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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三十三年的“长征”，宗璞先生依靠顽强的毅力，终于在年届九旬之际,完成了《野葫芦引》的第四部《北归记》。2017年底，《北归记》的前五章在《人民文学》上首先与读者见面，经过一年多的等待，到今年2月,人文社推出《北归记》单行本，我们终于一睹它的全貌。在此，不禁为宗璞先生松一口气，在由衷祝贺的同时，也忍不住像李辉一样，激动地拍案，发出一声感叹：“了不起的宗璞！” 《北归记》接续《西征记》，讲述抗战胜利后，明仑大学的师生们终于回到了日思夜想的北平，成功地实现北归，明仑大学复课。然而迎接他们的，并不完全是胜利的喜悦。内战风云暗流涌动，师生们心忧时事，看法不一，在历史的转捩点做出各自的人生选择。《北归记》的语言依旧精细简洁，而且，虽然距离《西征记》出版已经十年，但文气一脉相承，情节连贯自然，人物丝毫不乱。 《北归记》不仅以文学的形式再现了抗战胜利后的这段历史，更为难得的是，它保持了对历史真实的尊重，对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尊重。历史的洪流滚滚向前，明仑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虽然在爱国方面一致，但也有各自的政治立场和出于切身考虑而有所不同。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处于一种众声喧哗的状态，但也并不都是在欢呼北平的即将解放，小说也没有被强行设置出一个进步和光明的尾巴，而是高度真实地表现了当时复杂的历史情境。作为《野葫芦引》始终贯穿、着重表现的知识分子，秦巽衡、庄卣辰、李涟并不是都像孟樾、萧子蔚、刘仰泽等人一样坚守校园，而是选择了离开。秦巽衡作为校长，“是身不由己，必须离开，向国府做一个交代”；庄卣辰对周围进步人士的猜疑态度感到敏感，前往妻子玳拉的祖国英国定居；李涟则忧虑于时局的不稳定，而选择去台湾某大学任教。校园中，学生们之间也因立场不一，经常发生激烈的争论，有的人维护政府的合理性，有的人宣传民主，做进步的地下工作，有的高中生甚至选择放弃大学学业，投奔心中向往的延安。在是否罢课以及罢课方式的问题上，学生和老师们的意见又不太一样，甚至有激进的学生写大字报批判孟樾，愤激地表示校务会议被人操纵，等等。 纵观《野葫芦引》全书，实际上这种对历史真实的书写和追求是一以贯之的。比如从《南渡记》开始，明仑大学的师生和社会上的人们对于时局就各有看法。从卫葑、凌京尧到吕老人、严亮祖等人的言辞和行动，就可以看出社会上不同身份的人们的思想状态。而在抗战时期的校园内，既有向往延安的青年，也有对时局政策弊端保持警惕、直言不讳的同学。且不说后者的一些言论现在看来有一定的正确性，单从这种百家争鸣的状态中，也可以看出当时大学校园里民主、包容的文化氛围。 在《北归记》中，无论每个人做出怎样的选择，这些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尤其是老师们，依然坚守着“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透过历史的烟尘回顾那个时代，他们的可敬之处正在于此。李涟与女儿李之薇在思想上有分歧，但依然可以开诚布公地向女儿表示：“咱们父女的政治态度素来是对立的。我们互相尊重，很少吵架，我很满意。”在进步学生变相惩罚乔杰等不参与罢课的同学时，教师王鼎一则提醒道：“也要知道民主的内容不只是少数服从多数，还要多数容忍少数。包容是非常重要的。”即使进步学生骨干朱伟智在同学批判《我等你》是萎靡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时，也理性地指出：“大时代有号角声，有鼓声，也可以有箫声、笛声，只是不能太多。”当庄卣辰和孟樾义正辞严地表示“大学培养的是独立的全面发展的人，而不只是技术手段”“大学培养出来的人，应该有理想有热情，能够独立地判断是非，而不被人驱使。我们培养的是人，不是工具”时，于我们而言，这些言论的意义振聋发聩。北大的陈平原教授近年来一直呼吁大学精神的回归，强调大学不是职业技校，与此相映照的，正是庄卣辰、孟樾等人所坚守的大学精神在当下高校中的某些缺失。 《北归记》里虽然透露着民主的曙光，但内战的风云和人世的困苦艰难，读来依然让人沉重。宗璞用她晚年最后的精力，以她切身的感受和见闻，描绘着最接近真实的历史图景。抗战明明胜利了，但人们的喜悦并不能持续多久。这并不仅仅是由于内战的阴影，更因为世俗生活本然的艰难。李涟的妻子金士珍、孟樾的妻子吕碧初先后病逝，给李家和孟家造成沉重的打击；萧子蔚好不容易与郑惠杬走到了一起，惠杬却在一次赈灾义演的舞台上，永远地倒了下去；政府发行金圆券，导致通货膨胀，百姓和大学师生的生活日益拮据，食堂供应的饭菜越来越清汤寡水，有的教室因为缺煤而无法正常供暖……人生如此，社会如此，上苍并不因抗战的胜利而赐予人们更多的福气。《北归记》的结尾竟然是如此的沉重：“在北风的呼啸中，他们穿过黑暗一步步走，脚步是那样沉重慢慢转过小山，各自散去。” 更让人讶异和敬佩的是，在《北归记》的《后记》里，宗璞竟然明确地告诉我们，时代和人物命运的大转折至此感觉还没有完，她会再写一部《接引葫芦》！香港中和出版公司在推出繁体字版《北归记》时，已经同步推出《接引葫芦》。由部分读者的反应来看，《接引葫芦》的篇幅尽管不是很长，却将笔触延伸至建国后，甚至随着历史的逶迤一直到了世纪之交，书中众多人物坎坷多难的命运终于有了最后的结局。 宗璞一再打破读者们的期待，给人们带来一重又一重的意外和惊喜。《北归记》不是一部以光明和欢呼收尾的小说。《接引葫芦》脱离了抗战的特定背景，人物和情节被历史的洪流裹挟着向前发展，最终的结局更不是以光明和欢呼收尾。由此，宗璞的这一系列长篇小说，超越了读者所以为、所期待的主题和模式。“痴心肠要在葫芦里装宇宙”，到了《北归记》，我们才真正看出《野葫芦引》系列原来具备着更加宏大的视野和格局。 显然，宗璞的用意不止于用文学的形式反映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历史，她最终要反映的是人生和人性，更是以抗战和西南联大为背景的人生、人性，是历史和人生、人性的交融。不知道已年届九十的宗璞，写到《北归记》，写到《接引葫芦》的时候，心里是怎样的一种感受？悲凉？释怀？平淡？在《北归记》的《后记》里，宗璞说了这样一句百味杂陈、意味深长的话：“南渡，东藏，西征，北归，人们回到了故土，却没有找到昔日的旧家园。”也许，《北归记》的结尾已经总结了全书的基调，明仑大学内外的人们永远无法拥有单纯的快乐和喜悦，书中满溢的是人生的悲喜交加和复杂况味，是历史的沧桑和无言。 《野葫芦引》第一部《南渡记》出版后，卞之琳曾撰文评价说，“这部小说填补了写民族解放战争即抗日战争小说之中的一个重要空白”。必须说，以小说形式书写抗战中大学师生的长篇杰构，即便时至今日，也仍不多见。在《野葫芦引》中，既有战争的狂风暴雨，又有师生的笳吹弦诵；既有铁马冰河，又有飞花丝雨。历史与个人、时代与自我复杂交织，动人的笔触，刻画着动人的人物，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正如樊迎春所说：“不管是在《野葫芦引》还是《接引葫芦》中，我们都无法否认被宗璞打动的事实。那些纯洁的情感，那些年轻的生命，那些催人泪下的离别与死亡……” 作为那个年代的亲历者，宗璞写出了一份证词，一份独特的历史文献。三十三年纸上的艰难跋涉，是为吕老人、孟樾、严亮祖、澹台玮等为代表的三代人，为一个时代写史立传的壮举。尤其是以孟樾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们的形象和精神，在其中得到充分的展现，我们于字里行间，不难深切地体会到陈平原所说的“联大教授们的‘南渡心境’，以及‘贞下起元’的期待、‘旧邦新命’的抱负等精神情怀”。 关于《野葫芦引》的散文化特征，对《红楼梦》和古典文学传统的借鉴，中西合璧的艺术个性等特点，已是大家公认且谈论比较多的话题，这里不再枝蔓。最后要谈的是，我所认为的《野葫芦引》在艺术上存在的一些缺憾。 不能不遗憾地指出，就我个人的阅读感受而言，《野葫芦引》在人物塑造上存在平面化、二元化的弊病。有不少正面人物面貌较为雷同，未能充分展现出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孟樾、吕碧初、嵋、合子、庄无因、澹台玮等主人公实在太完美，相较之下，峨、前期的澹台玹这样的个别、古怪的人反而显得更真实。同样以书写抗战中知识分子为主的《围城》，之所以受到众多读者的喜爱，正在于钱锺书所说，他“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尽管作为典型的讽刺小说，《围城》在人物塑造上对于人类的缺点或有夸张，但夸张的缺点比夸张的优点更让人觉得亲切——毕竟人生于尘世间，更热衷于关心众生百态而不是神仙生活。《红楼梦》与《野葫芦引》一样，都取材于作者的亲历和家族见闻，带有很大的自传性，但贾宝玉虽然光彩照人，其个性仍是复杂的，因而让人感到亲切，而嵋则太正了，太纯了，难免让人心理上难以亲近。也许，这是因为宗璞曾亲历抗战，所写的人物又是自己所熟悉的师长父兄、亲戚友朋，很难保持一种静观的距离，而投入了太浓烈的情感于其中，这自然会对小说的艺术性造成相当大的损伤，正如夏志清所指出的老舍《四世同堂》的缺憾一样。 再者，《野葫芦引》像《红楼梦》一样，人物繁多，叙述笔法也较为散文化，这对任何一个作家来说，这都是一个相当艰巨的挑战。总体而言，宗璞完成得不错，但还是让人觉得有些不足。比如一些枝蔓的人物过多，笔力不够集中，散文化的叙述上，有些地方略显平淡和凌乱，读来让人有些倦乏。客观因素所限，宗璞年老多病，眼疾严重，写作上多有不便，心力不足，凭着一腔热血和坚韧的毅力口述，写作越往后，越容易暴露出一些本可避免的缺陷。《北归记》尽管大致完成了宗璞的总体构思，但也因宗璞的身体状况和写作方式而留下一些遗憾。《北归记》的语言更为简洁，有的句子相当口语化，有些不协调，可以看出宗璞口述的痕迹；有的用语太过平常，显示着宗璞由于健康原因力不从心，无法进行精雕细琢。小说中还有多处情节和细节的逻辑无法自洽，不太让人信服。碧初之死表现得不够真实：被诊断为癌症的结果，似乎对于孟家并没有造成特别重大的冲击——孟樾像是不食人间烟火，只是哭了一场，后面依旧去忙学校的事；嵋除了闲时照顾母亲，也照样正常地上课、游玩，心境没有太大的波动。关于碧初病逝后的描写，我也没有真切感受到孟家人对于妻丧、母丧的巨大悲痛。这让我联想起冰心写母亲病逝的散文《北归》，一句“从此我是无母的人了”感人至深，让我在十余年后的今天依然记忆犹新，清楚地记得当时受到的巨大感动和震撼。惠杬之死也有些突兀，似乎主要是服从作者表现正面人物爱国精神的需要；军警搜查时，到了“方壶”居然不进屋，只是问孟樾有没有学生来，听了答复后便信以为真地离开；军警到宿舍抓朱伟智，明明知道抓的人是学生，却能错抓年龄偏大的教师晏不来……这些情节都留下了宗璞艰难写作中无力进行充分修饰完善的痕迹。再者，也许是为了向父亲冯友兰致敬，表示对父亲哲学观念的认同，宗璞安排孟樾在与同事的谈话中赞赏“今人冯友兰”关于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观点。我认为冯友兰的这一侧面出场，也损害了明仑大学这一虚构场所在小说中的真实性。明仑大学本以西南联大为原型，作为虚构的大学，在前三卷中虽然很多教授也以联大教授为原型，但出于回避，极少提及真实的联大教授。而在《北归记》中，明仑大学的教授孟樾，却特意谈论西南联大的教授冯友兰，仿佛西南联大当时与明仑大学并存于昆明，这显然会破坏小说的真实感，让人一下子被迫跳出书外，意识到主要以冯友兰为原型的孟樾，确确实实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人物，从而消解了孟樾这个人物的风采和这番话语的力量。 当然，无论如何，宗璞老人能完成《野葫芦引》的创作，这本身就让人无比钦佩和崇敬。瑕不掩瑜，无可否认这是当代文学史上的一部厚重的优秀之作。当代文坛有了宗璞，有了《野葫芦引》，对于我们而言，是一种巨大的幸运，一种无上的荣光。对于《野葫芦引》的终于告竣和出版，作为十余年前就热爱宗璞作品的一位普通读者，我衷心地向宗璞老人表达我的祝贺和敬意，并且也衷心祝愿宗璞老人健康长寿，在将来还能有更多更新的作品问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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