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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璞，当代作家，1928年生，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之女。抗战爆发时，她随父赴昆明，就读西南联大附属中学。1945年回北京，1946年入南开大学外文系。 1988年,宗璞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南渡记》，她计划创作一套总书名为《野葫芦引》的多卷长篇系列，此为第一部。以后十多年，宗璞又陆续创作出《东藏记》《西征记》，还差一部《北归记》，《野葫芦引》即成完璧。 其中《西征记》以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合大学的生活为背景，生动地刻画了抗战期间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和情感世界。 《西征记》有一段，读来让我大感兴味，觉得颇有可考证之处： ……昆明下着雪。红土地、灰校舍和那不落叶的树木，都蒙上了一层白色。几个学生从明仑大学校门走出，不顾雪花飘扬，停下来看着墙上的标语：“这是你的战争！This is your war！”前几天，学校举行了征调动员大会。盟军为中国抗战提供了大批新式武器和作战人员，由于言语不通，急需译员。教育部决定征调四年级男生入伍，其他年级的也可以志愿参加。 历史系教授孟弗之从校门走出，他刚上完课。无论时局怎么紧张，教学必须坚持到最后一刻。一起走的几个学生问：“做志愿者有条件吗？”弗之微笑答道：“首先是爱国热情。英语也要有一定水平，我想一个大学生的英语水平足够对付了。”他看着周围的年轻人。谁将是志愿者？他不知道。可是他知道那些挺直的身躯里跳动着年轻的火热的心。 弗之走了一段路，迎面走来几个学生，恭敬地鞠躬。“孟先生，我们是工学院三年级的，愿意参加翻译工作。”弗之想说几句嘉奖的话，却觉得话语都很一般，只亲切地看着他们年轻而带几分稚气的脸庞，乱蓬蓬的黑发上撒着雪花，雪水沿着鬓角流下来，便递过一块叠得方整的手帕。一个学生接过，擦了雪水，又递给另一个，还给弗之时已是一块湿布了。 雪越下越大了。弗之把那块湿布顶在头上，快步往回走。这时，一个年轻人快步跟上来，绕到前面，唤了一声：“孟先生。”弗之认得这人，是中文系学生，似乎姓蒋。他小有才名，文章写得不错，能诗能酒，也能书能画。“孟先生。”那学生嗫嚅着又唤了一声。弗之站住，温和地问：“有什么事？”蒋姓学生口齿不清地说：“现在四年级学生全部征调做翻译，我……我……”弗之猜道：“你是四年级？”“我的英文不好，不能胜任翻译。并且我还有很多创作计划……”“无一例外。”弗之冷冷地说，并不看他，大步走了。 蒋姓学生看着弗之的背影，忽然大声说：“你们先生们自己不去，让别人的子弟去送死！”弗之站住了，一股怒气在胸中涨开，他回头看那学生。学生上前一步：“只说孟先生是最识才的，叫人失望。”弗之转身，尽量平静的说：“你，你无论怎样多才，做人是不能打折扣的，一切照规定办。” 弗之走得很慢，自觉脚步沉重，回到住处时，只见院子里腊梅林一片雪白…… 这个中文系的蒋姓学生是谁？——或更准确地说，宗璞在写此人时是以谁为原型来写的？ 我是汪曾祺的铁粉，所以读到这儿时，我几乎可以非常肯定地说，就是以汪曾祺为原型写的。事实上，汪曾祺在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四年，抗战期间，正是就读于西南联大中文系。 具体说来： 一、此同学姓“蒋”，汪曾祺姓“汪”，汪蒋二字读音相近，韵母完全相同——应该不是巧合。 二、 汪曾祺在中文系读书时，就已经“小有才名”，并得到他的老师沈从文、闻一多的赏识。汪大学时“文章写得不错”，已经开始在报刊杂志上发表小说散文作品。汪曾祺在大学里就很有名士范儿，能写诗也能饮酒；因为家学渊源，他也能写一手不错的毛笔字，也能做画。还会吹笛子唱昆曲。 三、 最明显的是，看汪曾祺有关的生平资料，他在联大读到大四时，确实赶上大学生被征调做美军的翻译。汪曾祺也真的没去。避服兵役这件事也影响了他的学业，汪曾祺的大学读了五年，最终也没有拿到毕业证，只是个肄业生。——跟小说里的描述若合符契。 冯钟璞虽未就读联大，但在联大附中读书，其父冯友兰是联大教授，她对汪的事迹和作派有所耳闻和了解再正常不过。冯汪二人，八十年代后，还颇有交往。 冯以汪为人物原型，写在小说中，就不足为奇。而且，文中的“孟”“弗之”教授——“孟”谐音“冯”，“弗之”谐音“夫子”——钟璞也是以自己的父亲冯友兰为原型塑造的——《野葫芦引》中有大量人物都有原型，包括钱钟书，杨绛，闻一多，刘文典……等等…… 以上只是说，汪曾祺应该就是《西征记》中，那位蒋姓同学的原型。但这绝不是说，小说中所描写的场面和人物对话就一定是事实。汪在大四时，有没有找过冯友兰，二人有没有说出以上对话，都完全是无法确证的事——也无需确证，毕竟是小说家言。 不过，另一个的问题是，抗战期间，美国和国民政府是盟友，美军在中国对日抗战中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和牺牲。比如著名的驼峰航线，陈纳德的飞虎队等。汪曾祺为什么在大四时，不愿意被征调到美军中当翻译？ 最可能的直接原因，跟小说中一样，汪曾祺的英文确实不太好。 汪曾祺跟子女们讲过，当时有一位联大学生，在国民党军被日军围困时向美军求援，因为不会用被动语态，“把我们被日军包围了”说成了“我们把日军包围了”，结果美国飞机出动却“误炸”了盟军。在这支部队在“美日联军”的攻击中突围后，翻译官被军法从事，丢了性命。 汪曾祺家人还调侃，说以汪曾祺的“二把刀”英语，去了未必不会做出这样的蠢事。汪曾祺到晚年也还表示后悔，当年没有把英语学好，否则就可以读到不少英文原著，对创作应该是大有益处的。 其次，从军服役作翻译这事儿，跟汪曾祺的脾气性格大不相合。汪曾祺在联大时就有中文系才子的名声。他追求的是自由散漫，随心所欲的生活，到了军队，一切讲纪律讲服从，汪曾祺会很不适应。 再次，当然也有可能是出于小说中所写的原因，“不愿意去送死”。以上种种，当然也全都是出于臆测。 应该如何看待当年汪曾祺拒服兵役这件事？道德家们当然可以作出有力的批评——“国家民族危难关头，只顾一己之私，怯懦畏缩……”云云。 汪曾祺拒服兵役，在当时当地，不管是出于何种理由，总是于大节有亏的——小说中孟教授对他的批评句句在理。 不过，我觉得当代人，不妨对过去之人事抱持一种“理解之同情”的态度。汪曾祺是做得不对，但最有资格指责他的人，是当时的人，而不是我们当代人。人之为人，总是难免有怯懦的时候，易地而处，我们是不是能不能比那时的汪曾祺做得更好？ 事实上，汪曾祺也为此事付出了代价——他并没有拿到西南联大的正式毕业证，只是个肄业生。 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是，钟璞在小说中以汪为原型来如此处理蒋姓同学的形象，那么在生活中，钟璞与汪曾祺关系如何呢？他们是朋友。 冯曾在其散文《三幅画》中回忆与汪曾祺交往的一些情景： “八十年代初，《钟山》编辑部举办太湖笔会，从苏州乘船到无锡去。万顷碧波，洗去了尘俗烦恼，大家都有些忘乎所以。我坐在船头上乘风破浪，十分得意，不断为眼前景色欢呼。汪兄忽然递过半张撕破的香烟盒纸，上写着一首诗：壮游谁似冯宗璞，打伞遮阳过太湖，却看碧迫千万顷，北归流入枕边书。”…… 文题中的三幅画乃是汪赠给冯的画作。 1986年春，宗璞得知汪曾祺长于丹青，便“修书往蒲黄榆（汪曾祺住处）索画”。不到一周，汪曾祺便赠了一副“两只小鸡吃酸果子”，很是可爱。 后宗璞再次索画，汪曾祺又送给她第二幅，“红花怒放，下衬墨叶，紧靠叶下有字云：‘人间存一角，聊放侧枝花，临风亦自得，不共赤城霞。’”冯友兰赞赏这首诗“不隔”。 原本对这第二幅画，宗璞已然很是满意。没想到不久之后，汪曾祺又送来了一幅水仙花，“一股清零之气，自纸上透出”。这段交往，汪曾祺在散文中也有提及，笔致动人。有一年台湾有个散文奖评选，汪曾祺是评委，他曾想推荐两个大陆作家参评，其中一个就是宗璞。 汪曾祺１９９７去世，《西征记》２００９年出版，宗璞在小说中如此描写蒋姓同学，是否有负亡友？ 我觉得也大可不必如此看。还是那句话，“这是小说”。蒋同学自是蒋同学，汪曾祺自是汪曾祺，汪只是蒋的原型，蒋在小说中的所作所为可以说与汪曾祺没有半分钱关系。艺术家应该享有创作的空间和自由。 退一万讲，如果汪曾祺与冯友兰真有小说中描写的那场会面，钟璞照实写来，不虚美，不隐恶，也是史家手笔了。  四十年代末的汪曾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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