于灰坑、废弃的水井和窖穴等遗存中,甚至在文化层堆积中也有所发现,但基本未发现十分单纯的制骨废料堆积坑。初步研究发现,洹北商城以“取料”为代表的制骨技术十分特殊,引起了我们的高度重视。在随后几年的发掘过程中,除了铸铜作坊之外,我们也在不断就制骨作坊发掘的相关问题进行探索。
 
 
2020年上半年发掘同时,在发掘区周围继续进行调查与勘探,并辅之以小型解剖沟,力图确定作坊区边界及其内涵。结果在发掘区以西约200米,现韩王度村北发现制骨、制陶作坊区。勘探发现,与韩王度村东不同的是,在大约1200平方米范围内,发现大量制骨废料坑,堆积深厚、密集。也发现有夯土建筑基址、墓葬、水井等遗迹。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结合勘探情况,2020年10月起正式进行发掘。发掘之初,充分吸取殷墟铁三路制骨作坊遗址发掘、整理与研究[2]的经验与教训,我们制定了详细的发掘方案,并在发掘过程中针对具体问题不断调整。中心思想是依据田野考古发掘规程,充分采用多学科方法,在手工业考古与动物考古等多学科考古融合的相关理论、方法指导下,更为全面、高效、精准、客观地发掘、提取与制骨手工业生产相关的所有信息,从而为洹北商城的制骨工艺、制骨手工业,以及制骨手工业在当时社会中的作用等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具体步骤可归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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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层精细发掘”本为田野考古发掘之根本,于此强调,意在通过更为细致的清理,为下一步三维高清数据采集打下基础。(图一—图三)清理过程中,十分注重废弃物、特别是骨料等骨骼遗存的“原生堆积”状况,为深入研究生产工序、手工业生产管理、废料再利用、动物骨骼埋藏等核心问题打下基础;此次发现多个“骨关节原位摆放”现象(图四),就是反复强调精细发掘的直接成果,这是以前制骨作坊发掘时很少有人关注的问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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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信息采集”是当下考古信息处理的常规手段。在逐层精细发掘时,我们对每一层都进行了三维信息采集、建模,便于发掘之后复原、重建废弃物埋藏状态,同时可以很好地解决现场人工绘图问题,也为下一环节的动物骨骼鉴定登记、器物编号提取等准备了精准的平面图。
 
“现场鉴定提取”是我们充分吸取了以前制骨作坊发掘的经验、教训而采取的措施。制骨废料经过3000余年的地下埋藏,有些已腐蚀、疏松。常规情况是提取到室内后进行清理、鉴定、统计等工作。这一过程中,很多质地较差的骨骼就会碎成多块,不仅影响统计的准确性,骨骼鉴定的不确定性也大大提升。“现场鉴定提取”强调的步骤是:在三维数据的基础上,给每块骨骼编号,当场鉴定,设计专门的表格进行登记,每块骨骼与其标签一起单独包装、以免混淆。灰坑的形制一般较大,为了复原研究灰坑内不同区域倾倒、填埋骨骼废料的状况,我们进一步把灰坑人为分成若干个70×70厘米的方格,每个方格用A、B、C、D……等字母顺序编号。上、下不同层的方格编号是一致的。(图五,图六)惟如此,制骨废料相对信息才具有真实性、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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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经过全面精细清理、提取,但仍有大量细碎的制骨边角料混杂于填土之中。因而我们把废料坑内填土全部晾晒,并用3毫米网眼(8目)的筛网进行筛选,此谓“填土全面干筛”。(图七)这些细碎边角料可能正是探究制骨技术的关键,同时也筛选出很多微型遗物。利用上述编号方格,我们对废料坑每层填土进行了抽样浮选,为植物考古提供资料,同时也通过“重浮”的方式获取了一些手捡不容易发现或获取的细小骨骼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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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考古已成为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手段,甚至成为考古学分支。对于手工业考古研究来说更是至关重要。实验考古并非全面复原当时的工艺技术,而是通过复原实验,探索古人在手工业生产时可能遇到的技术难点及其解决措施,或者廓清仅依赖于动物骨骼鉴定、制骨工艺分析不能准确理解的工艺技术细节。受制于田野发掘场地等多方面影响,我们发掘之时尚未开展全方位的实验考古,但针对精细发掘时所见的“骨关节原位摆放”及“剥片式”取料方法进行了初步实验。所谓“骨关节原位摆放”是指基本无用的动物关节部位在骨料坑中还呈生理部位状态,说明这些关节被扔进坑时极有可能还是骨筋相连的状态。如此,这些被锯切下来的关节应是在动物屠宰不久、骨骼处于“生鲜”状态下。原因何在?这是我们通过实验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为了制作骨笄、骨针等,当时的工匠围绕骨干旋转式切割、剥离接近成品尺寸的坯料,我们称其为“剥片式”取料法。(封二:1)与殷墟文化时期殷墟制骨作坊的锯切取料的方法相比,这种从动物骨骼上连续剥离坯料的锯切方法,其锯切的难度系数更高,费时费力。为何会采用如此费力的方法?经过实验,我们基本解答了第一个问题,而第二个问题仍在进一步探求之中,虽然从工艺学和动物考古结合分析的角度我们大体有了答案,但要最终确定,进一步的实验考古仍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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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洹北商城手工业区的组成部分,制骨作坊既相对独立,又与其他遗存相互关联。与制骨作坊紧邻的是制陶作坊,一些灰坑内同时混杂填埋二者的生产废弃物。制骨与制陶虽属不同性质的生产活动,但二者相邻布局是否有内在的逻辑关系?废料坑中少量炭黑状骨骼引起我们的关注,以带取料切割面的动物骨骼的关节废料为主,与其他一般废料混杂填埋,显然是在他处火烧未尽后又作为垃圾被一起填埋于坑中。(图八)废料为何会被焚烧呢?作为燃料是我们首先想到的,那么能否作为烧制陶器的燃料呢?其燃烧值如何?为此我们采用两种办法:其一,把实验考古锯切下的生鲜骨骼废料与木柴堆放在一起点燃,分时间段观察、记录骨骼燃烧状态,并用手持式测温仪进行测温;其二,对陶窑内、特别是陶窑底部的原生堆积进行“重浮”筛选,发现少量被烧过的骨渣。目前的实验考古与观察对比已经揭示了这些炭化的废料有很大一部分是制陶烧窑时助燃的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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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发掘工作仍在持续,整理工作尚未全面展开,围绕着制骨手工业考古的研究尚不深入,但“全面系统研究”是最终目标。在充分了解洹北商城制骨作坊原料供应、生产技术、生产流程、生产规模、产品种类、产品流通、手工业生产管理、制骨手工业与畜牧业的关系等诸多问题的基础上,再与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制骨作坊对比,归纳其共性与差异,凸显洹北商城骨器生产的独特性,并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礼制等多重背景下探索手工业生产独特性形成的机制与动力。
 
 
2020年10月至2021年10月,共布探方7个,面积为315平方米,实际发掘229平方米。主要发现有废料坑7个,陶窑4座,灰坑72个,房址3座,墓葬6座。由于骨料坑清理、骨骼鉴定与提取、筛选、清洗等十分耗时,发掘工作仍在持续之中。废料坑都打破其下的夯土房基,较浅,有些废料甚至凸起成堆状而高于地面,如此可知所谓废料坑的处理十分随意,少见专门挖坑用于掩埋废料。骨料坑中动物骨骼绝大部分为骨料,非骨料性骨骼不多。半成品、成品的数量也很少。骨料有牛等哺乳动物四肢骨的关节废料、骨干余料、残坯料以及鹿角料等,非骨料性骨骼主要是肢骨上连带的腕骨、跗骨等小骨骼,也有少量龟甲以及猪、狗、羊、鸟的骨骼。(图一〇,封二:2,封三)骨料中以哺乳动物骨骼(主要是牛骨,其他家养哺乳动物极少见)为主,有的灰坑中鹿角料占比较高,骨料和鹿角料多采取剥片取料的加工方式。从牛骨的骨骼形态特征来看,绝大多数应为黄牛。黄牛骨骼是洹北商城制骨作坊中原料的主要来源,保持了从二里头文化时期以来中原地区都城制骨作坊骨料来源以黄牛骨骼为主的一贯传统。黄牛骨骼中四肢骨中用作骨料的主要是前腿的肱、桡、掌骨,后腿的股、胫、跖骨,第1、2指/趾骨与下颌骨极少见,其中掌跖骨的比例略高,但与其他骨骼的比例接近,这与新石器时代主要以哺乳动物的掌跖骨作为骨料的特点很不一样,说明当时洹北商城的制骨为了获取尽可能多的骨料,利用了可以用作骨料的所有较长的长骨。在制骨作坊的灰坑中经常发现牛的掌/跖骨近端关节、胫/桡骨的远端关节与牛的腕骨/跗骨连在一起,或者掌跖骨的远端与蹄骨(指/趾骨)连在一起,说明有的牛腿骨是连筋带骨的几段骨骼。牛骨在用作骨料时基本都是完整的骨骼,表明当时为了保持骨骼的长度并未砸骨取髓地利用牛骨。洹北商城制骨作坊的牛骨基本是家养黄牛,说明制骨作坊的运营、发展及制骨手工业的发展与当时的黄牛养殖业息息相关。洹北商城制骨作坊遗址中有一定数量的鹿角料,基本为马鹿、麋鹿、梅花鹿等大型鹿类,但鹿角料在骨、角料中数量比例有限,也就占牛骨骨料的1/20左右。洹北商城时截取骨料后留下的切割面上的切割痕迹显示,当时截取骨料主要使用青铜锯一类的金属切割工具。青铜锯在洹北商城时期制骨手工业中的广泛使用,大大提高了制骨效率,有利于提高制骨手工业的标准化、专业化程度,扩大生产规模,提高骨器产品的产量。比如前述“剥片式”取料,多数是从牛骨上截取相当于骨笄坯料的一段骨料,这种骨料都是窄长的长方形骨料,有的截取下来的甚至是相当于骨针坯料的一段骨料,没有金属切割工具是很难做到的。发现“剥片式”取料痕迹的骨骼不仅有形状规则而直的掌、跖骨,其他形状不规则的骨骼如肱骨或形状多数较为规则的骨骼如股骨的不规则部位都发现了“剥片式”取料的迹象,这些骨骼或部位要用“剥片式”取料方法更难控制,这也是因为有了金属切割才能有效率地截取骨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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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剥片式”取料目前仅见于洹北商城时期,这种取料方法的发明是洹北商城制骨工匠的独特发明,极具创造性,而且为发展成熟、复杂的制骨工艺提供了一个实验的机会,为晚商时期制骨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积累了技术基础。
 
洹北商城制骨作坊的主要骨器产品是骨笄,此外包括骨针、骨锥、骨匕、骨角镞等。这也从生产的角度说明骨笄在当时商人社会中的重要性,因为只有大量的需求才会发展出规模性的骨笄制造业。
 
前文提及洹北商城制骨作坊经常发现的所谓“骨关节原位摆放”的骨骼,其实包括多个骨骼,只是被扔进坑时还处于骨筋相连的状态,并且没有遭到后期扰动,说明这些骨骼是很快从制骨作坊的工房等制造地点运到了这里,所以保持了“新鲜”状态。那些和用作骨料的骨骼关节端连在一起的腕骨、跗骨、指/趾骨等骨骼,在骨骼间连接的筋腱等朽烂后尚能保持原位,说明这些骨骼所在的骨料垃圾坑、地层可能是一个特殊的制骨生产垃圾堆放场,商人熟悉这些空间而且很少再扰动它们。而且因为我们对每一个水平面的骨料等骨骼均有照相、绘图记录,我们还可以推测每次倾倒骨料垃圾时的骨料组合特征,有助于进一步分析骨料截取、加工的流程及其工匠之间是否存在分工、工匠切割骨料的次序和时间管理等,因此有助于分析制骨活动标准化、流程化的细节等。
 
 
从地层关系及出土陶器分析,目前发掘的制骨作坊遗存主要属洹北商城晚期,早期同样有制骨作坊生产,只是目前尚未发掘完整。早、晚期之间制骨生产有何异同,也有待今后进一步的发掘与研究。结合当下发掘情况及三代时期制骨作坊遗址的发掘与研究,我们认为,洹北商城制骨作坊的重要意义已十分突出。
 
首先,从发掘理念与方法层面,我们力图摸索、建立一套制骨作坊遗址的发掘模式,其根本目的在于探索如何全面、系统地收集信息,从而保障研究资料的全面性与系统性,否则一定是一叶障目、管中窥豹。而且,田野发掘本身就是研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常说“只有想的到,才能挖的到”,这并非指挖宝式的臆想,而是经过深入研究之后深谙问题的症结所在,从而有针对性地设计发掘方案、寻找关键证据、解决瓶颈问题。洹北商城制骨作坊遗址的发掘,同样秉持这样的理念,因而能够发现、解决诸多制骨手工业考古难题。当然,针对不同遗址的不同状况,发掘方法并非一成不变,而是要根据具体情况做出调整,但中心思想则应一以贯之。
 
经过初步整理和研究发现,洹北商城以“剥片法”为代表的取料技术不见于此前的二里头、二里岗制骨作坊,也不见于此后的殷墟、沣西、周原制骨作坊。虽然目前对这种技术所蕴涵的机制知之甚少,但联系到同时期以“嵌范法”为代表的铸铜技术,甚至是“熟土区建窑”技术,都有很强的独特性。技术的革新与演化不是单一的技术问题,而与政治、文化、经济等息息相关。我们相信,随着发掘、整理与研究的不断深入,洹北商城手工业生产的独特性也会得以更深刻的揭露,其背后的深层次动因也会得以彰显。
 
制骨作坊是洹北商城“工业园区”关键支柱。研究发现,二里头遗址、郑州商城,以及殷墟、周原等都城性质的城址内,手工业生产都有集中分布的趋势,其根本原因在于生产管理、技术传承、产品控制等[4]。
 




注释:
[1]何毓灵.河南安阳洹北商城发现铸铜制骨手工业作坊遗址[N].中国文物报,2016-12-16(8);何毓灵.无心插柳柳成荫:洹北商城铸铜、制骨手工业作坊的发现[J].大众考古,2017(3);何毓灵.洹北商城作坊区内发现铸铜工匠墓[N].中国文物报,2019-6-21(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洹北商城铸铜作坊遗址2015-2019年发掘简报[J].考古,2020(10).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铁三路殷墟文化时期制骨作坊遗址[J].考古,2015(8);B.Roderick B.Campbell,Zhipeng Li,Yuling He,Yuan Jing(2011),Consumption exchange and production at the Great Settlement Shang:bone-working at Tiesanlu,Anyang,Antiquity,85(330),1279-1297.
[3]赵昊博士在周原云塘制骨作坊发掘时注意到此种情况。见Hao Zhao,Mass Bone-working Industry in the West Zhou Period(1046-771BC),Stanford University,2017.
[4]何毓灵.论殷墟手工业布局及其源流[J].考古,2019(6).





(作者:何毓灵 李志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中原文物》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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