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乡里的名诗人边贡

  

●刘书龙

“我济富山水，人称名士乡”，这是明代诗人边贡所作的两句诗，这两句诗虽然不像诗圣杜甫的“海内此亭古，济南名士多”一样广为人知，但其对济南既富山水之胜又名人辈出的自然、人文特点概括得还是十分恰当的。其实，边贡本人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济南名士”。

边贡（1476—1532），字庭实，自号华泉、华泉子，又号野史公，济南历城姚村人。他祖籍淮阴，其六世祖因避战乱而迁居至位于“历城华不注山之阳”的姚村，三代以后，“遂为历城华族”。边贡的祖父曾官至奉政大夫、应天府治中，其父亲曾任山西代州知州。边贡天质聪慧，有过目成诵之能，幼时随祖父至南京官所，“即蔚有文名”。稍长，边贡从南京回到历城，入县学。明孝宗弘治八年 (1495)，年仅二十岁的边贡参加济南府乡试，中举人第四名。次年入京参加会试，又登进士第，授礼部太 常博士，并被明孝宗称誉为“年少官人”。

在明孝宗弘治、明武宗正德年间，边贡曾先后擢兵科给事中，升太常寺寺丞，调河南卫辉府知府，迁湖北荆州府知府、山西提学副使、河南提学副使、河南按察司副史。到明世宗嘉靖年间，边贡又先后被起用为南京太常寺少卿、太仆寺卿、太常卿、刑部右侍郎、户部尚书。在居官期间，边贡不畏权贵，仗义敢言，克己奉公，清正廉洁，政绩及声名皆为时人所称道。然而，边贡之所以能名显于当世，并留传于青史，其主要原因并不是其官位之显赫和为官之清廉，而是其在诗歌创作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清代诗坛领袖王士禛在《华泉先生诗选序》中曾说：“明诗莫盛于弘（治）正（德），弘正之诗莫盛于四杰”，而边贡即为“弘正四杰”之一（其他三人为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在这篇序文中，王士禛又说：“吾济南诗派大昌于华泉、沧溟二氏，而筚路蓝缕之功，又以边氏为首庸。”此外，在明代的诗坛文坛，有“前、后七子”之谓，而边贡即是“前七子”之一。此外，边贡还与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王九思、何景明等人被后人并称为明初“十才子”。

边贡的诗兴象飘逸，用语清圆，感情挚婉，沉稳而不失流丽，秀逸而不乏朴质。或感时讽世、言事伤怀，或送友怀人、赠答唱和，或描山摹水、写景记游，皆有名篇佳句。

边贡生于济南，入仕后虽长期居官外地离济，但在正德年间，他曾因丁父忧、丁母忧而两次居济守丧，长达数年之久。嘉靖十年（1531），边贡罢职还乡，重新回到济南，并终老于华泉之畔。在此期间，边贡曾在位于华山之阳的华泉之畔筑西园别馆，卜居数载，遍游济南的名山胜水，鹊山湖、大明湖、千佛山、龙洞山、华不注山、筐山、灵岩、张夏、齐河及历城的姚村、北村等处，到处都留下了他的游踪。除此之外，他还创作了许多吟咏济南的湖光山色的诗文作品，如《七月四日泛湖，次暮春佛寺韵》、《与平崖林豸史泛湖，北抵华不注山》、《三月三陪藩皋诸公登千佛山寺》、《十月六日游千佛山寺》、《九日登千佛山寺五首》、《龙洞山杂咏二首》、《后三日登龙洞山二首》、《游龙洞山次韵王定斋韵二首》、《出靳村望灵岩寺》、《过姚村旧业，村有先君子遗陇》、《归自北村》、《过北渚庄二首》等等。其中，《送林赞贤医士归临清四首》中有句写泺源春景，清新可爱，现举其中一首：“送君泺源溪水滨，岸桃堤柳俱鲜新。黄鹂声中白日晚，又是乡园一度春。

边贡性喜诗书，又好藏书，每到一地，都要“购古书，金石文字，累数万卷”，其《自感一首》诗中也曾有“月俸无多苦积书”之句。罢职返乡后，边贡曾在大明湖畔德王府附近筑了一座“万卷楼”，将其收藏的金石碑贴、善本秘籍珍藏于其中。然而不幸的是，次年（1532年）的一场意外火灾使“万卷楼”及其中所藏悉数化为灰烬，这对边贡而言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以致于使得他捶胸顿足、失声痛呼：“嗟呼！甚于丧我也！”（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边尚书传》）此后，边贡便一病不起，很快含恨离开了人世，终年57岁。

边贡去世后被葬于历城东南郊外的莱家庄，墓前立有其友人明代户部尚书、翰林院学士李廷相所撰之神道碑。可惜，世道沧桑，至清初康熙年间，王士禛“访其（指边贡）后裔，则墓祠久废，七世孙某，已为人家佃种矣。”现在，边贡的墓与碑更是皆早已无存。

边贡一生著作甚多，不过多已散佚，现仅有《华泉先生诗选》、《华泉先生集》四卷、《华泉集》十四卷（其中含诗词八卷、散文六卷，编王士禛）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