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物】2018年11月师友赠书录（中）

《缥缃流彩――上海图书馆藏中国古代书籍装潢艺术》

上海图书馆编，周德明、梁颖主编

2018年11月1日到15日，上海图书馆举办了“缥缃流彩”古籍装帧展，同时由复旦大学和中国美院共同举办了相关的学术研讨会，我有幸参加此会，而此书为参会者的赠品之一。

关于本展览的立意，黄显功先生在该书的《前言》中首先称：

书籍是一种物化的精神载体、知识载体和艺术载体。以往对中国古代书籍的关注主要在于它的文献价值、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学者的研究多侧重于书籍的版本、目录、印刷、收藏与传播。近三十年来，随着图书流通市场的活跃和国家正在全力推行的“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中国历代典籍作为中华文化的精神载体与民族根基，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瞩目。人们的视野从中国古代书籍的内容延伸到了外在的形式――装潢。

他在此强调了中国人对于古书外在形式的称呼方式，而对于人们所习惯的“装帧”一词，黄先生在《前言》中又有如下解释：

我们当今通常所指的书籍“装帧”一词始于晚清的现代书籍设计术语，是西方印刷技术进入中国后，我国传统的线装书籍向西式印装形式转变后，对图书的开本、版式、封面、字体、扉页、插图、装订形式等所进行的技术与艺术处理。“装潢”一词始见于南北朝时期，后为历代习用，泛指对纸质书籍与书画的保护保存方法。与此相关联的词还有“装裱”“装池”“装订”等。现在“装潢”一词的含意已引申为对建筑环境和商品装饰的美化，本书则沿用旧称，专指中国古代书籍的装潢。

对于古书中有哪些元素成为了装潢的组成部分呢？《前言》中提及：

中国传统的书法、绘画、篆刻也是书籍装潢中的重要艺术元素。书上的签条、题跋、扉画、藏印均个性化地装饰了书籍，使之成为极具观赏性的收藏品。所以，中国古代书籍装潢与收藏者具有密切的关系，它融入了收藏者的艺术品位和学识，创造了具有个人标志意义的书籍装潢，如黄丕烈的“黄装”、陶湘的“陶装”，还有项元汴、龚心钊、吴湖帆等人的书籍装潢。这些装潢作品与现代书籍装帧的批量统一生产，在艺术上具有明显的分野。

而以上的这段话，正说明了本次展览的重要价值及其展品的原本重要藏家。翻看这本图册，里面有许多典籍乃是上海图书馆镇馆之宝，一次性的展出如此多的珍品，这在以往不多见。而本书分为了护帙篇、书衣之美、饰观篇、书具之美四部分，由此可以看出梁颖先生对于古书装潢的整体框架，正是因为如此，使得该展览观者甚众，而今翻阅这本图录，让我得以进一步体味到古书从方方面面所展现出的古人的审美情趣。

 

《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姜鸣整理

此为该书编辑张钰翰先生所赠，乃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整700页的大书，内容全部为第一手原始史料。该书《整理说明》上称，上海人民出版社在2016年底出版了十六卷本的《张佩纶家藏信札》影印本，紧接着就开始对原件进行整理标点。影印本虽然比排印本更具直观性，但在使用方面却不如排印本便利，想来是出于这样的动机，所以姜鸣先生将这些影印本全部点校出来，以惠士林。

李鸿章是晚清重臣，曾做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等，尤其在中日甲午战争和庚子事变中两次担任和谈全权大臣，张佩纶则是晚清清流代表人物，曾做过总理衙门大臣等重要职务，后来又成为了李鸿章的女婿，虽然两人在政见上有所不同，但他们都是晚清重要的政治家，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往来信函中有许多内容都可填补历史空白，而这正是该书价值所在。

姜鸣在该书的《整理说明》中首先交待了两位通信人在历史上的地位，而后提及李、章两家乃是世交，太平天国起事后，张佩纶的父亲张印塘于咸丰三年担任安徽按察使，那时李鸿章返回家乡办团练，两人成为了知交，转年张印塘病逝于舟中，家人流寓到浙江，那时的张佩纶方几岁。

同治九年，张佩纶因顺天乡试中举人，转年成为了进士，散馆后授编修，光绪元年被提拔为侍讲，转年又成为了日讲起居注官，自此之后，跟李鸿章有了交往。从两人通信的内容上看，张佩纶在散馆之时，李鸿章就已致信去祝贺，而本书中所收李章二人往来手札，起于同治十三年六月，止于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前后长达28年之久，这些手札大多保存在张佩纶的后人张志潜、张子美、张恭庆、张恭慈、张怡等人手中，2013年11月，张氏后人将这些手札原件捐献给了上海图书馆。

对于这些珍贵的手札，姜鸣作了系统的梳理，他从时间角度将李、章二人的通信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同治十三年到光绪十年，而两人的通信密集期是从光绪五年开始的，姜鸣在《整理说明》中称：

当时，张佩纶是“清流”健将、政坛上的新生代，也是军机大臣李鸿藻的重要谋士。李鸿章则是最重要的封疆大吏，清政府外交事务的另一个沟通代表，洋务事业的直接推动者。张佩纶运用世交子弟的特殊身份，成为连接李鸿章和李鸿藻关系的联络人。

从政治立场而言，李、张两人的主体观念有一定的差异，然而姜鸣认为：

从表面上看，“清流”“洋务”水火不容，“清流”人士多是“洋务”外交的批评者。而在实际上，张佩纶却私下学习、了解“洋务”事业，积极推动近代海军的建设，并保护李鸿章免受保守势力的攻讦；在李鸿章丁忧时期，为他“夺情”复出做筹划。

而两人的区别可以从通信中得以展现：两人都保持着各自的独立见解，在一些具体事件方面，观念并不相同，但即便如此，却并没有影响两人之间的友谊。他们通信的第二阶段是光绪十一年到光绪十四年间，这个时段乃是张佩纶仕途受到挫折之时：

张佩纶因推荐在越南对法作战失利的广西巡抚徐延旭、云南巡抚唐炯以及自身在马江之败，被遣戍张家口军台效力。这一时期的通信，涉及清代官员流放生活的许多细节，李、张二人交流的对政局和朝廷人事的看法，也凸显出李鸿章对张佩纶落难之后的关怀和帮助，展现他们之间不为人知的友谊。

古人云，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李鸿章却能在张佩纶落难之时，给予关怀和帮助，也正因为如此，张佩纶被赐圜后，就成为了李鸿章的女婿，而后住到了天津北洋大臣衙门的兰骈馆，这个阶段翁婿二人既然住在一起，当然之间就也用不着通信。而姜鸣将光绪二十年至光绪二十七年划分为第三阶段，他们的再次通信是因为：

直至甲午战争爆发，张佩纶因御史商良弹劾，被驱出天津，后来定居南京，翁婿间恢复书翰往来。这一时期重要的通信，包括张佩纶反对签署马关条约“推枕濡泪”所写的家书，关于李鸿章访俄、出任总理衙门大臣，以及被褫去该职务的看法和建言；还有对戊戌变法时期朝政的评论、对庚子议和的细节记录，都非常生动且富有独特价值。

以上即是两人通信的具体情况。而翻阅本书中的具体信件，能够看到许多的历史真相，可惜二人均属重要的政治人物，并未提及我所感兴趣的藏书、买书之事，但其不失为一批很有份量的原始文本。

 

《艺风堂友朋书札》（上下），钱伯城、郭群一整理，顾廷龙校阅

本书为责编张钰翰先生所赠，并且上海博物馆的柳向春先生亦对此书的出版有贡献，《出版说明》中简要地介绍了该书的来源：

本书原稿为吴县潘博山所藏，顾廷龙先生主合众图书馆事，倩人录副。20世纪80年代，作为“中华文史论丛”增刊之一整理出版。本书原为钱伯城、郭群一先生整理，因年事已高，今特请上海博物馆柳向春研究员重加校订，并据上海图书馆藏合众图书馆抄本全部覆核一过，谨此致谢。

艺风堂是藏书大家缪荃孙的堂号，与之通信者有不少都是那个时代的藏书人。该书与《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不同，因为上一部书仅集中在两人间的往来信札，而本书则是一百多位晚清重臣和学林耆宿给缪荃孙所写之信，正因为如此，我在翻阅本书时，了解到不少以往未曾留意过的藏书故事细节，比如苏州藏书家汪鸣銮在给缪荃孙所写之信中提及：“昨送来段《说文》，纸张尚好，而非初印，价值亦过昂也”。

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初刻于嘉庆二十年，该书虽然是一代名著，但流传并不稀见，直到今日仍可买到初刻初印之本。汪鸣銮乃是藏书大家，有人送来一部说文段注，他认为纸张虽然不错，可惜不是初印，这条信息可以透露出那个时代的藏书家对印本纸张的讲求。

本书中收录有王先谦写给缪荃孙的72通手札，其中大部分内容乃是探讨学问及刊刻书籍之事，比如王在第49通信札中称：

谦近刻《日本源流考》《骈文类纂》二书，《类纂》一用姬传先生《古文辞》例，微有变通，采摭颇广，本前八年所创稿，今更定卒成之。吾弟骈文，务寄数篇或十数篇惠我，书成必速，切盼来函。

这段话可以看出王先谦对姚鼐所编《古文辞类纂》的看重，因为他所编的《骈文类纂》就是效仿姚书而稍作变通，为了编纂此书，王先谦向缪荃孙索要相关稿件。几年前，我曾到长沙寻找王先谦故居未果，而此札中，王称：“谦去秋拟乡居，藏书全检入箱。”看来王先谦除了在省城长沙有住房外，他的藏书还曾运到乡下的住所内，这条信息给我以提醒，由此而让我查得王先谦果真在其他地方也有故居遗址。

对于收藏家之间的交往，王先谦在信中还谈到了他对端方的评价：

陶斋在湘，属为《五洲地图志》及《外国通鉴》二书，讨论年余，始有端绪。《图志》刻成，以印费未集，致未出书。《通鉴》则宏纲已举，约二年可成，而陶斋已不及见矣。陶斋以绝世聪明之人，气概豪爽，用心尤极周密，徒以醉心新学，卒陨其生，不无遗憾。盖亦运会使然，有不能自主者邪。

端方在湖南时，曾嘱托王先谦编辑两部西学东渐类的著作，可惜书未成，而端方已被人杀死。在这时在，王先谦认为，端方乃是绝顶聪明之人，而他的死却跟他关注新学有直接的关系，从这一点也可看出王先谦保守的政治立场。此通信札中还顺便谈及了湖南刻版工人因乱涨价的问题，也同样是有价值的刻书史料：“湖南写手刻工，向不昂贵，此次之乱，刻工价涨倍前，即钞书者亦不可得”。

但不知什么原因，王先谦对同处一城的大藏书家叶德辉却评价很低，他在给缪荃孙的信中写道：

再，奉手谕云，奂彬已回里门，知在沪时常有来往。遯此次回里，伏处穷乡，一到省门，未会一客。记奂彬前以阁下寄伊书相示，中有论及鄙人之语，系因伊所言而复之也。比时遯以奉询，阁下不复，遯亦不便再渎。但此君于朋友专以儿戏为事，略无忠信之言。它不必论，专举近所知二事奉告：遯与李仲轩本无深交，其在湖南虽少来往，却不反对，虽奂彬亦从未问过我两人交情如何。……

在此札中，王先谦指责叶德辉言而无信以及在背后挑事，然而本书中所收另一位藏书家江标给缪荃孙的信中，却大夸叶德辉学问如何之好：

湘潭有叶焕彬吏部德辉，原籍苏州洞庭山，入籍长沙，住居省城，校勘之学，今之思适也。藏书亦多，亦有宋元本，益吾师极称之。吏部与前辈有闻声相思之雅，大约同出一源者，仍是我苏州派也。

益吾是王先谦的字，有趣就在这里，江标在夸叶德辉的同时，还说王先谦曾经极力夸赞叶德辉。看来，对于文人间相互的评语，也很难确认哪一种说法是真实心态。而本书中还有叶德辉写给缪荃孙的47通手札，所谈均是藏书、刻书之事，其中也谈到了他跟王先谦之间的交往：

顷奉钧谕，并呈葵园老人一函，登时遣奴子送去，已收到矣。读谕知近事不顺，虽有刻书之资，亦太不高兴，何况资竭？此古人之不幸，非吾非之不幸也。近年湘省刻书亦不便，如《赵忠定奏议》及《别录》已刻了三年，从正月起催印，至今又三月，尚在拖皮，令人不可耐，兴致遂索然。

这段话虽然没有批评王先谦，但亦可见相互间的交往。从叶所写信中可以看出，王先谦闭门谢客，并不想与之相见：

再，书完后，适葵园太夫子来舍，持公信告之，为之叹惋。葵老心绪不佳，晚景尤多拂意。去年遭噬之后，闭门谢客，不见一人。即辉与孔静皆同年，乃从前三数日一见者，近亦必间月一见，或两月不见。

将这些人的信札对读，大可满足爱书人窥视古人的八卦之心，这正是我喜读此书之处。

《螺洲阙下林氏族谱》，林怡等编

上月底，福州的林怡老师给我来微信称，她帮着本族整修了族谱，现已出版，分为线装和精装两种版式，她向我确认地址，欲寄赠一套线装书，以供收藏，并且让我介绍北大和清华两家图书馆的相关联系人，以便寄赠此族谱，供对方收藏。

近些年来，修谱之事颇为盛行，这是中国固有传统的延续，当然是一件好事情，林怡老师能赐下珍贵的线装本，当然令我很高兴，于是我帮她联系了清华、北大图书馆的相关负责人，对方均表欢迎，而我也得到了这部难得的族谱。

其实我与林怡仅见过一面，那大概是在十年前，徐雁先生主编了一套丛书，而后在北大图书馆组织了一场新书研讨会，我并非本丛书作者，但也受邀参加此会，正是在此会上，我得以认识林怡。而后的几年，我们并无过多交往，之后我为了撰写《觅理记》，开始搜集相关资料，由此而读到林怡老师的相关专著，正因为这个缘由，我和她再次取得了联系，并请她帮我落实福州的一些藏书楼旧址及遗址。虽然多年未曾谋面，但她给我的支持却一如既往，如此之热忱，令我感动。

翻阅这本族谱，从《凡例》中看到“本谱所收世系，主要源自林剑钊、林敬东、林怡搜集整理，诸协修族亲加以补充完成。”看来林怡为此谱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但按照中国原有的修谱传统，似乎女性基本不入谱，不过该谱的另一条凡例又称：“因已是男女平等之新世代，且独生子女政策施行数十年，故本谱世系兼收部分近世本族女子。”看来修谱也要与时俱进。正如《凡例》所言，前些年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使得一些家族后代仅有女孩，若仍然坚持原有的规矩，则修谱之事难以进行。

而我在此谱的第二十五世中，果真看到了对林怡的详细介绍，此前虽然我跟她有微信往来，但对她的一些履历并不了解，而今从此谱中方得知，原来她有那么好的学习成绩，又担任过如此多的重要职务。关于此谱的总体情况，林怡发给我的简介中有如下资料：

《螺洲阙下林氏族谱》所收人物4149人，始于公元12世纪南宋枢密院签判林文茂，迄今凡29世代；明清两朝中举人者37名，其中进士4名，武举人6人；其他官员、岁贡生或廪生37人。中有康雍乾嘉之际的名宦林洪音、林其茂、林乔荫、林澍蕃、林雨化（是林则徐敬重的师长，对林则徐影响深刻）、林瑞春、林庆章等；尤其林洪音家族，从康熙癸巳（1713年）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祖孙父子叔伯弟兄历经八世，迭连中举，是福州著名的“八世科甲”文化望族。还有清末民国间的名士如南社健将著名诗人林庚白及其夫人、著名女诗人林北丽以及著名女作家冰心的作文老师林鼎燮（步瀛）等，陈三立评林鼎燮的诗歌“澄澈幽隽，不染荤血，诗境出入子苍唐卿间”。这些人物都与中国近现代史关系密切。该谱所收人物、诗文等文献资料对中国明清及近现代史领域的文史研究者有所帮助。

翻看此谱，果真在后面看到所附诗文，而我觉得该谱中所列的一段祖训更为直白明了：

未穷先穷，不可不穷。未富先富，必定不富。

已富不富，可以大富。已穷不穷，必定大穷。

此谱在编排上既有传统也有创新，该谱乃是由当地著名书法家林公武先生书签，由福建省文史馆馆长卢美松先生撰写《引言》，这两位先生我均曾见过面。与林先生相见乃是因徐雁先生之介，与卢馆长相识则是十几年前。当年我曾在福建美术出版社出过一本小书，此书的编者乃是卢为峰先生，经卢先生介绍，得以认识卢美松馆长。同样是一面之缘，而由林怡所编的族谱，将这些往事串联在了一起，故翻阅该谱时，让我有了一种别样的况味。

关于此谱编纂的起因，以及相应的贡献人，林怡在本谱的《后序》中有如下描述：

2018年5月1日，雨化公的后裔林蔚教授通过电子邮件联系我，希望能够早日促成修谱一事，并提供了其曾祖云章公（即雨化公的孙子）的资料；族前辈翰观、林耀翰、族兄林蔚、航明、在美的堂弟东锋、以及祥庚教授、林甄先生、敬东、邱昊、林晟等族亲和部分在外戚属如郎树人、汪延浩、汪洋、蔡晓蓉等都积极为编谱补充了部分世系资料和先辈行迹。敬东博士甚至到北京国家图书馆调阅了个别保存在清代朱卷中的先祖履历。本谱的编修，还得到热心乡邦文化建设的长者时彦的支持，业师陈庆元教授和原福建省文史馆馆长卢美松先生俯允赐序；福建人民出版社的连天雄先生热忱地将所收藏的螺洲林氏举人的朱卷履历提供给我，并将他收藏的林鼎燮《榕荫草堂集》全稿发送给我；家慈已近八十高龄，时常往返于螺洲和福州城内，为剑钊族兄和我传送交换资料。敬东博士和我商量决定，由我们二人共同出资，用线装和现代精装排版印行此谱数十套，分藏数套于若干公共图书馆与高校图书馆。福建省委党校图书馆阮孟禹馆长热情帮助我联系了专事族谱印制的观书堂主人张雄先生，张雄先生立即命其助理陈英先生着手本谱的印行事宜。

由这段话可以了解到，一事之成，都要经过这等努力，而这也正是族谱的价值所在：其不仅保留了一段史料，同时也表明了当世之人对传统文化有着不能挥去的情感。

  

《林则徐云左山房二种》，郑智明主编，许建平执行主编

此为福建图书馆善本部主任许建平先生所赠，上册为《林少穆先生云左山房书目》，下册为《林文忠公抄集楹联》，从扉页上得知，此乃福建省图书馆藏珍品整理出版编委会的成果之一。

林则徐是近代名声十分响亮的人物，他的英雄业绩不用我置喙，而我所关注者，他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藏书家，为此几年前曾前往福州寻访他的藏书楼旧址，当时就见到了许主任，晚餐时他向我讲述着当地的藏书家逸事，这样的话题当然会谈到林则徐。当时他就告诉我，馆内藏有林则徐《云左山房书目》。有藏书癖之人，均对各类书目有着嗜痂之好，我当然不能免俗，这些年来也搜集到多种书目，而《云左山房书目》却未曾寓目。几年过去了，福建省馆将该目以原样仿真形式影印出版，我得此之赠，当然大感开心。

从本书的出版说明上了解到，此书目乃是林则徐长子林汝舟据家藏所编，看来该目并非出自林则徐之手，这多少让我感觉遗憾，但既然是少穆长子所编，至少他能够了解到家中藏书的具体状况。翻阅这本书目，所编颇为简略，因为每一部书仅占一行，并且不注卷数、版本，但却标明了册数，这种著录方式更像是家庭财产账，故林则徐藏书中究竟有哪些好版本，只能透过书名来作想象。

即便如此，其实也能从书名上窥得一些状况。而本书的《出版说明》亦对此作出了如下总结：

《书目》分为经、史、子、集、文、志六门，即在传统经、史、子、集四部之外，由“集部”中析出“文”一门，专收时文；在“史部”外别立“志”门，以载列方志。其中经部一百三十三种，史部四百种，子部一百九十三种，集部四百九十一种，文部二百三十九种，志部二百七十种。上列书名，下记部、本（册）数。观此《书目》可知，作为经世名臣的林则徐强调读书、藏书重在经世致用。

林则徐不但是一位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读书人，从此目中可以看出他并不重视版本，而对于其藏书的整体特色，《出版说明》中给出了如下总结：

其一，林则徐极为重视收集反映当地民情、风俗与地况的志书。这与其仕宦十四省、六任封疆大员的经历有关。他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所撰《大定府志序》中说：“方域所以有志，非仅网罗遗佚，殚洽见闻，实赖以损益古今，兴革利病，政事所由考镜，吏治于焉取资。”可见其对于方志功用与价值的认识。其二，所藏地理类书籍较丰富。如所藏关于河防治水的文献有《治河方略》《治河通考》《泰西水法》等，由此可以推知林则徐在治理水利方面下过很深的功夫。独立列作一门的“文”，则多科举课士之书，包括课艺、制义及校士录等。由是观之，林则徐之藏书、读书，皆与其经世致用的追求有关，正如书末林尊彝题跋中所称：“此册藏书虽未见宏富，然皆有用之书也，世之徒喜藏书，秘而不读，以视公，得毋愧耶？”以“有用”二字概括林则徐藏书的特点，甚为精当。

这样的总结颇为精准，因为林则徐最为强调经世之用，他的藏书也表明了这样的观念。

《林文忠公抄集楹联》中有两种字体，可以看出，其中校改之字显系出自林则徐之手，而《出版说明》中也讲到了本书的内容：

《林文忠公抄集楹联》涵盖的内容较全面，联名形式亦颇为丰富。该书分为官类七言、官类七言半联、通用七言、官类八言、官类半联八言、寿对、科名类、婚姻、道、医类、祠庙山林、五言、六言、武职、通用八言、《文选》《文心雕龙》摘句、半联等。

看来书中的对联有一些为林则徐所拟，还有一些乃是他从不同地方摘录之句，有意思的是，很多对联仅有上句，而部分上句显然是抄录古人的诗句，看来他是想等到有暇之时再补完下联。而从书中也可看到，其补写完成者，已在百联之上，由此可见，林则徐对写楹联颇有兴趣。更有意思的是，本书的首页注明了阮元赠给他的两幅对联，以及赠给他儿子的一幅对联，由此可见当时文人间以写对联作为交际手段之一。而林则徐的书法在当时就受世人所重，故《出版说明》中写道：

林则徐又是书法家，其书法“出入欧董，尤长小楷，为世所重”（金安清《林文忠公传》）。是书书叶间多处增补的墨迹，出自林则徐手笔，如首叶书眉题：“阮云台相公赠余一联云：‘天生才略摩麟顶，世有丝纶复凤毛。’又四联小对云：‘南天半壁，左海东階。’又赠舟儿一联云：‘述德远闻和靖后，传家应在俭份间。’不一而足，书法清劲秀挺，刚柔并济，足资赏鉴。”

 

《鬼子母研究：经典、图像与历史》，李翎著

此书乃上海书店出版社副总编辑杨柏伟先生所赠，看来他认为我会对这样的书有兴趣。从版权页上得知，这部61万字的大书，仅印了1300册，可见该书在题材上实在是曲高和寡。杨兄将这样的书赐于我，显然他想让我能够学得新知识。

这么严谨的一部书，然而作者所写的《绪言》却通俗到令人诧异，其首先称：“选择这个题目，首先因为笔者是一个女人，且生育了自己的孩子。‘生育’是一个女人的身份从卑微到神圣的跨越。生个儿子，则是‘鲤鱼跳龙门’。”而后《绪言》中详细讲述了作者所经历的重男轻女，她甚至会曝露隐私的提到嫂子生了儿子后，在家中的地位获得了极大提高，而这一切经历都成为了她研究鬼子母的动力所在：

可以想象，在古代中国，处于这种多子多福观念的大背景下，一个能让女人生儿子，并且生许多儿子的神的出现，将是如何令人欢欣鼓舞，尤其令女人安慰。鬼子母，恰恰是将佛教的出世和儒家的入世集合在一起的神。

关于鬼子母的身份，本书中写道：

鬼子母是佛教艺术圣殿中第一位女神，她总是荣耀地出现在佛陀的身边。她最初以小乘戒律中一个卑微的夜叉身份出现，因为佛陀指定其担当保护儿童和孕产妇的职责，由此而进入到大乘佛教所有的寺庙。

而对于社会上对鬼子母崇拜的原因，本书在第一章中提及：

鬼子母不仅象征着女人超强的生育能力，还代表着财富的积累。财富、多子、保护小儿，这些主题首先出现于西晋《佛说鬼子母经》中，并且也见于人类世界的早期文明中。求子，指的是求男性后代，生育女孩不能被视作求子成功，这一点隐含的意思是通过男孩来维持祖先的谱系。鬼子母有儿子五百或一千甚至一万，对中国人来说完美得不可思议！人们迅速地接受了这个丰产女神。

关于鬼子母的来由，本书中提及：“本书讨论的这个女神，在最初产生的犍陀罗地区是一个疫鬼，以天花伤害儿童，后来被当地人敬畏为‘天花瘟神’，父母礼拜她以保护自己的孩子。佛教化后，她的名字叫‘诃利帝’。”鬼子母为什么叫“诃利帝”呢？作者在文中进行了一系列的分析，其认为诃利帝可以理解为“偷孩子的贼”，但这位偷孩子的贼如何成为佛陀身边的侍者，这件事还要从诃利帝的经历讲起。

按照佛教传说，鬼子母的前世是一位牧羊人的妻子，她在怀孕的时候参加了一场聚会，由于跳舞过度而流产，这让她伤心欲绝，她发下恶愿，来世将食人子。转世之后，她与夜叉王半支迦结婚并生下了500鬼子，之后每天入城吃别人家的孩子。她的恶行引起了人们的恐慌：

无助的人们恳求佛陀来解决这个问题。于是佛陀来到鬼子母的住所，用法力无边的食钵将鬼子母最小的一个儿子扣在钵下，由此逼迫食人夜叉鬼子母皈依佛法。逼其叛离古老宗教对于一个有信仰的人来说是莫大的羞辱，无奈的鬼子母为了心爱的儿子，只好皈依佛教。于是佛陀与鬼子母约定成为寺庙的保护神之一，做儿童的保护神。作为交换，僧人则在吃饭的时候施食给鬼子母和她的众鬼子。

这个故事记载于佛经之中，且所载颇为详细，因为佛陀用钵罩住了鬼子母的小儿子，这令鬼子母很伤心，于是几经转折的见到了佛陀，在佛陀的劝说下，鬼子母接受了三皈五戒。按照《佛说鬼子母经》中的所载：

（鬼子母要）止佛精舍边，其国中人民，无子者来求子，当与之子，自在所愿，我当敕子姓，与使随护人，不得复妄娆之。欲从鬼子母求愿者，名浮陀摩尼钵，姊名炙匿……炙匿主人若有产生当救之。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鬼子母后来变成了生育之神，但她的身份还是跟一些佛教观念相冲突。李翎在专著中点到了这一问题：

事实上，佛教与繁育后代有着尖锐的矛盾，这里的悖论是：佛教一方面主张独身；另一方面，在发展过程中，为了吸引信众，不断创造出各种为人延续香火的方法和神灵。

无论怎样，鬼子母成了生育之神。但在民间信仰中，观音也具备这样的职责，对此李翎也作了相应探讨：

事实上，观音替代鬼子母成为送子神，是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信众的选择。鬼子母送子信仰在中国的几近消失，应该是逐渐被观音替代的结果，替代的原因就是她的“母夜叉”出身，这使她在宋代彻底沦为一个地狱之鬼。鬼子母并没有消融进入庞大的观音造像系统中，而是通过行霆的帮助，进入二十诸天而得以存留。

但鬼子母是否就是送子观音的前身呢？作者经过研究，她认为送子观音和鬼子母同时存在，观音并没有替代鬼子母，其文中也提到，在欧美学者的观念中，这是两位不同的送子神，而送子观音主要流传于中国北方，鬼子母则流行于南方，具体是怎样的延续，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细翻此书，因为书中有大量的实例予以解读。

 

《宁波1931－1939：王之祥摄影珍存》，叶向阳编著

《东钱湖文丛》第三期，楼稼平执行主编

经励双杰先生之介，我与楼稼平先生取得了联系。楼先生在微信中称，其看到我的公微号中写到了与东钱湖有关的文章，他想在其刊物上转载，于是我将图文发到他的邮箱，之后就收到了本文丛第三期。楼先生将我所访的隐学书院文章，题目改为“访隐学书院”，并且把我的文首之图也做了替换，他所替换的这张照片拍得果真漂亮，从角度看，应当是由无人机所拍摄，而文章的末尾空白之处，则添加了芷兰斋公微号的二维码，如此体贴的编辑，乃是我在刊物上发文时，第一次遇到。

隐学书院的寻访，乃是由天一阁研究馆员周慧惠带我前往，巧合的是，本期文丛中还有慧惠老师所写的《韩岭与鄞县修志馆》一文。我与慧惠老师交往有年，以前主要是因其主编《天一阁文丛》，而我也是此刊编委之一，虽然交往时间不短，但近两年的寻访，我方与之见面，而后在她的带领下，我在宁波地区寻找到了多处遗迹。遗憾的是，我此前并没读过她的文章，《东钱湖文丛》所发该文乃是我首次得见，原来她的文风竟如此之文艺，与她那心直口快的个性形成较大的反差，比如本文的第一段话：

1944年，夏天的一个清晨，天才蒙蒙亮，韩岭镇还没睡醒，老街、祠堂、狮子岩都沉浸在东钱湖氤氲的水汽里。远远的，湖面飘来一叶扁舟，直奔韩岭而来。上岸的是一位穿青布长衫的男子，戴着眼镜，头上一顶古林出产的嘉禾帽。河埠头捣衣的农妇惊奇地望着这位异乡人，不知道是哪家客，怎么这么早来造访。

看到本文题目，我本能的以为这是一篇考证文章，未想到这需要打起十二分精神细读的题目，竟然如此之诗情画意，猛然间让我觉得这是一篇带有神秘味道的传奇小说。而后，她在文中将故事的脉络细细展开，原来讲述的乃是鄞县通志馆的创立过程，其中谈到了捐款出力之人以及通志馆创建时的具体地点，之后又提及日本的侵华战争，使得通志馆辗转他地，其中又谈到了通志馆改名为修志馆的过程，而《东钱湖文丛》刊载此文，乃是因为慧惠老师在文中提到，通志馆搬出宁波中山公园的薛楼后，转移到了东钱湖边的千年古村韩岭，这里她谈到了韩岭的风土人情，以及此后一段的艰苦历程。文中还提到了宁波藏书家冯贞群先生对该馆的贡献，而文末的一段话则是点明了该馆的结局：

1951年9月，鄞县修志馆撤销，并入宁波市古物陈列所，地址设在天一阁。志书已成，志馆的使命就结束了。然而它在韩岭的岁月，这凝结了一个时代一群文化人的生命光影，不应该被轻易忘却。时光容易把人抛，唯有先贤的精神不死，在历史的长河里，散发着潜德之幽光。

以往的这类文章，按照程式化的八股写法，总要留个“光明的尾巴”，而慧惠老师以这样的感慨之语来收尾，确实能让人发思古之幽情。

本期刊物中还有署名水银辑录并注的《东钱湖史事系年录（二）》，本文在讲到雍熙年间，于鄞东设尉厅一事时，引用了元至正《四明续志》卷第三中的一段话：

鄞为县，分东西，以浮梁为界。东之民，习网罟鱼盐以自业，其地膏沃，有湖可以灌浸，率不善垦治，春至辄携其子弟，文身擢歌，出没于海岛，伺危薄险，对面成奸宄。宪令昭著，至死有所不避。尉以巡督为职，自宋雍熙间置尉治于彼，盖重其地以镇遏。

这段话倒不符合古人所说的隐恶扬善，因为文中提到了鄞县有一部分人好吃懒做的纨绔相，上天对当地的眷顾，使得这里成为富裕的渔米之乡，不用努力就有天赏饭，难怪当地会形成如此风气。

我好奇于水银为何人。过了不久，我就收到了《王之祥摄影珍存》，本书的编著者署名叶向阳，我与之没有交往，然扉页上的题款却写明：“借花献佛，赠韦力先生。”落款为“水银2018年11月16日东钱湖”。我在东钱湖并未有相识者，之前到此湖边寻找隐学书院时，也未听闻到周慧惠在此地有熟人。然该文丛中既然刊出了慧惠的文章，同时又有这样的落款，这让我想到了《东钱湖文丛》的执行主编楼稼平先生，于是微信问之，果真他就是水银。

楼先生为什么取这样的笔名，我没好意思向他求证，水银乃是奇特的毒物，看来楼先生百无禁忌，这让我想到了那句古语：“孔雀虽有毒，不能掩文章。”更何况，楼先生有着如此的才气，因为本刊中所选文章，均是与东钱湖有关者，以一个湖泊作为立足点，以此来探求与之相关的历史人文，而本地的相关历史又由编者本人进行辑佚，这本刊物除了能让人感受到编者的才气，还能感受到他对当地有着怎样的情感寄托。而楼先生所赠我的这本摄影集，同样让我目睹了上世纪四十年代宁波一地及其周边的历史图像。

惭愧的是，我之前对王之祥一无所知，好在本书后面有《王之祥先生小传》，由此传让我得知，王之祥的祖上在嘉兴城内开有钱庄，而他本人曾就读于浙江大学工学院电气工程系，毕业后又在浙大任教。王之祥在工作之余还喜欢篆刻，曾经到虎跑寺拜弘一法师为师，在弘一的指点下，他渐渐有了自己的篆刻风格。更为重要的是，他在浙大又学到了精湛的制图技艺，其在浙大任教时，教的就是制图。小传中写道：

1934年，他为《鄞县建设》杂志绘制鄞县全境地图《鄞县全图》，1936年被收入《鄞县乡土教材》。1965年，他测量天一阁藏书楼（宝书楼），为这幢重檐硬山顶二层建筑绘制全套结构图，今藏天一阁。

原来他还测绘过天一阁藏书楼，而其不但如此，还具有考证古物、鉴赏文物的能力，在收藏界和文物鉴赏圈内亦小有名气，曾为天一阁多件馆藏文物做过整理鉴定。小传中讲到：

大松石是非常珍贵的篆刻石料，产于宁波，王之祥先生到宁波后根据书中所述前往大松访石。归途时偶在溪砾中发现相似石块，带回剖视后考辨为大松石。1964年春，王之祥将此发现告知宁波市工艺美术研究所的两位同好，工艺所即前往大松探矿，并在王之祥先生指认地附近找到了湮没已久的大松石矿址。

对于小传中所谈的大松石，我此前未曾见到过这样的篆刻用石，下次再到宁波，当向楼先生请教何为大松石。王之祥的另一个爱好则是摄影，本书收录的都是他所拍的黑白照片。然而我却好奇于，楼先生为何赠我此书，细细翻阅之余，渐渐明白了他的用心，因为此摄影集中，有隐学书院徐偃王墓，而慧惠带我访隐学书院时，也曾准备前去看徐偃王墓，但走了半途，赶上天将甘霖，而我二人又未带雨伞，只好原路而返。

书中还有一张余有丁墓道石刻照片，此照片所拍石刻周围的环境与慧惠带我所见差异较大，这张图片注明拍摄于1934年3月，80年后，慧惠带我来到此地时，已经看不到余有丁的坟茔。更为难得的是，本书中还有史弥远墓的照片，六年前我在东钱湖边寻找此墓，费了很大的周折，乃是因该墓毁坏严重，痕迹难寻，如今看到书中的这张照片，终于让我目睹了余墓的原貌。由此而让我揣度楼先生赠我此书，乃是为了让我在相关文章中能够配上历史照片，其美意如此，令我大为感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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